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而我父亲，其实早在同年3月就已退伍复员。

他参加过辽沈战役和收复四平战役，因腿部患上风湿性关节炎，行军困难，未能随军南下。那时东北已经解放，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展开。奶奶家分到了四亩多地，但爷爷早已不在，家里只剩下奶奶和四个儿子——我父亲排行老三。

大伯是家里最有学问的人，我记事起，就常去奶奶家听他讲故事。他总躺在炕上，用劈开的一截高粱杆夹着书，给我们讲“七侠五义”“水浒传”。大伯有一箱子古书，后来都传给了我哥哥。他是国民高小毕业，后来考上县立中学，却因躲避国民党抓壮丁，不得不藏进老家东山的松树林里。

那片松林，我父亲总说，落叶积了半尺厚，踩上去软绵绵的，能陷到脚踝。林子里还有一片坟地，阴森得很，平时几乎没人去。大伯在柴火垛里掏了个洞，白天躲进去，晚上才悄悄回家，一日三餐都得有人送。可东北的冬天太冷，他的腿终究被冻坏了，先是拄棍子走路，后来医疗跟不上，就彻底瘫在了炕上。

因为这个，大伯既不能劳动，也没法参军。而我二伯，确实被国民党军队抓过壮丁。他在海城当兵时，从墙根的狗洞爬出来，脱了军装，换上别人晾的破衣服，一路要饭才逃回家。那时老百姓对政策不了解，怕被当成国民党兵抓起来，二伯只好东躲西藏。好在奶奶家住在蔡峪南沟最深处，出门就是松林，外人很少来。可一有动静，二伯还是得往后山跑。

纸包不住火，二伯逃回来的事还是被人知道了。幸好邻里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人深究。四叔年纪还小，所以家里的农活，主要就落在了我父亲肩上。他是壮劳力，复员后便安心在家种地。

谁知1950年8月下旬的一天，村长和民兵队长突然上门来做奶奶的思想工作。他们说：“你家四个儿子，除去一个有病的，还有三个，必须出一个参军。”还点名说：“那个从国民党部队逃回来的也得算上，别躲了，村上都知道。”

后来奶奶被叫到村公所——那地方后来成了我念书的小学。奶奶和一群人坐在炕上，灶坑里烧着开水，谁思想通了，就从炕上站起来。村干部反复讲“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最终奶奶松了口，答应让一个儿子去。

起初定的是二伯。他体检顺利通过，戴上了大红花。村里杀猪宰羊，开了欢送会。可二伯听说第二天就要坐马车去乡里集合，回家就嚎啕大哭，说什么也不肯去了。奶奶只好再找村长商量。村公所的态度很明确：不管谁去，必须去一个，否则没法交代。

奶奶只好来找我父亲。她说：“我找算命先生算了，你是咱家命最大的——掉井里、掉河里都有人救，死不了。你去吧，你还当过兵，村长也说你去比你哥强。”

后来父亲才知道，二伯是馋那顿猪肉和饭菜，报名吃完就后悔了。就这样，时隔半年，我父亲又一次穿上了军装。

他们到县城集合后，坐汽车去了辽阳集训。父亲念过三年小学，认得些字，被分到60炮班。全班十个人，最壮的背炮身，其他人背炮架、座板，我父亲是弹药手，负责背六发炮弹。班长负责指挥，炮手三人操作迫击炮，他们背得少，行动能更敏捷些。父亲后来笑说，要是当初报四年文化，或许就不用背最重的炮弹了。

除了炮弹，每人还配一支步枪、水壶、干粮、子弹袋、手榴弹、背包和小铁镐，加起来七八十斤。他们在辽阳集训了二十多天，因为成立的东北边防军的任务紧迫，训练内容十分紧凑：

一是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讲清保家卫国，御敌于国门之外重要性，既要克服恐美情绪，也要防止轻敌思想；

二是实战技能训练，包括射击、投弹、爆破，以及挖散兵坑、交通壕和防炮洞——这是保命的关键；

三是学习“三三制”战术，相互掩护、交替前进，减少伤亡，同时演练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发挥我军近战、夜战优势；

四是夜行军、防空演习和高寒生存训练。夜行军要求静肃快速，防空要会听警报、迅速隐蔽。虽然做了防寒准备，但因棉衣迟迟未到，后来不少部队还是出现了冻伤。

集训结束后，父亲所在第38军作为首批入朝部队，于10月18日深秋从吉林辑安（今集安）秘密渡江。全部行动在夜间进行，以躲避美军侦察。

面对冰冷刺骨的鸭绿江，我父亲是趴在两个木盆里渡过去的——炮弹就放在盆中。

此时，“联合国军”已在仁川登陆并迅速北进，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其先头部队已越过三八线，推进至中朝边境，甚至占领了平壤。我军渡江部队与敌军相距已不足二十公里。

父亲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熙川、球场洞一带建立阻击阵地，站稳脚跟。

初入朝鲜，面对陌生的敌人，不少战士听说有“黑人团”，心里发怵，私下议论纷纷。后来排长专门做了思想工作。谁也没想到，这支部队后来在第二次战役中打出威名，被赞为“万岁军”。

（未完待续——下一辑：尖刀排的迂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