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栋梁”者，吾祖父讳国栋，字嶷山，笔名戈风，生于民国五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即1917年1月17日），卒于2008年8月，享寿九十二岁。他是一位跨越新旧时代的传统知识分子：读书万卷、学富五车，是儒雅学究；亦是诲人不倦、和蔼慈祥的长者。祖父一生履职教育，钟情育人，深居书斋，勤耕砚田，著述颇丰，在九嶷山下广受乡梓敬重。
祖父是位普通教师。他的教书之路也是那么普通。
祖父出生在一个有着传统文化色彩的农民家庭。我的曾祖父系永州政法学堂毕业。天祖父文樟公生四子，长房我的高祖父启绩公生一男三女；二房启缙公生三子一女；三房启绰公生二子二女；四房启绶公生一子二女。高祖父因为只有曾祖父这一根独苗，便不让他外出做官，而让他在家娶妻生子，繁衍后代。这样，曾祖父最终就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收谷、打粮，样样农活，他都能干。渐渐地，种田有了一些积蓄之后，按照中国农民传统的治家办法，就开始购置田产。到解放前，曾祖父便有了四五十亩田。谁知一到解放土改，曾祖父就乖乖地被划为地主。曾祖母是个小脚女人，共养了十二胎子女。前十一胎都是儿子，便很想生个女子。于是到本地的佛仙圣地阳明山去求佛。第十二胎果真生下一个女子，父辈们叫她“满姑”。按祖父辈们成长的序列，祖父行四，曾祖父母叫他“四宝”。因为在祖父前面有两胎坏了，都是因为“豆麻鬼”（麻疹）作怪，而在七天之内夭亡的。为此，曾祖父母对生下祖父便十分小心。为了躲开“豆麻鬼”，祖父一生下来，就叫人抱往麻子地的曾舅婆家，托曾舅婆抚养。直到三岁，才回到曾祖父母身边。
祖父常说：“生育我者父母，培养我者大哥！”祖父的大哥——我的大祖父是三十年代衡阳印刷厂的铸字工人。一九三三年三月回乡，他见到祖父敏而好学，便将已在舂陵高小读二年级的祖父带到衡阳。让他自学三个月后，考入衡阳私立成章中学。大祖父鼓励祖父每天写日记，还为祖父订了一份上海《申报》和一份北京大学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周刊。祖父特别喜欢读胡适之的文章，渐渐地对他产生崇拜，便把《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胡适论学近著》等都买来读了。当时，大祖父每月都要节约一点钱给祖父买书。象《饮冰室文集》（梁启超）、《龚定庵集》、红楼、水浒、三国、西游四大名著等，都买齐了。还买了一部工具书《辞源》。为了提高祖父的古文修养，大祖父还请了一位在印刷局修谱的老先生晚上教祖父读《孟子》。后来，祖父把这些读过的书都带回了家，放在泉井眼村曾外公家的一座屋子楼上，用一个原来是用来装谷子的大环桶装着。
一九三七年七月，祖父考入省立衡山师范。著名教育家汪德亮在这所学校任校长。著名诗人艾青教祖父的国文。祖父经常到艾青家中请教。艾青送了自己的诗集《北方》给祖父，并签名以留念。受艾青的影响，祖父有了诗人之梦，开始写诗和散文。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是祖父创作最旺盛的时期。祖父用“戈风”笔名，在衡阳《大刚报》、《力报》，邵阳《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几十首新诗和一些散文，如长诗《第一号》、《雾里的山城》、《勇敢些》、《晓行》、《囚徒之歌》以及散文《回乡散记》六篇等。后来，祖父将这些发表的诗作散文，剪辑成一本集子。只可惜，这本诗文剪辑，还有祖父与艾青先生等在河边的合影，以及那个大环桶里的书刊，统统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革”掉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日寇围攻衡阳。大祖父正患伤寒重病，缺医少药，无法治疗。其时祖父正在县立中学任教，未能前去探望。只有六祖由家匆匆赶往衡阳照料。大祖父终于不起。病逝后，草草葬在衡阳西郊。一九八八年四月，在大祖父逝世四十四周年之际，祖父写下一首《沁园春》寄托了哀思之情：又届清明，年年此日，北望衡阳。念风晨雨夕，孤魂谁侣？花朝月夜，客地堪伤。野蔓荒烟，墓坟何在，知汝依依恋故乡。临空奠，对白云片片，欲诉衷肠。当时寇犯三湘，正激战名城旦暮亡。会军情吃紧，同仇敌忾，昏迷病榻，医救无方。嫂闻而悲，女闻而泣，此恨绵绵地久长。今日也，愿神归故土，含笑安详。
一九四0年，祖父开始在道县私立宏道中学教书。一九四一年暑假，祖父从道县回来。适在此时，我的大伯父金生因麻疹后发热，久治不愈，不幸夭亡，年仅三岁。祖父母十分悲痛。祖父决定不再去道县教书。不久，私立舂陵学校来聘，祖父便去该校教了一年半的书。一九四三年秋，祖父应欧冠之聘，开始在欧冠创办的县立中学任教。自此，祖父便与县立中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祖父的脸上写满了县立中学的沧桑。从一九四三年入校到一九八九年退休，三进三出，近半个世纪。祖父在这所学校里浮浮沉沉，坎坎坷坷，昰一段非常沉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太平凡了，但祖父却是我心中最不平凡的人。
祖父是凭着在衡阳报刊上发表诗文的一点名气而走进县立中学的。当时，他二十五岁。欧冠见到祖父时说：“你是年轻人，欢迎你来教国文。”一年之后，到了一九四四年五、六月间，时局突然紧张。日寇打通湘桂铁路，衡阳激战，旋即沦陷。洪桥兵败，零陵告急。县中迁至宁远东路火烧墟避乱。祖父此时则因大祖父衡阳病逝，哀伤过度，病倒在家。县长欧冠当即电话通知祖父来县协助县府工作，并委以建设科长一职。祖父接任之后，每天帮助欧冠处理一些来往信件。二十三天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日军攻陷零陵，直逼宁远，县府迁至水打铺。祖父因不习军旅生活，便托辞请假回家。二十余天后，日军从零陵南下宁远，过境本乡。祖父即挈妇将雏，带了一部《资治通鉴》，避居于距家七、八里路的蔡山岭上。蔡山岭是高曾祖姑母家的住地。曾表叔公罗石山，三十多岁，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靠种植红薯、包谷、生姜、杉木为生。高曾祖姑母每天给祖父泡一罐茶。蒸煮一些红薯、包谷。祖父读《资治通鉴》倦了，便带着伯父刚满四岁和大姑姑大概是二岁多点出门欣看深山红叶，攀弄丛生翠竹，静听鸟鸣幽幽，戏弄潺潺溪水。每当太阳升起之时，山上树影斑驳，伯父们穿行于树林之间，说说笑笑，追追跑跑，其乐也融融！山外虽然兵荒马乱，但山里却幽静安闲，山居亦幸哉！
日军过境后，县中复学。欧冠又一次电话通知祖父回县中上课。县中仍在火烧墟。当时已有几个有点名气的国文教员应聘在这里教课，如郑际旦、骆一、萧艾等。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最大的是际旦先生，在一师时还教过骆一。祖父开始与他们并不熟悉。后来，祖父从图书室借来一部曾国藩编的《十八家诗钞》，埋头读杜甫的五律，并用楷书抄下来。祖父同际旦先生熟悉之后，就请他讲解杜诗。际旦先生欣然应允。看到祖父爱读五律，便从五律讲起。在火烧墟讲了杜甫的《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秦州杂诗》二十首。际旦先生身边有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祖父有时也借来翻读。际旦先生见祖父对杜诗如痴如醉，朝夕吟诵，便将祖父的书斋命名为“诵杜斋”，并为之刻了一颗图章。还送祖父一部满清诗人杨季鸾的《春星阁诗钞》。与《十八家诗钞》一样，也是木刻版本，可惜此书也在“文革”中被“革”掉了。
祖父与际旦先生相处时，时常看到长沙著名学者徐桢立先生写给际旦先生的诗和信札。徐之诗信，文采纷呈，令祖父心折，进而产生崇拜。后来，祖父从际旦先生那里得到一本徐桢立善写石印的字帖，有大小楷两种字体。祖父便照帖临摹习字。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正月，县中迁回县城西郊原址开学。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三月解放战争风云激荡，县中隐起微波，教师朦胧向往解放。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程潜起义，长沙和平解放。九月，欧冠、郑兆昌宣布起义。十月，解放大军由零陵开驻宁远县城。祖父同县中师生一道到北门街，迎接解放大军进城。迎解归来，祖父开始学习毛泽东革命著作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思想渐入课堂。此期，祖父担任初20班语文教师兼导师（即班主任）。每次上街示威游行，祖父都跟学生一起，或扭秧歌，或呼口号。祖父勤奋读书，文学根底扎实，是县中语文教师中的佼佼者。一九五三年，祖父当上了语文教研组长。一九五五年上期，学校评选优秀教师，祖父是唯一的当选，出席了湖南省优秀教师表彰会，获得了荣誉奖章。一九五六年暑假，祖父接到省教育厅人事处通知，调任湖南大学教师。当时湖大正在筹办，并拟调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回湘任湖大校长。省教育厅要祖父先到武汉大学进修。祖父当即致信李达校长。李达校长阅后便转给了教务处。俟祖父一到，情况就熟悉了。在武大中文系，祖父结识了刘永济、齐鲁思、黄绰、程千帆、沈祖芬、胡国瑞等知名学者，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的治学方法，学问功底变得更为深厚了。
一九五七年暑假，省教育厅在湖南师范学院举办高师培训班，祖父被召回协助培训。其时，反右斗争开始，武大一些学者遭到批判，随之祖父在武大的进修学习也被迫中止。省教育厅拟安排祖父到湖南师院函授部工作。但祖父以照顾家庭为由表示愿回湘南。开始安排在衡阳师范任教，后宁远一中校长金键得知后，便向衡阳师范的谭雪纯校长恳切要求，让祖父回宁。这样，一九五七年八月，祖父便重返宁远一中，参加了反右斗争。一九五八年八月，祖父调衡阳师专中文科，并任中文科主任。
一九六一年一月在衡师附小的厕所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当即派人放哨，站岗警戒，不许通行，不许进厕所。当时祖父已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虽然还在师专上课，但已经被校方当成“另类”了。最后，当局者作阶级理论理性分析，把反动标语一案怀疑到祖父头上，说是祖父指使自己的九岁儿子写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在这年的四月十日，衡阳师专的邹立斋校长突然宣布祖父为“现行反革命”。到看守所三天，经过一次审讯。祖父死不承认这一罪名，因为这不是事实。审讯中，祖父慷慨陈词，予罪名以严正的驳斥。审讯人员无话可说。最后只要祖父讲了一下自己的历史，审讯就结束了。祖父在看守所十个月，一直到接他回校，审讯人员没有再问第二次话。  祖父知道罪名的真相后，反而变得安心了。他开始把看守所变成学习室。祖父搭信叫当时在衡阳纺织厂做工的侄女彩云送来了《毛选》四卷和毛泽东诗词选。祖父每天读《毛选》，译毛诗。同室的犯人不理解，便问祖父：“你已成了反革命，怎么还读毛选呢？”祖父回答说：“我不是什么反革命，这是诬陷。问题总会有澄清之日的。我读毛选、译毛诗，正是求得精神上和理论上的慰安，可以更好地回击他们对我的诬陷。”除此之外，祖父还创作诗词，最后结成两个集子。一名《葵花集》，一名《朝花集》。每集均有二十多首。祖父用自己的怀表换到另一个犯人一支较好的金星水笔后，便把这些诗词用楷书抄写在一个本子上。可惜这些诗词后来也都散失了。祖父在狱中还学算盘，下象棋。原来不会算盘的，现在学会了；原来棋艺一般的，现在成了高手。十个月的看守所生活，似乎过得还有收获呢。祖父本来是早就应该结束这段狱中生活回到学校去的，但却一直挨到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快过旧历年了，学校一个姓蒋的人事干部才来接回。蒋说，早该来接你回去的，因为学校有事，所以挨到今天才来。说完似有抱歉之意。一个左的思想严重的人，那里知道一个知识分子被诬陷、被践踏的痛苦啊！十二月二十八日，祖父以快信通知了家里人。正月中旬，伯父赴长上学，带上祖母精心制作的一块腊肉和几个糍粑，去到衡阳师专看望祖父。此期，祖父头发已经全白，颧骨高耸，脸色惨黄，已经没有先前的那种红淡滋润了。
一九六二年秋，祖父带着疲惫与心酸离开衡阳师专，回到宁远一中。当时一中的教导主任很重视教师素质。为了提高青年语文教师的古典文学修养。他要求祖父在业余时间为伯父们开设一点课程。祖父欣然应命，未虑其他。伯父们听课的共三人。祖父仿效武汉大学教授带研究生的办法，让伯父们自己先阅读《孟子》，并试着圈点，然后到了晚上，伯父们就在一起逐句逐段地学习，祖父只在一些难点和关键句段处作些讲解。有一个晚上，伯父们学习到了梁惠王章句上的第3和第4章，这两章是孟子论王化的根本，首在使民食足，然后导之以礼义。王政在于生民。以政杀人，即人君的过失。这两章衔接处的原文是这样：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塗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祖父讲到这里时便动了感情，说：杀人用棒棒或用刀子，都是一样的杀死了人，没有什么不同。天灾人祸，可以死人，政策有时也可以死人。比如一九六0年的苦日子，有的村落，饿死了人，丁壮死多了，连抬丧的人都没有了。农村一片阴暗，没有小孩哭声，夜晚走路都可怕。你们想一想，那几年风调雨顺，没有自然灾害，怎么会饿死人？这就不能说“非我也，岁也”了，这是政策上的错误。祖父的这一动情，便招来了厄运。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即社教运动以宁远为试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学校也开始剑拔弩张，批资本主义当权派。当时县里有某领导说，教师是管教学生的，也是当权派。这样，揪批教师中的资本主义当权派就是题中之义。这次祖父倒霉了。当时一中的语文教研组长说郑国栋讲《孟子》是复古，联系过苦日子是反动，这面资本主义的“黑旗”一定要拔掉。社教运动开始后，当局组织县属中学的教师到三中集中学习。教师开始人人交心，个个过关。检举揭发，五件八桩。批判斗争，日夜不断。经过一段酝酿热身之后，一九六五年暑假，全县中学教师集中到三中学习，社教正式开场。祖父成为批判打击的重点对象。每天身边都有人“陪走陪睡”。大会小会，如临大敌。一个月里，失去人身自由。直到八月五日上午，学校当局宣布一纸文令，祖父被清洗回家。当即由一中与我们邻村的一位郑老师陪送回家。郑老师到公社打了招呼，说祖父是回家劳动，没有“帽子”，作一般社员看待。社会现实真是残酷啊！我终于明白：在那样一个真实隐退、虚伪疯狂的年代里，象祖父这样有着正直坦诚胸襟和汪洋恣肆才学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不被厄运笼罩的。
祖父回到农村之后，重的农活他做不了，就只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捡狗屎，交给生产队，可得若干工分，得了工分，年终结算，就可分得稻谷。因此，祖父每当捡到一泡大狗屎时，就象得了一个大宝一样，心里便特别高兴。邻村的孩子看见祖父捡狗屎时，经常指手划脚地讥笑，还编造出笑话：“郑老先生在家里煮饭，还问放不放水的？”祖父并不因为孩子们的嘲笑而不捡狗屎，他反倒认为这些孩子太天真可爱了。他们并不懂得狗屎虽然是臭的，但它可以种出谷子来，臭的可以变成香的。第二件事就是养鸡鹅。祖父每天与这些小家禽为友，小心饲养它们，也能从这些小动物身上获得一点安慰和乐趣。当小鸡长到两斤多，小鹅长到八、九斤时，就挑了这些鸡鹅到清水桥集市上去卖。五月的一天，祖父母挑了鸡鹅去清水桥赶集，路过一座山的岩洞口边，有三个农民因拔禾苗中的稗子辛苦了坐在那里休息，一边擦汗吸烟，一边谈古论今。见祖父母走来，便高兴地叫他们放下鸡鹅担子，歇息歇息，再去赶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农民，笑着对祖父说：“那些家伙，叫他们拔稗子，却把你这株禾苗拔出来了，可惜，可惜！”祖父问他贵姓，他说姓管。再一问，原来他是曾与祖父同在县中教过书的郑信甫老师的老表。他接着说：“我在旧社会十多岁时从信甫表兄那里就知道你是个有学问的老师，是个好老师。你是一株禾苗，不是稗子。把你作稗子拔掉是错误的。他们连禾苗稗子都分不清呢！”听了这个农民的禾苗稗子论，祖父感慨万千，又悲又喜。悲者是自己已被当作稗子拔了出来；喜者是这位农民认己为禾苗。祖父亲从这个农民几句朴实的话语中得到了极大安慰，知道天地之间，到底还有头脑清醒者在，能够认识发现人的价值。这无疑是一种鼓励，一种支持，从而使祖父在人生曲折的道路上有了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后，“文革”宣告结束，一切阴霾迷雾得以扫除，祖父得以重见天日。一九七八年八月，祖父复职。先到县五七大学任教，一个月后调入一中，始任副教导主任，后任副校长，一九八0年至一九八六年当选为宁远县人大代表，并兼县人大常委副主任，任职两届。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0年任县政协常委兼文史委主任，是宁远县第一任文联主席。一九八七年九月祖父和退休干部共同创办了育才高级中学。一九九0年在育才中学的基础上创办了九嶷大学，并亲任校长。一九九五年被评选为第四届全国健康老人。耆宿望重，乐亨椿龄。二00六年农历丙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是祖父九十初度之日，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关怀备至，天保九如；教育局、一中、文化局、文联献瑞南山。在宁远国际大酒店举行隆重的庆祝会，祖父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和快慰。杜子美有诗云：“江汉终吾老，云林得尔曹。”祖父活到九十岁这个“老”字份上，“阅尽人间春色”，殊为不易，实属难得，确乎值得庆贺。九秩衍春，莱彩承欢。为祖父顽强不息的生命感到由衷地喜悦。
祖父结集出版了《桑榆梦忆》、《吟春阁诗词钞》、《夕阳楼诗稿》、《生活与诗》等。主偏过《九嶷郑氏诗词选》，传记入选《中华人物家教大典》、《宁远县志》，今年是祖父诞辰110周年谨以此作敬献我真挚的念怀之情，愿祖父在世界另一头的“天堂”里继续创作出更多更好更妙的诗词作品，永远“活”在诗词的意境里和大家的心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