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毛泽东没有专门写过诗论文章，但研究者们精心收集资料，发掘整理出一些关于毛泽东论诗的论文，可供我们参考。《中华诗词》2023年第6期发表了梅岱同志撰写的《毛泽东的诗词观》，为我们学习、研究和运用毛泽东的诗词观提供了更加系统深入的参考文献。
毛泽东诗论有两个特别之处：第一，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诗和论诗。第二，他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因而有着更强的说服力。毛泽东的诗词观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一）格律诗“要发展，要改革”，“不断地推陈出新”。毛泽东说：“因为它从《诗经》以来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至今还有人喜欢”，“凡是对人民有好处的东西，人民不会打倒它的”。在毛泽东看来，格律诗的“格”与“律”不能任意打破，它们是历史的产物，是约定俗成的，不能任意打破，否则就成了顺口溜。他还说：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而且，毛泽东不赞成把格律诗叫“旧诗”，认为把诗分成新、旧，是不科学的。把从外国引进的诗，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叫‘新诗’，都是死人的，何‘新’之有？……把格律诗叫‘旧诗’，含有贬义。就我个人兴趣说，我则偏爱格律诗”。但格律诗要发展，要改革。他肯定鲁迅杂文入诗。他提倡诗词语言大众化，他提倡写重大题材，等等。
（二）诗词“要写重大题材”。什么是重大题材？就是革命题材、人民生活。毛泽东强调写重大题材是“诗歌的革命任务”。毛泽东诗词始终聚焦中国革命和建设，几乎全部是重大题材。梅岱评论道：作为文学艺术的诗词，能不能投入社会生活的大潮流，能不能登上民族艺术的大舞台，能不能融入时代进步的主旋律，决定了其地位和价值。
（三）诗人要做人民的代言人。这是毛泽东诗词观中最具根本性的思想。早在1939年，他就指出：“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他以人民为标准评价李白、杜甫、鲁迅。他说李白“为中国人民写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诗篇。”他说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这么看重鲁迅？就是要为中国文艺工作者树立一个榜样：做人民大众的牛，为人民大众写诗。“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诗词不是曲高和寡的精英文化、贵族文化，是属于人民的大众文化，理所应当为人民放歌抒情。
（四）“诗言志”。1945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轰动重庆山城，诗人徐迟请教如何写诗，毛泽东在徐的小本子上写下“诗言志”三个字。“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被学者认为是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毛泽东的诗论中，“志”和“气”是统一的、分不开的，有“志”而不能达，则“气”生。他借司马迁话说，《诗》三百篇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然后他引申开来解释道，“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毛泽东说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是其“穷愁潦倒，忧愤满腹”之作，陆游写《卜算子·咏梅》，是因其“陷于孤立”“苍凉寂寞”等。这“志”在毛泽东那里，既包括抑郁不平之气，也包括慷慨豪迈之气、欢喜愉悦之情，即所谓诗词“兴观群怨”的功能。
（五）“诗的语言，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毛泽东对杜甫的诗“口语化”“大众化”极为赞赏。“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两句，“这是民间流传的两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毛泽东也曾赞扬白居易“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写出精彩的文艺作品”。毛泽东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
（六）“诗贵意境高尚，尤在意境的动态变化”。毛泽东说：“神奇的想象，奇妙的构思，大胆的夸张，严谨的平仄格式和对仗，是唐诗的特点，也是诗的意境之所在。”又说：“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的动态变化。”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毛泽东一贯的文艺思想。他说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七）“诗有达诂”“诗不宜注”。毛泽东指出：“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诗有达诂”，是说诗是严肃的东西，应该有准确的意思，不可随心所欲地解释。毛泽东对一些人误读曲解其诗词，亲笔作批注以说明真情实意。他还说过：“当今有人写的旧体诗之所以不好，就在于需要注解，诗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当然，在诗词鉴赏中，“诗无达诂”可能是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所以，他又说：“在对某一首诗的理解和解释，不必要求统一，事实上也不可能统一。”
（八）“为诗不易”“诗贵改”。柳亚子赞美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说：“过誉了嘛！我写的词也是改了又改，远做不到七步成诗哩！”毛泽东曾说，诗贵改，不但自己改，还请人家改。一时改不了，放一段时间再改。毛泽东向“诗友”征求诗词修改意见，用词之恳切令人感慨，如“请予痛改”“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等。
（九）关于新诗。毛泽东主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对于新诗存在的问题，他多次作过剖析，直指新诗的弊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不成形”“不引人注意”。“新诗于民族情感不甚合腔，且形式无定，不易记，不易诵”。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同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时说：“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梅岱评论说，毛泽东谈话到现在早已超过五十年了，遗憾的是，他提出的新诗改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构想和期待的新诗形式即“新体诗歌”仍未形成整体气候，有些新诗离形式感越来越远。但愿会有更多的当代诗人特别是年轻的诗人们，能够从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中受到启发和借鉴，并将其付诸实践。
（摘自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同志2023年6月17日在中华诗词学会五届四次常务理事会议上的讲话《诗人词家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