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0年伯父出生，名适，字海燕。五岁那年，伯父开始读书。当年伯父记得读的国语第一课就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放学去。”教国语的杨吉庆老先生特别喜欢伯父，每当同学们高声朗读的时候，他就把伯父抱到讲台上去站着，让伯父看着全班同学，跟大家一起读书。从那时起，伯父便感到了一种读书的乐趣。伯父后来的读书兴趣也许就是从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起发萌的。
到了八、九岁时，伯父住在曾外婆家里。曾外婆杨氏，为人慈祥，出富裕之家，出嫁时随了一名幼女和八亩水田。在当时社会算是较阔气的了。曾外公（辅廷）幼读诗书，颇有文墨。是个杀猪佬，他的店名“道德昌”上下邻里,有些名气。每天忙忙碌碌地在大门口杀猪卖肉，生意很红火。曾外婆则非常贤惠，天天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家务。晚上伯父跟曾外婆睡在一张床上，她经常给伯父讲一些诸如“囊萤”、“映雪”之类的读书故事。曾外公家的房屋很多很大，有两座长约六、七十米，宽约二十米的青砖瓦顶两层楼房，象两条巨龙并排地伏在村子中心。单从房屋的外观看，就像一个很富有的人家。因此到解放土改时便很自然地划上了地主。曾外公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文清）黄埔军校毕业，曾在旧军队里服过役。小儿子（秀清）心比天高，十六、七岁便独自一人离家出走，到上海谋生去了，后来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三儿子（福清）在县立中学读书，我祖父亲自教他的国文，后来他做了小学教员。惟独四儿子（荣清）因为解放，没有读书而成了农民。曾外公一家算不上“书香人家”，只能算是“肉香人家”。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肉香人家”的阁楼上竟有一个藏书桶。桶呈环形，很大，可以装四、五百斤谷子。这里面装着很多的书，满满的。发现这个藏书桶就像发现了一个宝藏。之后，伯父便常常趁大人们不注意的时候，爬到阁楼上，掀开大环桶盖，伯父寻找喜欢的书。那些书多是用洋板纸印的，封面和插图特别吸引着伯父的兴趣。其中有记叙孙中山少年故事的书，有胡适之的文存，有萧红的《生死场》，有鲁彦的《童年的悲哀》，还有上海的《申报》和北京大学胡适之主编的《独立评论》周刊，等等。书的世界使伯父兴奋不已。伯父把那些自己喜欢的书悄悄地“偷”出来，然后就悄悄地躲在自家里慢慢地读。后来伯父才知道，这阁楼大环桶里的书都是舅祖爷们、主要又是祖父曾经读过的书。肉香越浓，书香越淡。那么发财的曾外公家里连个书架都没有，只有用一个装谷子用的大环桶把这些书收藏起来。
伯父在泉井眼读小学时，祖父规定伯父每天将徐桢立临摹习的字贴在堂屋墙壁上。徐桢立字帖小楷写的是《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食宿列张……”。
当时反正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照帖临摹而已。后来伯父写的字与祖父写的字，外人看了似乎分不出是谁写的。于是有人说，他们父子怎么这样相像啊，不仅相貌、举止、讲课、作文风格一样，连写字都一样！寒假祖父回家时，带回三个学生送给伯父的一些书籍，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之类。伯父看了只觉得特别的新鲜。这些书在乡间是很难看到的。祖父返校前记得还要伯父写了一封信去感谢他们。祖父每天早上在他唱读古诗文之后，总要给伯父口授一首《唐诗三百首》中的诗。然后要伯父熟读成诵，并用大楷书写贴在堂屋墙壁上。这样集腋成裘，一本《唐诗三百首》在两年之内也就啃完了。有一次，祖父给伯父讲王维的五言律诗《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的头两句“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时说：“苍翠，是指深青绿色。潺湲，是指水缓缓流动的样子。”接着便问伯父：“为什么秋天天气变得寒冷了之后，山色反而转为苍翠了呢？”伯父默然无以应。祖父便启发说：“如果是春天和夏天，到处都是绿色，山的苍翠反而没有那么突出。而现在天气转为秋寒之后，木落千山天远大，正是由于百卉俱凋，而山上常绿乔木很多，所以就显得更加苍翠了。”这个“转”字是包含很多意思在里面的。读古典诗词，就要认真琢磨这些字的含义。”自此之后，伯父便开始逐渐懂得一些读古典诗词的方法了。
一九五一年冬，伯父在泉井眼高小毕业了。祖父决定把伯父带到县城读书。一九五二年春节过后，祖父便带着伯父，偕同三舅祖，一块进城。村距县城约七十华里。那时没有马路，更没有公共汽车。伯父们分作两天走。头一天走了约四十里，宿歇在孙家铺的伙铺里。第二天再走约三十里到县城。因伯父是第一次出门远行，头一天从早走到晚，到了孙家铺时脚踝便肿了起来，直痛得伯父一个晚上都未睡好觉。第二天一早起来，路上已经结冰，又冻又滑。三舅祖背着伯父，走出孙家铺前不多远，就一跤跪了下去。三舅祖吃力地爬起来，仍然在背着伯父……
到了县城后，休息了几天，祖父便带伯父去当时的养正小学，参加县中的初中招生考试。考试了语文和算术。语文只考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一天》。伯父感到很顺心，就写了三舅祖背伯父来县城的这一天。伯父在高小写作文，老师是经常表扬伯父的。伯父还替当时考高小的一些同学写过猜题作文为他们垫底。加上高小毕业前又读过了县中三个学生送给伯父的一些书籍，伯父相信这次考场作文一定不会写得太差。果然如愿以偿，发榜时伯父榜上有名。这一年刚好碰上县中初招生紧缩，原来每年要招两个初中班的，这年却只招一个班。五、六百人参考，也是百里挑十吧。伯父非常庆幸终于成了宁远县立中学的学生。祖父也很高兴。在伯父读中学的日子里，每到周日，祖父总要带伯父去县城南郊的桐山墟买一只鸡回来燉了吃。那时吃鸡还是一种奢侈生活呢。
一九五三年，祖父当上了语文教研组长。当时教伯父们初34班语文的是沈方白老师。他是湘潭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沈老师在长沙一师读书时，曾与毛泽东同班。沈老师曾让伯父们看过他与毛泽东一起毕业时的照片。沈老师的口音是典型的湘潭口音。上课时，伯父们常常听不懂他的一些话，再加上他讲课时喜欢旁征博引，往往下课铃响了，他还没有讲完该讲的内容。于是学生便对他有了一些意见。祖父知道这一情况后，便找他交换意见。沈老师非常热情，总是先招呼祖父吃糖果点心，对祖父转达学生提出的意见，也总是微笑着点头表示一定改进。
一九五五年上期，伯父在一中读高一。教伯父们的语文的是蒋鸣波老师。他是新田人，曾与鲁迅同学。他讲课斯斯文文，常从眼镜框的上边看学生，时有几句鲁迅式的幽默，引得学生发笑。伯父的作文，他常常拿来堂讲。一九五五年下期伯父读高二时，改由祖父教伯父班语文。祖父也同蒋老师一样，常常当堂讲伯父的作文。进入高中以后，伯父对语文的兴趣已经增大了许多。
一九五八年，伯父在宁远一中高中毕业了。在选择高考志愿时，祖父力主伯父把报考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列为第一志愿。在未接到湖南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之前，伯父就已经作好去长沙的准备了。祖父为有了自己的接班人而高兴。伯父在师院读书的头两年，祖父每个月都要给伯父寄生活费。虽然读师范不用交学费和伙食费，且每月还有些生活津贴，但祖父仍坚持每个月都给伯父汇款。伯父攥着祖父寄来的汇款单，仿佛攥着一颗沉重缓慢而又砰砰跳动的惓惓的心。这时，一个强烈的念头便无情地催促伯父：背起书包，到图书馆去……
突然，一个毁灭性的灾难降临了。一九六一年四月的一个下午，伯父接到祖父从衡阳西郊一个看守所寄来的信。信很短，大意是：我已被关押在衡西看守所。你要坚持继续读书。放暑假回家时顺路到衡阳师专附小把弟妹们接回去。没有路费可以把我那件羊皮毛大衣卖掉。看完这封信后，伯父的脑子顿时木然，呆呆地坐在书桌旁，好久好久都没有动弹。伯父不知道日后的情况会变得怎么样。为了不遭受学友的白眼，每天上午伯父还是照常到语数大楼去听课，下午则到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找一个位置坐下来，也找来几本书放在自己面前……此段，只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地慢。好容易挨到放暑假了，伯父便乘车南下。晚上九点多钟到了衡阳。下车后直奔衡阳师专。一个小时后，在昏黄的路灯下，伯父走进了衡阳师专马路旁边一栋破旧的平房内。三个弟妹见到伯父时，都“哇”地一声哭了。伯父也眼泪涔涔。伯父督促他们马上收拾行李到火车站去。在火车站前坪广场旁边，伯父将祖父穿过但还崭新的一件羊皮毛大衣展现出来拍卖，叫价100元。没到5分钟，一个人就以80元给买走了。虽然这件羊皮毛大衣是祖父当年用800余元买的，但眼下为了回家，也只能如此贱卖了。人已不值钱了，物还能值什么钱啊！当晚一点多钟，伯父兄妹四人搭乘南下的慢车，于第二天天亮时到达郴州火车站。迅即伯父们去汽车站，买了新田的汽车票。下午五时左右到达新田。刚好又碰上同村的邓家兄弟，伯父们便商量一起走夜路，赶回四十多里外的家。大约是半夜三点多钟，伯父们到了家，叫了一声“妈妈”，祖母应着伯父们时，声音振颤而又悲怆，说：“现在你们回来了，我就放心了。”
一九六二年伯父毕业分配到了宁远一中，这又是祖父的一种主意。本来填毕业志愿时可以有三个选择，但祖父写信给伯父说，与其到其他地方的中学任教，就不如回宁远一中来任教为宜。因为宁远一中曾经是省里有点历史和有点名气的一所重点中学，教学环境条件都不错，况且你又是在这里读过初中和高中的。祖父可能还有一层未说出来的意思，那就是伯父挨在祖父身边教书，既可在教学上给予帮助，又可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伯父完全理解了祖父的意思后，便毅然把三个志愿都填上了宁远一中。这样，伯父同祖父一样，也与宁远一中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六六年“文革”以扫除“四旧”、写大字报发难。当时造反派的学生认伯父的名字是“四旧”，便写出大字报，封伯父为胡适的孝子贤孙。想不到二十六年前祖父因崇拜胡适为伯父以“适”命名的旧事也变成了祸。于是伯父被迫发表一个“更名声明”：“胡适之人，昭著臭名。崇美媚美，可怜可恨。吾曾糊涂，袭用其名。是非不分，不智不明。而今醒悟，敬告诸君：更名郑新，重新做人。”后来，运动风起云涌。打砸抢抄，飞枪流矢。揪斗“黑帮”，捆绑吊打。昼夜攻战，轮番“轰炸”。一些经不起折腾煎熬的老教师都因此而提前去见了马克思。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祖父被遣回家，也正如塞翁失马一样，失去了工作，却保全了性命。“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真言是也。
“文革”的那种折磨也让伯父深深体验到了。先是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宁远汪井造反农民进城，冲击一中，伯父被手持钢钎铁棍的造反农民抓住，捆绑跪在地上，接受他们的拳打脚踢，几近半死；后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伯父被以“右倾翻案黑干将”的罪名揪出，戴着高帽游街、挂着黑牌挨斗、劳改住进牛棚，失去人身自由，长达半年之久。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才获得“解放”。记得“解放”当天，学校当局给每人赠送一套《毛选》，当场由一个书写人员在《毛选》扉页上写上“赠给XXX”字样。当伯父看见写到“赠给郑适”四个字时，心里便紧张了一下，下面是否还写“同志”两个字呢？顿时，“同志”二字出现了，伯父心中暗自高兴。伯父终于还是“同志”队伍中的一员。同志者，同一革命志向之谓也。解放后称“同志”虽然已习以为常，但伯父却只有在今天才体会到它的份量和难得。令人叹惋的是，在一中被揪出的二十三名“黑帮分子”中，却有两位再也享受不到今天发给《毛选》这种礼遇了：一位是曾经教过伯父数学的周老师已经悬梁自尽；另一位就是曾经一度很有威严的廖校长已经垂水身亡。
一九六九年五月末，县属一、二、三中宣布解散，原有教师全部下放去公社中学。凡是本乡本土的教师都由各自的公社选请回去。伯父本人所在的小木塘公社却不敢选伯父，也许就是因为伯父是郑国栋的儿子吧。结果，上龙盘公社一个管文教的陈组委说：“你们公社不选你，你就到我们公社来吧。”上龙盘公社选用伯父，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策和观念上有什么开明之处，而实在是因为这个公社地处高寒山区，其本乡本土的中学教师寥无一二。现在社社办中学，没有几个中学教师他们怎么能办呢？刚刚“解放”出来的伯父，文革中被剥夺工作的余悸还在心中缠绕，会不会再次失去工作呢？迫于无奈，伯父终于带着一种委曲和惆怅，去了宁远最北、地势最高的上龙盘中学。这里有上龙盘村，还有下龙盘村。顾名思义，这是盘龙卧虎之地。此地山势巍峨，连绵委蛇，确似条条巨龙盘踞于其间。但见万龙群中，有一龙头特别突出。其上有一高高的、圆圆的平顶，极象一顶“博士帽”戴在龙的头上。地灵人杰嘛，伯父想这里过去一定是人文蔚然，也许出过文曲星一类的人才。后来，上龙盘的老百姓告诉伯父，他们这里历史上确实出过几个进士，其中一个还在清宫中修过史呢。
上龙盘中学背靠大山。背后的大山一层比层高，一直绵亘到主峰海拔近二千米。这里的大山似乎与其它地方的山有些不同，到处是常绿的乔木，因而四季看山，都是一片浓绿。绿是生命的颜色，绿是青春的颜色，绿是希望的颜色，绿是活力的颜色。伯父是一个喜爱绿色的人。想到伯父就要在这万绿丛中教一群大山里的男女学生，心里便也有了几分兴奋。学生正是绿色年华，他们与这大山的浓绿，可谓是相得益彰，溢满了活力。彰满了希望。伯父想，将来左右这座座大山的，决定这座座大山前途的，也许正是伯父教的这群男女学生呢。因此，尽管伯父心中仍隐隐有所郁闷，但教起他们来仍然很是认真。
一个晚上，已经是将近一点钟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传下来了。公社立即打来电话，要学校四个教师马上去距上龙盘二、三十里外的桐木漯、竹山源山谷里的村落传达。当时伯父心里就有些想不通，说：“传达最高指示，明天白天去不行吗？”但是政令难违，学校四人只得连夜出发。伯父们每人带一支手电，又拿一根竹棍。因为山路上毒蛇较多，走路时必须先用竹棍敲打前面蓬着的茅草，以把蛇赶走，避免咬伤。其实，蛇也并不是随意咬人的。伯父睡觉的那个房间在一个山坡下，夜里，就常有蛇爬到床底下。说你只要不去惊动它，待一会儿，它会自动地爬出去。当然，事情总还是以预防为好。我们不仅要防深山里的蛇，也要防生活中的“蛇”呢。
一九六九年下期开学前，公社陈组委把伯父叫到公社所在地的天井里对伯父说：“根据工作需要，下期安排你到侯坪中学去教书，你明天就过那边去。”伯父原来不知道，这样一个小小的山区公社竟然还有两所中学。但侯坪这个地方伯父还是知道的，因为它与我们家乡相邻。侯坪距上龙盘约八里。那是历史上有名的干旱地。有句民谣：好个侯坪洞，水往泥里共（即“流”之意）。三天不落雨，男女不得空。这时伯父便说：“侯坪的情况我不熟悉，还是在上龙盘这边算了吧。”陈组委说：“那不行。上龙盘这边原来你不是也不熟悉么。侯坪那边去一段你就熟悉了。”伯父再也无话可说，转身就回了家，第二天就去了侯坪。后来伯父才知道公社为什么要调伯父去侯坪，原来是那天晚上去桐木漯、竹山源一带深山村落传达最高指示时伯父说的话传到公社领导那里去了，他们便说：“郑适这个人革命朝气不足！”而伯父告密的人正是祖父解放前在县中教过他的人。这样，伯父在侯坪的一所原先是一个地主的住宅楼上教了一年的初中。一共三位老师。只有伯父是名副其实的中学教师，其他两位是从小学教师提拔上来的。伯父教语文、英语，加体育、音乐；其他课程由另两位老师分担。教数学的那位女老师，自己都弄不懂初中数学，教了半年后，学生意见很大，第二个学期改由伯父教数学，伯父把音乐交给了她。
一九七0年下期，上龙盘中学办起了一个高中班。因为缺高中教师，公社便又把伯父从侯坪中学调回到上龙盘中学。陈组委说：“去年把你调往侯坪，是工作需要。今年把你调回上龙盘，也是工作需要。”伯父无话可说。伯父又同原来的三个教师工作在一起了。伯父教高中班的语文、英语、化学。其他学科，还有初中班的学科，由其他三位教师分担。吸取去年的教训，伯父不再随心所欲说话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时，政治运动非常频繁，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吧。一次，上龙盘学区又举行批判会了。会上，出于伯父的意料之外，伯父又成了老师们的批判对象。这次倒不是因为伯父说错了什么话，而是说伯父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回家去，这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表现。批判会过后，迫于淫威，伯父就再不敢每个星期六都回家了，改为每两三个星期回家一次。伯父的情绪开始变得阴沉。白天在学校里，同青年学生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学习劲头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到一些力量与快乐，精神也还不致于完全崩溃。但是，一到晚上，特别是到星期六晚上，校园里一片黑暗，什么东西也看不见，连树形也仿佛同黑暗粘在了一起，即使近在咫尺，也一点都分辨不出来。伯父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电灯，没有人声，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伯父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面面墙壁上晃动，仿佛有个恶魔巨灵来到伯父的房内。寂寞象蛇似的偷偷地袭来，折磨着伯父，使伯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待伯父睡上床去，睡梦中突然感觉到有一个庞大的身躯压在了自己身上，使伯父艰于呼吸。伯父拼命挣扎着，终于叫出了一声“他妈的！”醒来之后，伯父点上煤油灯，只有继续欣赏伯父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自此之后，为了驱除黑暗、驱除寂寞、驱除梦魇，无论白天晚上，伯父就开始学唱京剧。先学《红灯记》中的一些唱段，再学《智取威虎山》。后来学校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一个女学生演阿庆嫂，一个陈老师演郭建光，一个男学生演刁德一，伯父演刘副官。在上龙盘演出，去侯坪、太平铺演出，去双龙水库工地演出，去双牌县的麻江村演出，还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呢。
上龙盘三年是伯父精神上最愁苦、生活上也是最艰苦的时期。当时，伯父与在家的伯娘带养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后来大儿子剑飞考入武汉大学中文新闻系毕业在湖南省交通厅任秘书长，党组主任。小儿子云飞高中毕业在湛江当兵转业在高速公路上班。许多农活都做不了，也就没有多少工分。当时农村的人是靠工分吃饭的。工分就是粮食。没有工分就没有粮食。家里经常在过年之后就没有了吃的。伯父每月的四、五十元工资，除了购买粮食养家糊口之外，还要负担祖父母的生活费。伯娘是城市下放知青，上不了大山，砍不回大柴。因此，每逢星期六下午周假，伯父便挑一担五、六十斤重的大柴，回到二十多里外的家。这些大柴都是山里的学生送的。他们看见伯父经常挑大柴回家，知道伯父的困难后，便每周上学时从家里带上一些大柴来，放在伯父的房间里。有个学生，有一次因为踢坏了门，被伯父狠狠地骂了一顿。可是这个学生后来跟伯父熟悉后，他不光每次从家里给伯父挑大柴来，而且还好几次也挑一担大柴陪着伯父回去。
除了担柴回家，伯父还未忘记我那个嗜书如命的老父。每次回家，伯父总要带上学校订阅的老师们已看过的《参考消息》给他阅读，让他的心之沙漠也得以滋润。后来，祖父回忆说：“我读这张报纸，使我知道国内外大事，使我和世界保持密切联系。”我的头脑清醒，思想活跃，是与我读《毛选》、读《参考消息》这件事分不开的。读书读报，不只是增长知识，还可振奋精神，从逆境中看到顺境，从黑暗中看到光明。读书读报的作用，可谓大矣哉！”
一九七三年，区乡中学进行布局调整。当局者便把伯父从山上调到了山下，伯父开始了在双井墟中学的教书生活。该校址就是旧社会的舂陵学校旧址。舂陵乃汉朝舂陵侯建邑之地。舂陵高小是三十年代初县四所著名的高小之一。祖父于1932年正月至1933年三月曾在此读高小。1941年秋至1943年夏曾在此教书约一年半。那时这里有许多学识水平较高的教师，学事也曾极一时之盛。这里环境幽雅，旧有所谓“舂陵八景”之称，即古柏积翠、柳堤春晓、莲塘映月、舂陵观潮、曲岩探险、钟山夕照、西竺晚钟、半山览胜是也。学校前面，一片良田。夏秋两季，稻花飘香。约四百米处，小山之下，有一水岩，每天早晚，岩水一涨一落，鱼跃于浪尖，成为奇景。到舂陵者必来此一游，以饱眼福。校后一座石山，怪石嶙峋，一蹲一蹲，松杉竞茂，杂草丛生。葛藤蔓延，蝶蜂飞舞，山鸟争鸣，风景亦绝佳。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后，“文革”宣告结束，一切阴霾迷雾得以扫除，伯父得以重见天日。一九七八年一月，伯父调入二中工作。伯父从一九八二年八月起任二中教导主任。一九八四年一月任二中主持学校工作的副校长，八月任校长。一九八九年调任一中校长。一九九一年评上省特级教师。一九九四年评上省优秀中学校长。一九九九年离岗。二00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