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代表作之一，甚至可以说乃第一代表作，其创作、传播经历颇具传奇色彩，流传甚广，而阐释解读者无不为其宏伟气象所折服。然笔者联系此词创作时间、地点、背景，以及创作地风俗文化，特别是作者本人的自述、自注，认为此词最初含义其实是对于群众文化、群众艺术的赞颂，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先声。
1936年2月下旬，毛泽东率渡河不久的东征红军至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留村，天降大雪，黄河封冻，一片茫茫。诗人出门西眺，自山西回望向所从来的陕北。秦晋两省，一衣带水，大河为系、长城为护，同为中华文明之重要发祥地与民族解放之重要依托。在此情景下，经典词句应和天地苍茫，奔涌而出。
毛泽东最早的诗作《儿歌·观舞狮》创作于1902年，最后的作品《忆秦娥·悼念周恩来同志》写于1976年，时间跨度达74年，然总共仅存130首，且有不少残篇，如著名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仅存两句。因此，毛泽东不是高产的诗人，唯诗兴遄飞之际，方有佳句。而其诗词中表现最多者，一为祖国之大好河山，二为重要之事件，三为人民群众。《沁园春·雪》正是这三者的和谐统一。
红军到达陕北后，面对陕北地区地贫人少、生存艰难的现实，中共中央作出“打通抗日交通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的战略决策，向北部的绥远、黄河东岸的山西发展，红军东征，就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落实。1936年2月，红军强渡黄河，开始东征，其后某日，见雪，遂作此词。
词上阕写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由此可回溯一个问题，红军东征过河，是从冰面上走过的，还是乘木船等工具渡过的？众所周知，黄河冬季要上冻，初春开化，形成著名的凌汛，大冰浮河，对航运危害巨大。据此推断，东征红军更大可能是从封冻的冰面过河的。如此，不仅人员过河方便，车辆、骡马、轻重武器装备等更是迅捷。而且，在冰面上回击对面阎锡山军河防部队更有效力。因此，虽写词之时，先见雪而后望冰，然过河已得冰之利，故“冰封”前句，“雪飘”后句。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长城内外，当然不可能望见，然毛泽东诗词，常用宇宙视角。如《沁园春·长沙》：“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再如《贺新郎·别友》：“恰似昆仑崩绝壁，又好似台风扫寰宇。”《七律·送瘟神》：“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种由上而下的视角，突破了李白、苏轼、辛弃疾的樊篱，是对中华诗词艺术的独特贡献，也显示出作者的伟人气象。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大河当然指黄河，“滔滔”并非指奔流的河水，而指蜿蜒曲折的黄河十八弯。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水借山势，亦塑山型，形成了晋陕大峡谷。峡谷之中，河湾既多且奇。与石楼县相邻之永和县，同样是红军东征的重要登陆地，有号称“天下黄河第一湾”的乾坤湾。天地都笼罩在鹅毛大雪之中，如此，则“滔滔”与“莽莽”意相近，俱描绘混沌苍茫之景象也。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其山为何？其原为何？是理解词意之关键。作者原注“原，指秦晋高原”，山西、陕西的黄土高原，并没有太高山脉，所有的，是被黄河切割而成、大势东西相对的原。有的地方，如乾坤湾成S型，陕西延长县部分，被黄河S形包围在内，从山西方向看去，前小后大，下大上小，浑圆如象矣。由此可知，“原驰蜡象”意指原野苍茫，如白象奔驰。原本来不动，落雪动之，然若以雪为参照物，则原动之，蜡象奔驰也。那么，“山舞银蛇”如何解释？毛泽东所处之地，本看不到山岭、丘陵，何况“惟余莽莽”之时，怎么可能观察到细而长的“银蛇”？此处，银蛇指代黄河。冰河自山峡曲折而过，白雪覆盖，宛若银蛇。“惟余莽莽”之际，“银蛇”如何可见？人不能见，山则可见啊。“山舞银蛇”，蛇仿佛被山舞动了。在雪的参照下，山、原都灵动起来，并且山带动谷底之河一起舞动。诗人于此构建似静实动、似动实静、动静相宜相生的美妙状态，而这一状态的根本动因则在于雪，词单名“雪”，甚相符合，含义深远。
以俯视之宇宙视角，随着笼罩天地的大雪一览千里、万里、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山、原、河之北国风光后，突然生出奇句“欲与天公试比高”，至此句，第一层意思完整表达。就字面意思，雪自天而降，连接天地、山峦、河流，“天地一笼统”，然根本上却另有深意。其意，即毛泽东和红军，立志“将天捅个窟窿”，打碎阎锡山、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这些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以往不敢惹的“老天爷”“天公”。实事求是地讲，创作此词时，东征开始仅几天，且连打胜仗，作为统帅和战略家，毛泽东对东征前景的估计颇为乐观。此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理想高远、气象宏阔。
历来解读，“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歧义殊多。通常以为，乃阳光与雪，一红一白，“红妆素裹”，然北方冬日之阳光，冷冷清清，难成“红妆”，且阳光盖雪地，“素装红裹”或可，断无“红妆素裹”之理。如此不通，必有他意。
查1936年日历，斯年春节为1月24日，较早。即使如此，2月下旬，正月刚过，农时未开，仍在年节氛围之中。北方习俗，春节喜红，挂红灯笼、舞红狮子、耍红纸龙、女子穿红衣服……1936年春节，是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将士长征后过的第一个春节，虽征尘未洗又要恶战，然毕竟跳出国民党军数年围剿，生存仍难，然已无大险，是比较安定的。因此，“红妆”应指山西、陕西春节期间装着红色衣服的女子。“红妆”在中国古代为女子鲜艳服饰的常用代称，如《木兰辞》“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李白《清平调》“可怜飞燕依红妆”等。毛泽东诗《为女民兵题照》有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红装”应为“红妆”，改“妆”为“装”，应为与“武装”相呼应。
由此，“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方逻辑恰通。全句意为：待到天晴，犹如穿着红色彩衣的女子出来，与白雪相映，格外美丽。由景及人，由远及今，由俯视而为平视，自宏阔苍茫之景，转而为生动鲜活之人。由景及人的写法，在《沁园春·长沙》中也用过，从“问苍茫大地”到“携来百侣曾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神奇的自然景物与充满活力的人民相统一，才是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江山。如此，才可全面理解“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深远意义，折腰，不仅向“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自然景象折腰，更向“分外妖娆”之普通百姓折腰，如此，方可称英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
历来争论殊多者，无疑当属此词下阕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带有批评意味的评论。但联系创作之时代背景，许多解释属于引申，甚至想象。1936年初，红一方面军刚完成长征，在陕北落脚，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四方面军还在“向北向南”徘徊，离三大主力会师尚有8个多月时间。作为红军领导人的毛泽东，考虑最多的是生存问题，东征的根本目的，就是拓展生存空间。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都真心希望和平，并设想在淮安建“副总统府”，方便到南京开会。由此可知，毛泽东品评帝王，必另有原因。
毛泽东品评的五位帝王，有一个共同特点，建都俱在黄河岸边，本质上，《沁园春·雪》是写给黄河的颂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反驳黄河百害而无一利的传统认识，说：“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便只见洪水，不见河流！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渡黄河去山西，船至中流，尚有凌冰，他充满深情地说：“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沁园春·雪》就是站在高处看黄河，正如《沁园春·长沙》站在高处看湘江一样。
因此，全词上下阕是围绕黄河、黄河边的人展开的。与帝王相对者，便是普通百姓，即“红妆素裹，分外妖娆”的山西、陕西黄河边的居民。晋陕过大年风俗，穿红衣、舞龙、舞狮、闹社火，唱秧歌是重要内容。我个人一直认为，“羊歌”更准确。放羊寂寞，山野多狼，还产生恐惧，唱歌可壮胆、解忧、交流。北方旱作农业，不插秧，方言发音也是“羊歌”而非“秧歌”。之所以定名“秧歌”，应该是阮章竞等从南方到北方的文艺工作者采集民歌时的误记。“秧歌”就是山陕两省民歌的统称，春节期间闹社火唱的秧歌，多是现编词，与秧歌队到访的地方、人家、情景关系密切，生动活泼，极富生活气息。红军东征开始阶段非常顺利，接连取胜，当地百姓也会敲锣打鼓、唱着秧歌来迎接。因此，“分外妖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衣着，二是所唱的秧歌。
毛泽东的第一首诗全文仅四句：“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它就是用民歌的形式表现春节期间群众生活的，奠定了毛泽东对春节群众文化活动的认识。后来进行社会调查时，毛泽东非常注重收集民歌，发挥其可以“兴观群怨”的作用。创作《沁园春·雪》，也在春节期间，勾起时隔34年的回忆。词下阕并非批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文治武功、定国安邦的大事业，而聚焦于“文采”“风骚”，即诗文创作、艺术成就。而使从秦到元的统治者“略输”“稍逊”的，正是生动、鲜活、清新、雄健的群众艺术，包括秧歌、社火等年节庆祝活动。将封建社会的文学艺术与老百姓的文艺相比较后，毛泽东得出结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作者自注“后三句指无产阶段”，具体而言，就是舞着狮与龙、唱着秧歌道情、踩着高跷、扮着戏曲人物的普通百姓和他们的艺术——这才是真正的妖娆、风流。
毛泽东对民间艺术的重视，根本上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他本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领袖的政治属性决定的。这一文艺思想的萌芽，2年后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提出“文学的民族形式”，要求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4年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6年后系统化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催生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向人民学习、表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带有民间艺术形式和浓厚生活气息的文学。
毛泽东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与提倡一以贯之。建国初期的戏曲改革，就是要将戏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改为以人民群众为主要表现对象。1958年春，成都会议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讲到中国新诗的发展，指出其基础“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沁园春·雪》正符合这一标准，虽用古典词牌，然热情地给予民歌以至高地位。由此回证，之所以用“略输”“稍逊”，就是“第一条”和“第二条”的区别。按此指示，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兴起了“新民歌运动”。虽然声势浩大而佳作寥寥，然客观上激发了普通群众的创作热情，去除了不识字或文化较低的人对于文学的神秘感，对于增强群众的文化自信有显著促进作用。
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了《沁园春·雪》，一时震动山城，震惊中国文坛、政坛。发表之前，柳亚子先睹为快，且有和，10月21日题跋，有言“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从“讳莫如深”到公开发表，其间相差24天，距离毛泽东离渝已1月又3天。其时，重庆谈判、上党战役俱已结束，国内和平曙光初现。毛泽东发表此词，选择的是“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新民报》，而非中共之《新华日报》，其意乃在表达对当时形势的乐观与期待。可惜国民党方面未解真意，反而如临大敌，召集文人欲争高下，要遮蔽毛泽东的“类似帝王口吻”，其实凿枘不合，辜负了作者好意，究其根源，还在立场、感情、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