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羊成
郭羊成 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诗人。原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兼诗教委员会主任、河北省诗词协会会长。任多所高等院校研究生导师、特聘教授。出版《郭羊成诗集》等多部著作。
中国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自《诗经》《楚辞》以降，虽数经变迁，但在文学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诗歌，都曾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过自己的辉煌，为后世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经典作品，涌现出了屈原、李白、苏轼等一些天才诗人。但在众多著名诗人中，为什么只有杜甫的诗歌被后世称为“诗史”，并被冠以“现实主义”的杰作，而且随着时代演进，其熠熠闪烁的光辉不仅没有被历史磨蚀掉，反而越来越为后世所肯定和喜爱。对此，我们从以下四方面加以分析。
一、特殊的家族背景熏陶影响，孕育了杜甫爱国爱民的现实主义精神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谈到“文以载道”时说：“文艺到了最高的境界……对于人生世相必有深广的观照与彻底的了解……对于人世悲欢好丑必有平等的真挚的同情。”依此观点，我们不妨了解一下杜甫家族历史对杜甫思想上的影响、世界观的形成、精神人格的塑造等，有着怎样深远的影响。
杜甫是魏晋时期名将杜预（222年－285年）的第十三代孙。杜预是三国后期辅佐司马炎灭掉东吴的历史功臣，因其多才善战，人称“杜武库”，其后世子孙无不为此骄傲自豪。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唐初五言律诗的奠定者，杜甫以“吾祖诗冠古”而自傲，并告诫自己的儿子“诗是吾家事”。父亲杜闲，唐玄宗时期为朝议大夫，官至五品。由此可见，杜甫家族以儒学为传承的源远流长，他的天赋得益于诗书世家的背景，奉儒守官、热衷仕进、追求功名这些家族遗传因子在杜甫的幼年，就已经流淌在了他的血液里。
从杜甫的一生来看，虽政治上失意，两次科考落榜，只做过一些闲散小吏，几乎一生都生活困顿，但其始终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辗转流徙。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为不断腐朽的吏治、国家的破败和人民的疾苦，不知疲倦地发出无数的呼救之声。早在33岁时，他就发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美好的期盼，在那个时代，虽然他的声音显得太微弱了，但其现实主义的诗文却声如洪钟大吕，时时警醒着世人。他一生都坚守着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始终保持着既忠君又爱国爱民的高度政治热情，直到生命的后期，他还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善良愿望。
我们将杜甫与同时代的李白相比，则能更清楚地看到杜甫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其作品被誉为诗史与他的家族背景及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必然性。李白的浪漫与激情，可以说是盛唐人性与个性充分表达最突出的代表，其狂放不羁，崇奉道家，常以道家虚无主义思想来回避、否定现实以获取精神上的解脱或安慰，由此形成了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情。
同样，我们将略晚于杜甫的同时代另一著名诗人白居易与杜甫相比，白居易虽写出了大量能代民立言的讽喻诗，但晚年命运不济时，还是写了许多闲适诗歌。与杜甫不同，白居易晚年坚守的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以此作为自己热情减退的依据而自我安慰。与之相反，杜甫曾在诗里将自己比作葵藿：“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也曾表现出“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强烈的爱憎。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杜甫坚守的思想高度要高于白居易。
我们再将几百年后的苏轼与杜甫作一比照，就更加清楚地看到，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是多么难能可贵。在政治上，苏轼同杜甫一样，一生坎坷，但由于苏轼在奉儒致仕的同时也游弋徘徊于佛道两家，能够向内寻求生活的激情，反倒激发出了无限的生机，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苏轼赞杜甫“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意即古今诗人非常多了，杜甫可以称第一，难道不是因为他颠沛流离忍饥受寒，终身不被重用，却时刻都不曾忘记报效君王吗。由此可见，杜甫始终忧国忧民，一片赤诚，其诗词创作也始终以此为主导。
同以上三位著名诗人相比，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杜甫，正如诗人冯至所说“是一个正直的诗人在封建社会里必然的悲剧。”但我们认为杜甫是悲剧中的圣人，他的精神向度是与其家族儒家教育传统代代影响分不开的。
二、严酷悲惨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生活，催生了杜甫诗歌密切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
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社会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唐玄宗已做了三十多年皇帝，长久的太平盛世已经麻痹了他早年的励精图治精神，把一切政务都交给奸相李林甫，后又重用奸相杨国忠把持朝政，致使发生了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至肃宗、代宗时期，唐朝已是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人民生活极度痛苦，国家已岌岌可危。这惨烈的社会现实使忧国忧民的杜甫产生强烈的思想震颤。《兵车行》是杜甫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之一，诗中“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其批判对象直指玄宗君臣不顾人民死活，一味在边疆发动战争；《前出塞》中则直截了当质问朝廷“君己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即各国自有自己的疆土，大唐疆土富有，无端打扰邻国有什么道理呢？不要无尽无休，不要贪婪过甚，明确指出这一寸寸的土地都是用人民的生命财产换来的，这种侵略战争得到的只是土地的荒芜、人民的痛苦，播下的是民族间仇恨的种子。在安史之乱即将爆发之际，杜甫深刻地意识到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已达到极点，社会矛盾尖锐对立，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吟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鞭笞了两极分化的残酷社会现实，充满了对人民痛苦生活的同情，也给日趋腐败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再如，杜甫著名的《三吏》之《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字字泣血地控诉了统治者的残暴，写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也写出了杜甫对人民充满的无限同情和怜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杜甫在高声吟哦这些模糊双眼、读之心碎的诗句时，自己的生活也正颠沛流离，饔飧不继，他的小儿子竟活活饿死。
难能可贵的是，杜甫的现实主义始终是清醒的、理智的，并不是一味的反对战争。请看下面两首诗，可知杜甫对不同战争截然不同的态度。天宝四年，安禄山起兵反唐，先后占领了洛阳，攻入潼关，唐玄宗逃往四川。此时杜甫滞留长安，目睹长安满目肃杀，写下名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正是杜甫对不义之战的无情谴责和揭露。但当他得知唐军在安史之乱中取得胜利时，又写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可见，对正义战争杜甫是“喜欲狂”，是“须纵酒”，期盼“好还乡”。由此，我们看到杜甫的爱憎是分明的，对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是有严格区分的，他的现实主义是清醒的。正是这两种激烈的思想冲突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使杜甫一直坚定地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并贯彻到底、至死不渝。杜甫的这种创作原则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中是少见的。
三、洞明现实，充满激情的政治信念，造就了杜诗忧国忧民又积极向上的现实主义精神
杜甫给每一个喜欢他的诗歌的读者都留下了这样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杜诗写战乱，写家亡，写帝王的腐朽奢侈，写百姓的流离失所和痛苦生活，常常是以哭当歌，以悲当哭，但是几乎所有喜欢杜诗的文人骚客及平民百姓，读之后并没有悲从中来，而是从中不断汲取力量和信心，树立信念和希望。在杜诗中，我们不仅发现了瑰丽的诗句、严谨的格律形式与和谐声韵，更重要的是其忧国忧民政治品格、真挚的人文情怀、卓尔不群的高标人格，也在时时鞭策着我们不畏权贵、不畏群言、不欺自心。因此，杜诗格调始终是高昂的，对现实的批判是贯彻始终的。
翻开杜甫的诗，其内容上不仅有反映时代巨大变迁的政治事件，也有描绘壮丽山河的自然景色。有人说，读杜诗，就像读“史记”，既宏观又微观，真切而富有形象。其早期作品《望岳》和晚期作品《登岳阳楼》，前者写泰山矗立齐鲁大地，诗人饱览祖国河山，一览众山小；后者“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诗人面对的是浩浩汤汤的洞庭湖将吴楚疆界一水分开的壮阔。再看他在草堂生活稍微安顿时，写出了“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和“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给读者带来了惬意适然、风景宜人的生活画面。这些描绘祖国壮丽河山、描绘田园小景的诗句，都激发了我们关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
杜甫的乐观主义精神，还表现在这样一类诗中，即在感叹中有激情，在沉痛中有振奋。如在《登高》一诗中，他一面叹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时，一面又感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旅夜书怀》中，当他感慨于“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时，又在诗中显现出了“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开阔胸襟。以这种心境写诗，以这种气魄看待社会和人生，自然会激起读者乐观向上、追求正义的感奋。
更有一类是杜甫的劝谏诗，则更能显示出他的乐观精神和“穷年忧黎元”的人文情怀。他不止一次在诗中对朝廷进谏劝勉，关键时刻给予当权者以警醒，即使自己已穷困潦倒，对一些有职位的朋友，仍善意地提出忠告“临危莫爱身”“早据要路思捐躯”，劝朋友为国为民要不惜自身得失和安危，甚至不惜捐躯献身，他的殷殷之情、耿耿忠心溢于言表。须知，这样的感叹是在杜甫生活极端困顿、国家极度艰危、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发出的，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忧国忧民之深情，有这样博大的胸怀和抱负，有这样高尚的人格精神，所以后人读杜诗并不会感到沉闷压抑，反而会受到杜甫的精神感染和莫大的鼓舞，从而在读杜诗中汲取力量，鼓起生活的信心。
四、继承传统，融汇古今，不断追求诗歌的现实主义新境界
中国诗歌的传统是什么？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和孟子的“知人论世”便成为后代文学鉴赏者和文学批评家的准绳，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东汉建安时期。尽管南北朝之后一直到初唐，中间三百余年曾有过忽视现实、游心物外的玄理诗以及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山水诗，但自唐代尤其是杜甫的出现，那种以自然代替社会，形式胜于内容的现象即得以扭转。“兴观群怨”“知人论世”的传统又重新得以发展兴盛。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甫是中国诗歌优良传统最突出最伟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也正是由于他对艺术的精益求精和锲而不舍的态度，凭着他丰富的阅历和始终如一的政治热情，在艺术造诣上达到了“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站到了中国诗歌的最高峰。
杜甫一生关心政治，一生凝练诗篇。但对诗，他第一要求是稳，词句表达要恰当；第二是具有冲击力，出语惊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对自己诗作的严格要求，他不自恃诗才，常常“新诗改罢自长吟”。杜诗一反流行三百余年的传统山水诗和哲理诗，把抒情与叙事、景与物、理想与社会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复兴了中国诗歌本来的“兴观群怨”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这是杜甫对中国诗歌的巨大贡献。这里仅举其两篇杰作为例：一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二是《北征》。在这两首长篇叙事诗里，杜甫有叙事，有抒情，有说理，有对自然景物的观察，更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并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个人际遇、家庭不幸及个人内心的冲突交织在一起，纵横驰骋，亦即诗评家说的情与景遇而情愈深，景与情合则景更新，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度融合。
文章乃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立言要不朽，能口口相传。杜甫将“诗成觉有神”“诗应有神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自己写诗的圭臬，牢记于心，长期生活在人民中间，能够大量采用、提炼人民大众的语言，他的诗才有那么多新奇的变化，这也是杜诗的灵魂。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勇于创新的艺术探索精神和千锤百炼的艺术实践，心系苍生、胸怀国事的赤诚情怀，令杜甫矗立于中国长盛不衰的诗坛，这应该也是后人称杜甫为“诗圣”的真正缘由。
转载自《燕赵诗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