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阳光透过树叶，落在父亲那满是皱纹且铺满老年斑的脸上。他坐在院子里，久久凝眸望向西南方，他那浑浊的眼神，藏着讲不完的故事。每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父亲佝偻的脊背总会不自觉地挺直几分，仿佛又变回那个在云贵高原凿山架桥的年轻士兵，脑海里装满云贵高原的峥嵘岁月。 

       1963年的秋天，庄稼刚收完，父亲的征兵通知书就来了。父亲把刚分的新棉被仔细叠成方块，塞进帆布背包。新婚的红被褥还铺在床上，我在母亲的肚子里轻轻踢着，对这场即将跨越千里的别离毫无察觉。父亲弯腰摸了摸母亲的肚子，只说了句"等我回来"，就跟着接兵的队伍走了，背影消失在弯弯曲曲小路的尽头。 

      云贵高原的山，是父亲信里最常出现的字眼。"这里的山比我们共大读书地方的山高十倍，石头硬得像铁"。他在信里写，"炸药炸下去，只崩开个小豁口，战友们的手都磨出了血泡。"母亲总在煤油灯下读信，读到"今天又挖通了五米隧道"时，会把信纸按在肚子上，仿佛要让我也听听父亲的骄傲。那时没有重型机械，钢钎、大锤和炸药就是全部家当，父亲和战友们用肩膀扛起铁轨，用双手凿开大山。一锤一凿，一点一滴，就像愚公移山。 

        当兵第三年，父亲终于获准探亲。母亲抱着两岁多的我去车站接他，穿军装的父亲笑着张开双臂，我却怯生生地躲在母亲身后，小心翼翼的看着这个穿着军装的“叔叔”。母亲告诉我，这是你爸爸，可我不信，小声喊了句"叔叔"。那声陌生的称呼，让父亲伸在空中的手僵了很久。后来母亲说，那晚父亲在院里坐了半宿，烟蒂堆成了小山。可他从不抱怨，只是每天清晨帮母亲挑水、劈柴，把家里的水缸挑得满满的。一个月假期转瞬即逝，他再次踏上西去的列车时，我追着火车跑了很远，始终没有叫出那声"爸爸"。由于第一次喊了一声“叔叔”，以后再也改不了了，直到今天，我仍然唤父亲为“叔叔”。我也不知道，这声“叔叔”，父亲是否介意，是否后悔。我不敢问，他也不说，这个“秘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父亲的膝盖上有块月牙形的伤疤，那是1965年夏天留下的。挖隧道时，飞奔的石头击中了他，左腿膝盖受伤最严重，且缝了八针。在临时医院躺了半个多月，刚能拄着拐杖走路，他就偷偷溜回了工地。"那么多战友都在抢工期，我哪能躺着？"他总轻描淡写地说，仿佛那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只是被蚊虫叮咬的痕迹。可那次受伤后，每天气变冷，膝盖都要疼几天，习惯了，也不当回事。 

       1968年冬天，父亲终于结束了五年铁道兵生涯。他带回的除了军功章、伤残证，还有几块从铁路边捡的孔雀石，石纹像极了高原的山脉。如今父亲八十多岁了，膝盖在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但只要说起云贵高原的铁路，他浑浊的眼睛就会发亮。"你看现在火车多快，"他指着电视里飞驰的动车，"当年我们用手挖的隧道，现在一分钟就过去了。" 

      夕阳西沉，父亲的影子在墙上越拉越长，渐渐与记忆中的钢轨重合。那些被风钻震聋的耳朵，被钢钎磨糙的手掌，都化作路基下的道砟，托起新时代的列车呼啸而过。在这个属于军人的节日里，我终于明白，父亲们用青春夯实的不仅是铁路，更是一个民族挺直的脊梁。而那条蜿蜒在云贵高原的铁路，永远镌刻着他们的青春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