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之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登联大之坛，欲为加沙屠戮辩白。甫登台，台下近七十国代表团纷纷离席，阿拉伯、伊斯兰、非洲诸国及欧洲部分代表皆去，数人径从其面前走过，代表席顿时空空荡荡。以色列代表团及其亲友团全体起立、大声鼓掌以掩窘态，旁听席支持者以希伯来语高呼口号声援，会议主席则高声维持秩序。更有随员持纸笔默记离席之国，以备日后“算账”。
面对满堂空座，内塔尼亚胡不惟不自省，反怒斥离席代表为“道德懦夫”，曰：“若尚有他道德懦夫未离此堂者，请即去之”。其声调愈高，敲击讲台，以“本世纪最大之谎言”斥加沙种族灭绝之指控，以“我任总理以来最易之决断”自诩空袭伊朗之举。言至激愤处，竟连呼三声“可耻”。又点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斥其为“反犹市长”，谓“自汝当选，纽约犹太人已不复有安全之感”。
尤可怪者，内塔尼亚胡于联大讲台之上，竟接连出示寻呼机与“星链”终端，公然承认以色列实施二〇二四年九月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之“寻呼机爆炸袭击”，复煽动伊朗民众以偷运入境之“星链”终端推翻现政权。以万国讲坛为炫耀杀戮之场所，以恐怖手段为外交辞令之资本，古今未有之丑态也。前总理拉皮德斥其发言“满腹牢骚，充斥噱头”。以色列反对党“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魁利伯曼更直言：“内塔尼亚胡连同以色列，已沦为贱民，成为西方世界之重负”。以色列之处境因此愈加恶化。
夫以堂堂一国总理之尊，于万国来朝之堂，遭此集体冷遇，犹不自省，反以记仇为务，其胸襟之狭、格局之小，已昭然于天下。联大讲台之空椅，即天下人心之明镜也。
以色列不见容于天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数据凿凿可考。
皮尤研究中心乙巳年春之调查，遍及二十四国，其民众多对以色列持负面之观。美国民众对以色列好感度降至四成五，不喜好者过半；加拿大不喜好者六成；法国六成三；德国六成四。英国对以色列持负面观感者，自二〇一三年之四成四升至二〇二五年之六成一。
尤可骇者，二〇二五年全球国家品牌指数中，以色列于五十国中连续两年垫底，总分较前年骤降百分之六点一，为该指数创设近二十年来最大跌幅。在“人道情感”一项——即信任、共情、善意——以色列竟列末座。Z世代受访者尤甚，视以色列为“殖民国家”或“非法国家”。研究者指出，全球舆论已不再区分以色列政府之政策与以色列社会之多元，一概而否定之。以色列虽人均GDP、教育水平、预期寿命皆居发达国家之列，却日益被归入全球边缘国家之列，此错位终将侵蚀其经济与技术优势。
联大投票，更见天下之公论。二〇二五年九月，联大以一百四十二票赞成、十票反对、十二票弃权通过支持“两国方案”之《纽约宣言》，美以两国独持异议。同年十二月二日，联大又以一百五十一票赞成、十一票反对、十一票弃权通过“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决议。至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联大审议《全球反恐战略》第九次审查决议，以一百四十票赞成、三票反对、五票弃权通过，反对者仅美、以、阿根廷三国。尤为可叹者，此前联大关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为反人类罪”之决议、关于“打击人口贩运”之决议、关于“反恐与人权关系”之决议，美以阿三国亦皆独持异议，与天下公论背道而驰。投票之比数，即天下人心之向背也。
至丙午年，承认巴勒斯坦国之联合国会员国已达一百六十国。沙特阿拉伯明言：无巴勒斯坦国，则无关系正常化。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虽多次表达愿与沙特建交之愿，然沙特立场坚如磐石，不以巴勒斯坦之牺牲为代价。
以色列之孤立，已由外交蔓延至经济肌理，其征象有四。
其一，人才外流。 近三年间，约二十万九千名以色列人离境，其中多为青年才俊及医生、工程师、科研人员等高端人才，而回归者仅六万四千人。以色列科技公司本地员工比例已由二〇一九年之六成九降至二〇二六年之六成二，研发人员占比亦降至四成九。高科技产业占以色列经济约百分之十七至十八，占出口总额近百分之五十八，高收入者之离去，直接削弱政府战后重建之财政空间。
其二，制裁加身。 二〇二五年九月，欧盟委员会提议暂停以色列在《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定》下所享之部分贸易特权，以回应以色列政府违反人权条款之行为。欧盟亦对参与约旦河西岸暴力之极端定居者及关联组织实施制裁，截至二〇二六年九月，已有十二名个人及九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
其三，盟友离心。 利伯曼于丙午年九月廿五日在社交媒体上直言：“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地位已达前所未有之低谷……内塔尼亚胡连同以色列，已沦为贱民，成为西方世界之重负”。又警告曰：“以色列与欧盟间之贸易制裁可能带来真正之经济崩溃”。其更指出，以色列驻伦敦大使已空缺一年，此皆总理办公室之阴谋所致。
其四，民众外迁之心日盛。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约四分之一以色列人正在考虑离开本国，此乃建国以来未有之现象。
以色列之孤立，非始于今日。其根源当溯至锡安主义之本质。
锡安主义者，十九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狂潮之产物也。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兰·帕佩在其二〇二五年新著《关键时刻的以色列》中断言：锡安主义之基因，乃殖民定居之项目，其视巴勒斯坦原住民为“必须解决之问题”。帕佩又指出，锡安主义运动自诩为犹太人被迫流亡后行使“自然回归权”，此乃神话，经大量学术研究已彻底解构。锡安主义运动之兴起，实为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危机之产物。
此论甚确。锡安主义以“无地之民投于无民之地”为口号，实乃十九世纪殖民主义之典型话术。其移民拓殖之过程，非和平之回归，乃武力之占领、驱逐与剥夺。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翌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即吞并划归巴勒斯坦之六千二百余平方公里土地。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复占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此后定居点不断扩张，巴勒斯坦人之生存空间日蹙。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丙午年九月二十二日“两国方案”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之定居点乃对国际法之公然违反；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通过近十年后，定居点扩张非但未止，反在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加速推进；E1定居点计划之推进，将给予一个连贯通达之巴勒斯坦国以致命打击。
更可注意者，以色列建国之初即内蕴不可调和之悖论。一九四八年戴维·本-古里安宣读《独立宣言》，同时承诺建立“犹太国家”与实现“全体公民彻底之社会和政治权利平等”。此二承诺逻辑上不可兼得：若以色列为“犹太国家”，则平等必为虚言；若平等为真，则巴勒斯坦人占多数时，犹太国家属性何以维系？以色列地理学家奥伦·伊夫塔切尔将此种政体定义为“族群政体”——一个主导民族享有领土和政治特权之政权。一九五〇年《回归法》赋予全球犹太人无条件公民权，而巴勒斯坦难民之回归权被彻底否定；二〇一八年《犹太民族国家法》更进一步，在基本法层面确立“犹太定居为国家价值”，从法律上固化种族等级制。帕佩强调，此非“民主与犹太性之平衡难题”，乃殖民主义与现代民主之根本冲突。
故巴以冲突之本质，非“两个民族之利益纠纷”，实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对抗。马克思尝言，殖民主义乃资本积累之必然产物。以色列之建立，正为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之“安全阀”——将社会张力以殖民方式输出至中东。巴勒斯坦人之苦难，非源于自身之“落后”，而源于殖民体系强加之剥夺。
以历史唯物主义之眼光观之，以色列之困境，非偶然之外交失误，乃其国家本质之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尝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之分析没有过时，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亦没有过时。”以色列之锡安主义政权，本质上乃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之结合体，其存在依赖于对巴勒斯坦人民之持续剥夺与压迫。此种压迫性结构，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心”对“边缘”之剥削同构。以色列之于美国，犹殖民前哨之于帝国中心。美国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向以色列提供至少二百一十七亿美元军事援助，使其得以维持对加沙之军事行动。
然此依赖关系，恰为以色列之致命软肋。全球南方国家之崛起、国际舆论之转向、Z世代对殖民主义之深刻批判，皆使以色列之合法性基础日益动摇。全球品牌指数报告警告，此种声誉损伤终将转化为经济后果——外资减少、旅游萎缩、信任崩解。
历史唯物主义不预言具体事件，然揭示历史之必然趋势。
伊兰·帕佩在《关键时刻的以色列》中提出“七道裂缝”之说，断言以色列之犹太复国主义体制正加速内爆，二〇二五至二〇三〇年为崩溃期，二〇三〇至二〇四八年经混乱与转型，最终将被覆盖全巴勒斯坦之单一民主国家取代，而这个国家，将恢复“巴勒斯坦”之名。此论虽出自以色列左翼学者之口，然与唯物史观之分析若合符节。
以色列之内部裂痕，已非隐忧而呈现实。二〇二六年度报告显示，五成五之以色列人认为国内两极分化乃该国面临之最严重威胁，远超伊朗核威胁之二成三；十分之六之以色列人认为内部暴力升级为内战之风险真实存在。世俗与宗教、右翼与中间派、阿拉伯族群与犹太族群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多线军事行动之长期化更对国内政治产生反噬效应，使社会固有矛盾愈加激化。
以色列之孤立，已呈不可逆之势。联大数十国代表离席，非孤立事件，乃结构性趋势之表征。阿拉伯国家已明确表态：无巴勒斯坦国，则无关系正常化。欧洲多国相继承认巴勒斯坦国，挪威外交大臣直言，若待和平进程完成再承认，实乃将否决权交予以色列——“而以色列是最不想要推动和平进程之一方”。美国对以色列之支持，亦非铁板一块。二〇二五年美国民众对以色列不喜好者升至五成三，前大使沙皮罗谓内塔尼亚胡“已非解决方案之一部分”，特朗普或“得出与以色列另一政府打交道更为容易之结论”。
锡安主义作为十九世纪殖民主义之遗绪，终将随殖民时代之落幕而式微。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之正义事业，终将胜利。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呼吁“直面巴勒斯坦问题根源，纠正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此语切中肯綮。
内塔尼亚胡及其随员之持笔窃记，不过螳臂当车之态。以色列之经济根基正在松动，人才外流、制裁加身、盟友离心，皆非一时之困，乃结构之疾。当此之时，以色列国内四分之一之民众思迁，科技精英纷纷外流，社会信任崩解，帕佩所谓“七道裂缝”已现其数。历史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殖民主义之黄昏已至，巴勒斯坦之黎明必将到来。以色列若欲免于崩溃之命运，唯有弃殖民之旧梦，归平等之正途，与巴勒斯坦人民共处一土，方为长久之计。此乃唯物史观之必然结论，非任何强权所能逆转。
二〇二六年九月廿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