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栋梁”者，吾祖父讳国栋，字嶷山，笔名戈风，生于民国五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即1917年1月17日），卒于2008年8月，享寿九十二岁。他是一位跨越新旧时代的传统知识分子：读书万卷、学富五车，是儒雅学究；亦是诲人不倦、和蔼慈祥的长者。祖父一生履职教育，钟情育人，深居书斋，勤耕砚田，著述颇丰，在九嶷山下广受乡梓敬重。

祖父是一位普通教师，他的教书之路，亦如其人，朴素而坚实。

祖父出生在一个浸润传统文化的农民家庭。曾祖父毕业于永州政法学堂。天祖父文樟公育四子：长房启绩公生一男三女；二房启缙公生三子一女；三房启绰公生二子二女；四房启绶公生一子二女。因高祖父仅有一子（即曾祖父）承祧，遂不令其外出仕宦，而命其在家娶妻生子、繁衍宗支。曾祖父终成地道农人——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收谷、打粮，样样精熟。渐有积蓄后，依农家传统置办田产，至解放前已拥有田地四十余亩。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曾祖母为小脚妇人，共生十二胎，前十一胎皆为儿子，盼得一女心切，遂赴阳明山佛寺祈愿。第十二胎果得一女，父辈呼为“满姑”。按家族行辈，祖父行四，曾祖父母唤他“四宝”。因祖父之前两胎皆因麻疹（乡俗称“豆麻鬼”）于七日内夭折，故其降生备受呵护。为避“豆麻鬼”，甫一落地，即由人抱往麻子地曾舅婆家寄养，直至三岁方归父母膝下。

祖父常言：“生育我者父母，培养我者大哥！”祖父之兄——我的大祖父，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衡阳印刷厂铸字工人。1933年3月返乡，见祖父敏而好学，遂将其自舂陵高小二年级带至衡阳，令其自学三月后，考入衡阳私立成章中学。大祖父鼓励祖父每日写日记，并为其订阅上海《申报》及北京大学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周刊。祖父尤爱胡适文章，渐生景仰，遂购《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胡适论学近著》等悉心研读。大祖父每月节衣缩食为其购书：梁启超《饮冰室文集》、龚自珍《定庵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四大名著俱备，另购工具书《辞源》一部。为夯实古文根基，大祖父还延请印刷局一位修谱老先生，每晚为祖父讲授《孟子》。

后来，祖父将所读诸书悉数携归，藏于泉井眼村曾外公家阁楼，置于一只原盛稻谷的大环桶中。

1937年7月，祖父考入省立衡山师范。时任校长为著名教育家汪德亮，国文教师为著名诗人艾青。祖父常赴艾青家中请教，艾青赠其诗集《北方》并亲笔题签。受其影响，祖父萌生诗人之梦，始作新诗与散文。1939至1941年间为其创作鼎盛期，以“戈风”为笔名，在衡阳《大刚报》《力报》、邵阳《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发表新诗数十首及散文多篇，如长诗《第一号》《雾里的山城》《勇敢些》《晓行》《囚徒之歌》，散文《回乡散记》六篇等。后将刊发诗文剪辑成册。惜乎特殊年代，此剪辑本、祖父与艾青等人在河边合影，以及阁楼环桶中全部书刊，尽毁于一旦。

1944年6月，日寇围攻衡阳。时大祖父正患伤寒重症，缺医少药，终致不治。彼时祖父任教于道县县立中学，未能亲侍汤药，唯六祖匆匆赶赴衡阳照料。大祖父病逝后，草葬衡阳西郊。1988年4月，在大祖父逝世四十四周年之际，祖父作《沁园春·清明怀兄》以寄哀思：

又届清明，年年此日，北望衡阳。念风晨雨夕，孤魂谁侣？花朝月夜，客地堪伤。野蔓荒烟，墓坟何在，知汝依依恋故乡。临空奠，对白云片片，欲诉衷肠。

当时寇犯三湘，正激战名城旦暮亡。会军情吃紧，同仇敌忾，昏迷病榻，医救无方。嫂闻而悲，女闻而泣，此恨绵绵地久长。今日也，愿神归故土，含笑安详。

1940年，祖父始任道县私立宏道中学国文教师。1941年暑假返家，适逢长子金生（伯父）罹患麻疹后发热不退，不幸夭折，年仅三岁。祖父母悲恸难抑，祖父遂决意不再赴道县任教。旋即受聘于私立舂陵学校，执教一年半。1943年秋，应欧冠（注：据《宁远县教育志》及多方史料考订，时任校长为欧冠先生）之邀，入职宁远县立中学。自此，祖父与该校结下不解之缘——自1943年入校至1989年退休，三进三出，历时近半个世纪。祖父的面容，刻满了县立中学的沧桑；这段历史看似平凡，于我心中，却最不平凡。

祖父是以衡阳报刊发表诗文之名初入县中。时年二十五岁。欧冠校长见之曰：“你是年轻人，欢迎来教国文。”一年后，1944年五六月间，时局骤紧。日寇打通湘桂铁路，衡阳激战，旋即沦陷；洪桥兵败，零陵告急。县中迁至宁远东路火烧墟避乱。祖父因大祖父病逝，哀伤过度，卧病在家。县长欧冠当即电话召祖父赴县府协助，并委任建设科长一职。祖父就任后，日日处理往来信函。二十三日后，形势急转直下，日军攻陷零陵，直逼宁远，县府再迁水打铺。祖父素不习政务，遂托病辞归。二十余日后，日军自零陵南下，过境本乡。祖父即挈妇将雏，携一部《资治通鉴》，避居距家七八里之蔡山岭。蔡山岭乃高曾祖姑母故居。曾表叔公罗石山，三十许，忠厚农人，以种红薯、玉米、生姜、杉木为业。高曾祖姑母日日为祖父沏茶一罐，蒸煮红薯、玉米果腹。祖父读《通鉴》倦时，便携四岁伯父与两岁余大姑姑出门：观深山红叶，攀丛生翠竹，听幽谷鸟鸣，戏潺潺溪水。旭日初升，树影斑驳，童稚穿林笑闹，其乐融融！山外兵燹连天，山中却静谧安闲——山居亦幸哉！

日军过境后，县中复课，仍设于火烧墟。此时已有数位知名国文教师应聘任教，如郑际旦、骆一、萧艾等，年齿皆长。郑际旦先生年最长，曾在湖南一师执教骆一。祖父初与诸君不熟，后自图书室借得曾国藩编《十八家诗钞》，埋首研读杜甫五律，并以楷书抄录。与际旦先生相熟后，请其讲解杜诗。际旦先生欣然允诺，由五律入手，于火烧墟讲授《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秦州杂诗》二十首。际旦先生案头有仇兆鳌《杜诗详注》，祖父偶亦借阅。际旦先生见祖父吟诵杜诗如痴如醉，遂为之书斋题名“诵杜斋”，并镌刻印章一枚；另赠清人杨季鸾《春星阁诗钞》一部（木刻本），今亦毁于特殊年代。

祖父与际旦先生相处时，常见长沙学者徐桢立先生致际旦之诗札。徐氏文采斐然，令祖父倾心折服，进而生慕。后从际旦处得徐桢立手书石印字帖一部，含大小楷两种字体，祖父遂朝夕临摹。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1946年正月，县中迁回县城西郊原址复课。此后数年，教育秩序渐趋稳定。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9月，欧冠、郑兆昌等宣布拥护新政；10月，解放军进驻宁远县城。祖父与师生列队北门街，夹道欢迎。迎解归来，始系统学习新思想与新文化理论。此期，祖父任初二十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时称“导师”）。每次上街参加文化活动，皆与学生同列：或扭秧歌，或呼口号。其文学功底扎实，授课深入浅出，为县中语文教学骨干。1953年，任语文教研组长；1955年上期，获评全县唯一“优秀教师”，出席湖南省表彰大会，获颁荣誉奖章。

1956年暑假，省教育厅通知祖父调任湖南大学教师。时湖大正在筹建，拟聘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回湘主持。省教育厅安排祖父先赴武汉大学进修。祖父即致信李达校长，李达阅后转交教务处。祖父抵武大后，迅速熟悉情况。在中文系，结识刘永济、齐燕铭、黄焯、程千帆、沈祖棻、胡国瑞等名家，习得诸多治学方法，学问根基益加深厚。

1957年暑假，省教育厅于湖南师范学院举办高师培训班，祖父被召回协助。后因工作需要，进修暂告一段落。省教育厅拟调其至湖南师院函授部工作，祖父以照顾家庭为由，恳请回湘南。初拟安排于衡阳师范学院任教，后宁远一中校长金键闻讯，专程赴衡阳，恳请衡阳师院谭雪纯校长放行。遂于1957年8月，祖父重返宁远一中。

1958年8月，调任衡阳师专中文科，任中文科主任。

1961年初，衡师附小发生一起文字事件，引发校内关注。彼时祖父因学术观点不同，正经历一段艰难时期。虽仍在授课，但处境日益边缘。经调查，此事与祖父无关。但此后数月，祖父被暂停教学工作，接受组织谈话与学习。祖父态度坦然，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交流中始终以教育者之诚恳与学者之理性表达己见。谈话结束后，他将这段时间视为沉淀与反思的契机：托侄女彩云送来《毛泽东选集》四卷及《毛泽东诗词选》，日日诵读、译诗；又整理旧稿，创作诗词，结为《葵花集》《朝花集》两册；以怀表换得一支金星钢笔，工楷抄录于笔记本中。惜乎此稿后亦散佚。祖父在居所期间还自学珠算、精研象棋——原不通珠算，今已娴熟；原棋艺平平，今成高手。

祖父本可早返岗位，却迟至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近除夕）方由校人事干部接回。十二月二十八日，祖父以快信告知家人。正月中旬，伯父赴长沙求学，携祖母手制腊肉一块、糍粑数枚，赴衡阳师专探视。此时祖父已须发尽白，颧骨高耸，面色苍白，再无昔日红润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