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蚕丝
佚名
春蚕不应老,
昼夜常怀丝。
何惜微躯尽,
缠绵自有时。
郭羊成:浅议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向度
发布时间: 2024/4/2 11:03:05 阅读:820次 分享到




郭羊成


郭羊成 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诗人。原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兼诗教委员会主任、河北省诗词协会会长。任多所高等院校研究生导师、特聘教授。出版《郭羊成诗集》等多部著作。


中国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自《诗经》《楚辞》以降,虽数经变迁,但在文学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诗歌,都曾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过自己的辉煌,为后世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经典作品,涌现出了屈原、李白、苏轼等一些天才诗人。但在众多著名诗人中,为什么只有杜甫的诗歌被后世称为“诗史”,并被冠以“现实主义”的杰作,而且随着时代演进,其熠熠闪烁的光辉不仅没有被历史磨蚀掉,反而越来越为后世所肯定和喜爱。对此,我们从以下四方面加以分析。

一、特殊的家族背景熏陶影响,孕育了杜甫爱国爱民的现实主义精神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谈到“文以载道”时说:“文艺到了最高的境界……对于人生世相必有深广的观照与彻底的了解……对于人世悲欢好丑必有平等的真挚的同情。”依此观点,我们不妨了解一下杜甫家族历史对杜甫思想上的影响、世界观的形成、精神人格的塑造等,有着怎样深远的影响。

杜甫是魏晋时期名将杜预(222年-285年)的第十三代孙。杜预是三国后期辅佐司马炎灭掉东吴的历史功臣,因其多才善战,人称“杜武库”,其后世子孙无不为此骄傲自豪。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唐初五言律诗的奠定者,杜甫以“吾祖诗冠古”而自傲,并告诫自己的儿子“诗是吾家事”。父亲杜闲,唐玄宗时期为朝议大夫,官至五品。由此可见,杜甫家族以儒学为传承的源远流长,他的天赋得益于诗书世家的背景,奉儒守官、热衷仕进、追求功名这些家族遗传因子在杜甫的幼年,就已经流淌在了他的血液里。

从杜甫的一生来看,虽政治上失意,两次科考落榜,只做过一些闲散小吏,几乎一生都生活困顿,但其始终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辗转流徙。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为不断腐朽的吏治、国家的破败和人民的疾苦,不知疲倦地发出无数的呼救之声。早在33岁时,他就发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美好的期盼,在那个时代,虽然他的声音显得太微弱了,但其现实主义的诗文却声如洪钟大吕,时时警醒着世人。他一生都坚守着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始终保持着既忠君又爱国爱民的高度政治热情,直到生命的后期,他还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善良愿望。

我们将杜甫与同时代的李白相比,则能更清楚地看到杜甫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其作品被誉为诗史与他的家族背景及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必然性。李白的浪漫与激情,可以说是盛唐人性与个性充分表达最突出的代表,其狂放不羁,崇奉道家,常以道家虚无主义思想来回避、否定现实以获取精神上的解脱或安慰,由此形成了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情。

同样,我们将略晚于杜甫的同时代另一著名诗人白居易与杜甫相比,白居易虽写出了大量能代民立言的讽喻诗,但晚年命运不济时,还是写了许多闲适诗歌。与杜甫不同,白居易晚年坚守的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以此作为自己热情减退的依据而自我安慰。与之相反,杜甫曾在诗里将自己比作葵藿:“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也曾表现出“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强烈的爱憎。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杜甫坚守的思想高度要高于白居易。

我们再将几百年后的苏轼与杜甫作一比照,就更加清楚地看到,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是多么难能可贵。在政治上,苏轼同杜甫一样,一生坎坷,但由于苏轼在奉儒致仕的同时也游弋徘徊于佛道两家,能够向内寻求生活的激情,反倒激发出了无限的生机,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苏轼赞杜甫“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意即古今诗人非常多了,杜甫可以称第一,难道不是因为他颠沛流离忍饥受寒,终身不被重用,却时刻都不曾忘记报效君王吗。由此可见,杜甫始终忧国忧民,一片赤诚,其诗词创作也始终以此为主导。

同以上三位著名诗人相比,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杜甫,正如诗人冯至所说“是一个正直的诗人在封建社会里必然的悲剧。”但我们认为杜甫是悲剧中的圣人,他的精神向度是与其家族儒家教育传统代代影响分不开的。

二、严酷悲惨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生活,催生了杜甫诗歌密切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

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社会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唐玄宗已做了三十多年皇帝,长久的太平盛世已经麻痹了他早年的励精图治精神,把一切政务都交给奸相李林甫,后又重用奸相杨国忠把持朝政,致使发生了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至肃宗、代宗时期,唐朝已是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人民生活极度痛苦,国家已岌岌可危。这惨烈的社会现实使忧国忧民的杜甫产生强烈的思想震颤。《兵车行》是杜甫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之一,诗中“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其批判对象直指玄宗君臣不顾人民死活,一味在边疆发动战争;《前出塞》中则直截了当质问朝廷“君己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即各国自有自己的疆土,大唐疆土富有,无端打扰邻国有什么道理呢?不要无尽无休,不要贪婪过甚,明确指出这一寸寸的土地都是用人民的生命财产换来的,这种侵略战争得到的只是土地的荒芜、人民的痛苦,播下的是民族间仇恨的种子。在安史之乱即将爆发之际,杜甫深刻地意识到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已达到极点,社会矛盾尖锐对立,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吟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鞭笞了两极分化的残酷社会现实,充满了对人民痛苦生活的同情,也给日趋腐败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再如,杜甫著名的《三吏》之《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字字泣血地控诉了统治者的残暴,写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也写出了杜甫对人民充满的无限同情和怜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杜甫在高声吟哦这些模糊双眼、读之心碎的诗句时,自己的生活也正颠沛流离,饔飧不继,他的小儿子竟活活饿死。

难能可贵的是,杜甫的现实主义始终是清醒的、理智的,并不是一味的反对战争。请看下面两首诗,可知杜甫对不同战争截然不同的态度。天宝四年,安禄山起兵反唐,先后占领了洛阳,攻入潼关,唐玄宗逃往四川。此时杜甫滞留长安,目睹长安满目肃杀,写下名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正是杜甫对不义之战的无情谴责和揭露。但当他得知唐军在安史之乱中取得胜利时,又写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可见,对正义战争杜甫是“喜欲狂”,是“须纵酒”,期盼“好还乡”。由此,我们看到杜甫的爱憎是分明的,对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是有严格区分的,他的现实主义是清醒的。正是这两种激烈的思想冲突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使杜甫一直坚定地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并贯彻到底、至死不渝。杜甫的这种创作原则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中是少见的。

三、洞明现实,充满激情的政治信念,造就了杜诗忧国忧民又积极向上的现实主义精神

杜甫给每一个喜欢他的诗歌的读者都留下了这样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杜诗写战乱,写家亡,写帝王的腐朽奢侈,写百姓的流离失所和痛苦生活,常常是以哭当歌,以悲当哭,但是几乎所有喜欢杜诗的文人骚客及平民百姓,读之后并没有悲从中来,而是从中不断汲取力量和信心,树立信念和希望。在杜诗中,我们不仅发现了瑰丽的诗句、严谨的格律形式与和谐声韵,更重要的是其忧国忧民政治品格、真挚的人文情怀、卓尔不群的高标人格,也在时时鞭策着我们不畏权贵、不畏群言、不欺自心。因此,杜诗格调始终是高昂的,对现实的批判是贯彻始终的。

翻开杜甫的诗,其内容上不仅有反映时代巨大变迁的政治事件,也有描绘壮丽山河的自然景色。有人说,读杜诗,就像读“史记”,既宏观又微观,真切而富有形象。其早期作品《望岳》和晚期作品《登岳阳楼》,前者写泰山矗立齐鲁大地,诗人饱览祖国河山,一览众山小;后者“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诗人面对的是浩浩汤汤的洞庭湖将吴楚疆界一水分开的壮阔。再看他在草堂生活稍微安顿时,写出了“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和“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给读者带来了惬意适然、风景宜人的生活画面。这些描绘祖国壮丽河山、描绘田园小景的诗句,都激发了我们关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

杜甫的乐观主义精神,还表现在这样一类诗中,即在感叹中有激情,在沉痛中有振奋。如在《登高》一诗中,他一面叹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时,一面又感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旅夜书怀》中,当他感慨于“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时,又在诗中显现出了“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开阔胸襟。以这种心境写诗,以这种气魄看待社会和人生,自然会激起读者乐观向上、追求正义的感奋。

更有一类是杜甫的劝谏诗,则更能显示出他的乐观精神和“穷年忧黎元”的人文情怀。他不止一次在诗中对朝廷进谏劝勉,关键时刻给予当权者以警醒,即使自己已穷困潦倒,对一些有职位的朋友,仍善意地提出忠告“临危莫爱身”“早据要路思捐躯”,劝朋友为国为民要不惜自身得失和安危,甚至不惜捐躯献身,他的殷殷之情、耿耿忠心溢于言表。须知,这样的感叹是在杜甫生活极端困顿、国家极度艰危、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发出的,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忧国忧民之深情,有这样博大的胸怀和抱负,有这样高尚的人格精神,所以后人读杜诗并不会感到沉闷压抑,反而会受到杜甫的精神感染和莫大的鼓舞,从而在读杜诗中汲取力量,鼓起生活的信心。

四、继承传统,融汇古今,不断追求诗歌的现实主义新境界

中国诗歌的传统是什么?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和孟子的“知人论世”便成为后代文学鉴赏者和文学批评家的准绳,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东汉建安时期。尽管南北朝之后一直到初唐,中间三百余年曾有过忽视现实、游心物外的玄理诗以及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山水诗,但自唐代尤其是杜甫的出现,那种以自然代替社会,形式胜于内容的现象即得以扭转。“兴观群怨”“知人论世”的传统又重新得以发展兴盛。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甫是中国诗歌优良传统最突出最伟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也正是由于他对艺术的精益求精和锲而不舍的态度,凭着他丰富的阅历和始终如一的政治热情,在艺术造诣上达到了“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站到了中国诗歌的最高峰。

杜甫一生关心政治,一生凝练诗篇。但对诗,他第一要求是稳,词句表达要恰当;第二是具有冲击力,出语惊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对自己诗作的严格要求,他不自恃诗才,常常“新诗改罢自长吟”。杜诗一反流行三百余年的传统山水诗和哲理诗,把抒情与叙事、景与物、理想与社会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复兴了中国诗歌本来的“兴观群怨”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这是杜甫对中国诗歌的巨大贡献。这里仅举其两篇杰作为例:一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二是《北征》。在这两首长篇叙事诗里,杜甫有叙事,有抒情,有说理,有对自然景物的观察,更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并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个人际遇、家庭不幸及个人内心的冲突交织在一起,纵横驰骋,亦即诗评家说的情与景遇而情愈深,景与情合则景更新,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度融合。

文章乃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立言要不朽,能口口相传。杜甫将“诗成觉有神”“诗应有神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自己写诗的圭臬,牢记于心,长期生活在人民中间,能够大量采用、提炼人民大众的语言,他的诗才有那么多新奇的变化,这也是杜诗的灵魂。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勇于创新的艺术探索精神和千锤百炼的艺术实践,心系苍生、胸怀国事的赤诚情怀,令杜甫矗立于中国长盛不衰的诗坛,这应该也是后人称杜甫为“诗圣”的真正缘由。


转载自《燕赵诗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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