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他们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渡过了鸭绿江。一踏上朝鲜的土地,便和其他志愿军部队一道,借着夜幕的掩护,抢占有利地形,组织防御,硬是要打乱“联合国军”步步紧逼的节奏。
那时候,夜行军的纪律严得近乎苛刻——不准出声、不准抽烟、不准点火、不准照明。每晚都有口令,发现情况,前后小声传递:“隐蔽”“有情况”“停止前进”……有时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闹出不少笑话。都说天上的侦察机耳朵灵得很,你大声说句话、甚至放个屁,它都能听见。
天一亮,所有人就钻进自己挖的掩体里,洞口拿草或松枝盖好,躲避敌机空袭。傍晚七点左右部队开始运动,凌晨三点停下,抓紧时间挖掩体、做伪装,赶在天亮前藏好身形。
干粮是每人肩上斜挎的一条细布粮袋,出发前装满七天的分量。内容无外乎“老三样”:炒面、炒豆子、熟土豆或土豆饼,偶尔有几块压缩饼干。炒面是小麦、高粱、大豆、玉米等磨成的粉,就着雪或冷水拌成糊往下咽。熟土豆冻得像石头,得捂在怀里暖化了才能吃,暖和天还容易坏。偶尔能见到牛肉干、马肉干,稀罕得很。萝卜、红薯算是宝贝,能生吃,顶饿又补维生素,都说“一个萝卜抵一颗炮弹”。罐头?那是战前或战后才敢想的奢侈品。
“联合国军”牢牢握着制空权,日夜轰炸运输线,前线断粮是常事。干粮吃完了,就只能饿着肚子打仗,野菜、草根都往嘴里塞。
行军全凭两条腿,脚上的鞋最要紧。国内送来的布鞋、胶鞋,尺码不全,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大的不跟脚,走一路磨一路;小的挤脚趾,没几步就出血泡。新布鞋特别是千层底,又硬又板,没经过“磨合”就长途行军,脚上遭的罪可想而知。朝鲜冬天冷,夏天雨多,鞋总是湿的,脚泡软了再跟湿硬的鞋一磨,皮开肉绽。要是遇上冻伤,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对付这双不听话的鞋,战士们想尽了办法。新布鞋用热水甚至尿泡软——尿里的尿素能软化纤维,还有点消毒作用——浸湿了再穿到脚上,等它风干定型,就更合脚了。鞋里垫上软布、棉花、干草,减少摩擦;脚踝处多缠几圈布带,防止滑动。万一脚打了泡,也有讲究:“脚打泡,别乱挑”。只要条件允许,一到驻地,干部就催着战士烫脚,想尽办法把鞋袜弄干。一块包脚布,洗得干干净净、烤得干干爽爽,就是行军的宝。
武器也杂,“水连珠”也就是莫辛纳甘步枪,莫辛纳甘步枪的枪声清脆,听起来就像水珠溅落的声音,因此得名“水连珠”。另外就是“三八大盖”,都得拉一下枪栓打一发,装五发子弹,火力根本比不上敌人。父亲说,天冷得枪栓都拉不开,又不能烤火,只好往枪栓上尿一泡尿,才能保证击发。
父亲所在的部队一到朝鲜,就朝预定防御阵地急行军。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联合国军”推进速度远超预计,先头部队已经逼近甚至越过了志愿军的预设防线。
父亲记得,入朝后他们在行军位置等了两三天,一直隐蔽待命。大约在10月25日,他们伏击了南朝鲜军一个营。那天,他们穿插到敌后,调整好标尺,一声令下,两分钟内三十多发炮弹全打出去,打完立刻转移,防止敌人按弹道反击。炮弹呼啸着砸向山下,一片混乱,枪声、叫喊声混成一片。这种轻便的迫击炮,成了志愿军手里的“大杀器”,机动灵活,打夜袭、近距离遮断,让敌人措手不及。原本以为胜券在握的“联合国军”,第一次尝到了人民军队“以杂制胜”的厉害。
战斗很快结束,听说有的敌人还在鸭绒睡袋里就当了俘虏。打扫战场的事,通常交给朝鲜人民军或地方武装。
到了11月下旬,情报显示“联合国军”分兵冒进,西线敌军已深入清川江以北。他们战线拉得长,我们要吃掉江北这几万人,包一顿“饺子”,就必须快速插入敌后,断其退路。
这一仗的关键,就看第38军能不能穿插到位,及时扎紧“口袋”。否则,高度机械化的“联合国军”一后撤,我们靠两条腿根本追不上。
父亲那时在尖刀排。他们夜里急行军,甚至和南朝鲜军队擦肩而过,完成了一次“刀尖上的舞蹈”。为了抢时间,他们白天去掉伪装行军,敌机竟误以为是南韩部队。十四个小时,七十多公里!在朝鲜崎岖的山路上,又是夜里,又是大部队,饥寒交迫,却跑得比机械化部队还快。他们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抢占了阵地,为后来的大胜奠定了基础。
夜战是志愿军的制胜法宝,却是“联合国军”的噩梦。黑夜里,三十八军的战士们奋勇拼杀,迫击炮、手榴弹、炸药包全往敌人头上招呼。美军损失惨重,一听我们的军号声,就像听见催命的音符。他们终于见识了中国军队的勇猛和顽强。
后来,彭德怀司令员在嘉奖令里高兴地加了一句:“三十八军万岁!”——“万岁军”的名号,就这么传开了。
这场仗,也被作家魏巍写进了那篇著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未完待续——下一辑:钢铁运输线上的生死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