过菊江亭
于谦
杖履逍遥五柳旁,
一辞独擅晋文章。
黄花本是无情物,
也共先生晚节香。
李少君:诗教与情教
发布时间: 2024/7/8 8:43:11 阅读:504次 分享到

【编者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不仅具有现代化内涵,也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做支撑。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行诗意表达,要求诗人们赓续中华文脉,接续民族传统,激活古典底蕴,在汲取古代诗歌精华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李少君老师认为,诗歌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教育、人文教育和伦理教育,诗歌能唤起情感的觉醒,同时赋予教化功能,“诗教”是“情教”最好的方式。古典诗歌以情感方式传导价值引领,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和伦理价值,在现代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从诗教开始培育有着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的一代又一代人,这样才能真正“美教化,移风俗”,倡导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现代精神,培育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中国人,兼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文明。

本文根据中国诗歌学会1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文明现代化的诗意表达”座谈会发言整理,转载自“中国诗歌学会”公众号,标题略有改动,特此感谢!

 

 

 

李少君

  

诗教与情教

 

文化传承发展,是当下讨论的热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是要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应该从中华民族古典文明和优秀传统中寻找启迪,比如“诗教”传统。

 

 

座谈会现场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诗教”传统,《礼记》记载:“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意思是到了一个国家看看他的教育,这个国家的人若是温柔敦厚,一看就知道这是“诗教”的结果。经过“诗教”的人就比较文明,可见“诗教”的教化作用不可小觑。所以,中国历代把“诗教”作为基本的启蒙教育方式。

《诗经》被孔子列在六经第一位置,他鼓励儿童从小就读诗,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以理解为近可以孝顺父母,遵循家族伦理,远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迩之事父,是一种自然情感,转化为家庭伦理。远之事君,则是价值引领,为国家民族做奉献。

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孔子为何提倡“诗教”,把诗歌作为基础和基本的教育方式。因为诗歌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教育、人文教育和伦理教育,诗歌能唤起情感的觉醒,同时赋予教化功能,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教导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做人处世,如何尊老爱幼,如何邻里和睦,如何相亲相爱。钱穆、林语堂等就特别强调诗歌的宗教功能。

儒家把《诗经》作为第一经典,是因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里,强调做人是最重要的,先学会做人。然后才是学习谋生的技艺。“君子之道”,是儒家全部学习修养的目的。

 

 

钱穆


 

林语堂

 

这一点,在现在看来越来越重要,多少高学历者出现心理问题价值问题,没有首先学会做人,接受高等教育还是会出大问题。

 

 

古典诗歌中的“情教”

 

情感教育本质是教育如何做人。现代大量的、无处不在的抑郁症,失去对生命意义的珍重,本质上都是情感危机造成的。

情爱的能力的匮乏和丧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我们过于关注自我,伸张个体的权利、个体的一切,忘了这个世界更需要学会和谐相处的方式。无论是人和人之间,还是人和自然、和世界之间。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一书中,认为当今时代越来越盛行的个人主义和自恋导致了爱欲之死,一个人只关注和肯定自己,因此无法对异己他者产生爱欲。“他者的消亡”成为普遍现象。韩炳哲认为指向他者的爱欲,才是倦怠社会忧郁症的最终解药。

韩炳哲称:“忧郁是种自恋型疾病,源于过度紧张且病态扭曲的自我参照。自恋性忧郁的主体往往被自己折磨耗损,精疲力竭。他没有世界可栖身,被他者抛弃。爱欲与忧郁截然相反。爱欲将主体从自我中拉出来,转移到他者身上;忧郁反而深陷于自己之中无法自拔。今日,功绩主体是自恋的,他的主要目标是追求成功。成功可使一个人透过他者证明自己。他者的他者性因此遭到剥夺,降级为这个自己的一面镜子。这种认可逻辑,让自恋的功绩主体更加深深纠缠在自我之中。结果成功反而引发了忧郁症,出现成功型忧郁症。忧郁的功绩主体潜入在自己之中,直至淹溺。然而,爱欲能够使人经历他者的他者性,带领人走出自恋地狱。爱欲启动了心甘情愿的自我牺牲与自我掏空。一种特殊的衰弱过程,掌握了爱的主体,但一股强大的感受却也接踵而来。不过,这股感受并非我们的自我成就,而是他者的馈赠。”

 

 

《爱欲之死》, [德] 韩炳哲 著
宋娀 译,中信出版社2019-3

 

尤其我们这个时代,还有AI时代,智能机器人的冲击。

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人会文字,文字可以描述、记录和储存人的情感、经验、记忆和智慧,传之后世,留存永久;人和AI的区别是人有情感,人本质上是情感的存在,情感是人之本质。在GPT时代,AI也会文字,语言是存在之家已经破灭。人是一个永远的情动者,这才是人之意义所在。

继语言学转向之后,情感转向尤其值得注意。

我们现在还需要情教,情感教育正在成为最重要的教育,它的最佳方式就是诗教。

诗歌里有着生活史,情感史,心灵史和精神史。诗教的本质就是情感教育。

诗以抒情为主。陈世骧先生考证,抒有编织、制作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形式、技巧、工艺,抒情,即是对情感的规划、设计与构建,简而言之,是赋予情感一定的形式,将情感形式化,就诗歌而言,当然就是指将情感文字化,以语言的形式表达情感。

王德威则称:“抒”情的抒字,不但有抒发、解散的含义,也可与传统“柕”字互训,因而带出编织、合成的意思。而后者,更被认为就是指诗歌的技艺性。

“诗缘情”的观点古已有之,屈原《九章》:“发愤以抒情”;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刘勰《文心雕龙》:“人禀七情,应物思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唐代孟启“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严羽《沧浪诗话》:“诗者,吟咏情性也”;王夫之《诗广传》:“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冯梦龙甚至有“情教”的说法,强调情为天地万物的本源。

在现代诗人那里,“诗为抒情的艺术”几乎是定论。郭沫若称:“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康白情:“主情为诗的特质”“诗是主情的文学”;郁达夫:“诗的实质,全在情感”;周作人:“抒情是诗的本分”;李长之:“诗的本质必须是情感的”;穆木天:“抒情诗,是一切诗歌的基本”;创造社成员郑伯奇更宣称:“诗的内容,就是情感,燃烧着的情感”。

吕正惠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有将感情本质化本体化的现象,“情”乃人生唯一真实。学者李泽厚提出“情本体”的概念,意思是情介于欲和理之间,恰恰是人之为人的证明。李泽厚认为:动物也有情有欲,但人有理性,可以将情分解、控制、组织和推动,也可以将之保存、转化、升华和超越。若以某种形式将之记录、表现、储存或归纳,就上升为了文学和艺术。因此,李泽厚对艺术如此定义:“艺术就是赋情感以形式”。艺术就是用某种形式将情感物化,使之可以传递,保存,流传。这,就是艺术的本源。艺术,其实就是“情感的形式”,或者说,“有形式的情感”,而诗,是最佳也最精粹的一种情感方式。所以,可以说“诗教”的本质其实就是“情教”。

明代冯梦龙提出过“情教”的观点,他在《情史》序言里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他还立意设“情教”,教诲诸众生。情之连绵相续,才有人类及文明的绵绵不绝,情是人之存在的证明,而诗,恰恰是对情的凝聚和结晶。“诗教”是“情教”最好的方式。

 

 

古典诗歌中的价值观

 

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其实就可以理解为诗教对一个人进行长期的熏陶效果。读诗写诗,无疑就是一种修炼,修心修身,不断提升超越自我。中国古典诗歌最推崇的是“境界”,强调诗之情趣与意境,有境界则自高格。境界,是指一个人的认识水平和精神层次。那些优秀的诗人和诗歌,都是有着高境界的。钱穆先生认为即使不写诗,只要读诗和认真领会,“自己心胸境界自会日进高明”,也能达到与诗人相当的境界,从而获得超越。读诗写诗,成为一种人生修养,孔子在《论语》里夸奖一个人时,常说“可与言诗者也”,而古代对美人的最高评价也是“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

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魅力无限,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诸多理念、智慧、气度、神韵都蕴涵在诗歌里。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古典诗歌强调情理结合,情景交融,寓情于理,诗歌里既显现着具体的情境和场景,也包含着人生经验和哲学思考,提供了美学形象和意义世界。

 

 

《诗圣杜甫》,吕正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8

 

李白的魅力,不仅仅他只是一个诗人,他还是一个道教徒,是道教美学代言人和形象大使;杜甫,则是儒家美学代言人和形象大使;王维,是佛教禅宗美学代言人和形象大使;苏东坡,则是融合儒释道,是集大成者,因为达到了传统文化顶峰。

林语堂称:在中国历史上,诗歌除了对于个人而言传递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外,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心、慰藉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可谓“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西方其实也有诗教,《荷马史诗》就包含西方基本价值和精神。

陈寅恪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他说《唐史》里许多想当然,错误甚多,时、地、人的关系混杂不清,难下结论。唐诗却是清楚地谈到时、地、人,谈到人的感情、关系,融成一气。故诗有史之意义。而史的意义,其实也是精神价值的传承。

很多形象化哲理性的诗歌,具有启迪意义,乃至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导,比如“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等等,这样的诗歌里,其实就包含了一种人生观、世界观,内化成为民族心灵深层的价值伦理、人生哲学和观念原则。

古典诗歌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这种内在价值和美学魅力,发扬光大必将利于千秋。

 

 

诗教与现代文明

 

诗歌里有着中华文明的DNA,包含着情感基因、伦理精神和价值指引。

《毛诗序》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之大用,于此可见。

如此强调诗歌的力量和作用,不能否认的是,诗歌形式的短小凝练,语言的生动形象,更容易被孩子们接受和传诵,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并因此对其人生产生深远影响。

这既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又是很好的一场人文教育课和情感美学课。

诗,这种以抒情为主的文体,这种本身源于情爱的语言,或许是引导超越、治愈疗伤的最佳方式,是现代人所最需要的。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9

 

陈世骧等人把“抒情性”视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质,诗歌是积淀情感、编织情感和保存情感的,情感可以安慰人心,孵化人伦,最终构建生活意义,以情感为元素的古典诗歌,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

而这些自古以来的诗歌的可贵品质,最值得当代新诗借鉴和学习。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小说家、散文家称之为“家”,而诗人称之为“人”,在这里我可以回答了。诗如其人。诗教人做人,诗与人的关系更密切。文学是人学,小说家告诉你的是故事和典范,当然也包含人之情感价值,但诗歌更直接。

诗是人之情感和精神的浓缩提炼和升华,也最能唤醒人之自我主体意识。所以,诗教,有益于确立人之主体性、培育人之独特性和丰富性,给人以情感伦理和精神教化,也传递人之情感精神价值。

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从新诗革命开始,并由此开启现代性。蔡元培呼吁“以美育代宗教”,鲁迅主张以诗歌激发意志精神,改造人心,达到“立人”的目的,这些观点,与中国传统“诗教”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也应该从诗歌建设开始,从诗教开始培育有着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的一代又一代人,这样才能真正“美教化,移风俗”,倡导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现代精神,培育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中国人,逐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本文转载自“中国诗歌学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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