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断代的含义
当下中国正以亘古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无不走在世界前列，可我并不想把文化位列其中，这并非在诋毁中华文化，只是从现今的文化传承和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宏观局面来看，我们的文化即将出现第四次断代。
针对文化断代，我们先从文化最基本的层面来论述，也就是什么是“文化断代”？按照比较官方的说法，他是指期望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观与现实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观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对于我们的当下国家来讲，我们所期望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观就是立足于本土中国的大众思想极其民族文化的思想精髓，根据近几年的现象来看，与之相矛盾的无疑是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给我们造成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观。文化普及显然使人们的知识层面的认知提高了一个档次，和可文化的普及造成的长期效果却恰恰相反。从当今社会现象来看，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外来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关注却少之又少。我们由此来看，所谓文化断代通俗的来讲，是指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由于一些自然或者是人为的原因消失了一部分或者说是绝大部分，或者说是接受了其他民族文化的一种现象。当代中国教育的普及是绝对正确的，可是普及的过程中出现了的一些变质正在慢慢的腐蚀掉我们的文化，年轻人代表了国家的未来，年轻人的文化取向决定了一个国家文化的盛衰，如果当下年轻人漠视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国家文化应该以怎样的结果呈现。我们可以大胆想象，那唯一的结果，就是文化的断代，甚至是绝代。但如果我们以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反倒可以积极一点，因为文化断代的现象自古以来就是存在的，也可以说是某种时代必然有经历的一种过程。
文化古义的演变与现代含义的冲突
我们先来先说一下文化的含义。“文化”一词起源于西方，但是如果拆为“文”和“化”，可要比西方早上两千年。关于“文”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从其形状上看，“文”的甲骨文就像一个人站立着，并且胸前有着“文身”，在古文中叫作“涅”，和我们现在的“纹身”是一个东西，可见，“文”渊源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文，错画也。象交文。”《诗经·小雅·六月》中的“织文鸟章，白施央央。”也有类似含义。由此可见，“文”最早含义是文身、纹路。直到大篆的出现，“文”的形状就只是一个单独站的人，这也说明“文”的含义发生了改变，从《左传宣公十二年》“一夫文，止戈为武”中很容易理解出，当中的“文”已经具有文字的含义，到后来又引申出文章、文德、文献等多种意思，以至于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其解释甚至达到了15种，实为震惊。对于“化”，我们依然从甲骨文上看，是两个站立相反的人，好似阴阳对立，又显得和谐统一。《淮南子·泛论》中：“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和《易经·恒卦·缘日》中的:“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就已经把“化”理解为变化之义，后来便引申出教化之义，例如《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化，教行也。从匕，从人。而”文化”一词正式出现是在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中，“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与我们现在的意思相差无几，尽管这些可以拿出来当做我们是“文化”根源地的力据，但近百年来，世界公认的起源则是来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在这里我并不想引起中西方矛盾，只是本着事实与论据为“文化”追溯正源。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的原有人文资源基本变成了“舶来品”。直到清朝末年西学东渐的兴起，英文“cluture”一词以“崭新”的面貌传入我国，当时文化学者把其译为“文化”，对于被文化阴霾笼罩的清末社会来说，人们对于这种“新鲜词”的解说也欣然接受，现代“文化”一词的现代含义也就确定了下来，但是它的古义却是日渐式微，埋没在西方信息洪流之下，这种现象就好比原装茅台被不良商家注了水，却仍然有人图其便宜，以此炫耀。这么看来，酒水交融也是会被接受的，只不过原装仍在，酒的醇香却是淡了不少。
三次文化断代的论述于与客观原因
在开头我说到了文化第四次断层，这只是以宏观层面上笼统的说法，实际上，中华文化在古代已经有了五次断层，有三大二小，这里就取大舍小，就此而述。
第一次断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项羽的“付之一炬”。 “焚书坑儒”被历代传说，在多种文献中也有不同的记载，其最为权威的出处是西汉刘向所著的《说苑·反质 》，其次是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现在通用版本则是孔安国的《<尚书>序》所记录的。至于始皇帝坑的是儒生还是江湖术士，据据司马迁所记：“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可以看见这是术士的版本，刘向和孔安国的版本也不谋而同，可是在刘安的《淮南子》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则是指儒生，后两者的年龄都比前三者大，却记载的与后辈截然不同。李开元教授在《史学集刊》中说过：“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学的经师们，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对于“坑儒”的真实性需要我们共同的发掘证实，在这里不作过多论证。我们现在可以确凿的只有“焚书”一说，各大文献版本对“焚书”都毋庸置疑，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下》说：“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司马迁也对此感同身受，其在《史记•六国年表》序言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班固也《汉书•儒林传》说：“及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仔细来看，三种文献对于“焚书”的对象都是诗文书籍，而那些医学、农业等并无销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坑儒”的真实性。但这些文书的消失，使得中华文化的浩瀚知识只能化为灰烬，断送了文化的传承。
项羽的雄伟形象在后人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从文史学家的角度去看，他无疑是中华文化的千古罪人。在“焚书坑儒”之后，文化典籍在咸阳宫仍然存有遗留孤本，可项羽一把火，使得咸阳、阿房两宫荡然无存，子史经集大量损失，杜牧在《阿房宫赋》也叹惜道：“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后来的萧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萧何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首位拯救者。从中我们可以引申为一个现象，武和文从来不是一体化的，中国自古以来的治国手段都是“以文化之，武次之”，一个国家如果“文武共重”，那么可能文化工作和思想统一没有发展起来，武力反抗却容易成为主流，文武也并不是决裂的，只是在不同阶段所发挥出的效果不同而已。都说宋朝是“重文轻武”，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时代，武的教化从来没有超过文教，两者轻重分明，才是社会稳定的关键。从历代朝代更迭来看，当“文化”不能适应和维持社会意识的一元化和阶层流动的稳定性时，那么就以“武化”来建立一个稳定的新社会，文武就这样不断交替，这种手段仍然适用于今。
第二次文化断层——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生历经三朝，身为儒学大家的董仲舒很顺利的实现了他的思想政治主张，为汉帝国创建了一个以儒学宗法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他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主张也成为儒学延续的救命稻草。如果从长远的目光来看，董仲舒废除百家，目的是为了皇权的稳定统一，很显然这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个文化的悲剧。但如果从近得利益的角度考虑，他不存在太大的错误，甚至无错。在任何一个社会，最自然的发展趋势总是价值一元化和行为规范标准化，社会人心难以堵塞，只能建立起一个价值共识体系来钳制人们的思想。从社会心里学的角度出发，在一和和谐有序的礼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会活得妥妥贴贴，但前提是，这种状态已经维持了很久，所以董仲舒必须要开创这一先例，为后世的稳定打下基础。事实也证明董仲舒的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正是儒家礼学和集神、君、父、夫一体的帝制神学体系确实对国家的稳定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他在《春秋繁露》所论述的天人合一和以及后来提出的三纲五常都是为此服务。
对董仲舒的功过是非我们没有必要追究到底，如果必须有一个客观的说法，我认为他功大于过，因为那时的汉朝长期对外征战，对内的管制相对疏松，倘若没有一个主流思想的树立，百家必有不合社会的行为出现，则我们不敢想象当时会出现怎样的反动局面。而董仲舒的过在于基本葬送了儒家之外的百家所长，中华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悲哀注定是无法避免的。
第三次断层——西晋末期的五胡十六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一些学者看来，无疑是“九州沦陷”，这种说法不够严谨，其中的利害在我看来是同等的。我们纵向来看，这一时期，开启了民族第一次大融合，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多民族文化格局形成，使得了各地文化的多样性和地方特色的兴起，为当今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到了一个很好开端。时代文化的统一，思想的进步，也终归顺应了历史从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的基本演变规律。另外，塞外胡人扰乱中原，导致长时间的战乱，统治政权的不断更迭，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崩溃，局部的割据政权形成，使汉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灭种之灾，汉文化的丰富性迅速下降，中华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变革，让保存下来的中华文化不得不南渡。因为政权的南移，必须要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士庶观念充斥了整个社会，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治局面，因此阶级的固化情况也就代表着门第制度的盛衰，门阀制度因此形成，以至于《周书》记载：“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反应了门阀制度的繁盛。对于文化政治的基本垄断，文化的流动性和实用性灸自然地被埋没在权利之下，文化局面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冰河时期。
文化断代的原因
近代的中国，遭受了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和凌辱，迫使国内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开始寻求就图存亡之道。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封闭性，纷纷意图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力图改革，并开始不断贬低、忽视本民族文化。于是出现了西学东渐的盛行，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思想和制度。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却收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股改革热潮兴起，一批批的先进知识分子出现，试图有西学来取代原生文化，根植于中国土壤，这无疑是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之后的辛亥革命，西方的习俗、服饰等被照搬引进，传统的文化框架被打破，使儒家失去了社会意识的支撑，形同孤鬼，导致原有的道德规范和标准价值观念崩塌，直至当代，这些礼德的消失，对于身处信息洪流的人们，失去了精神指引的方向，使得他们的精神家园遗失，只能寻求虚拟化带来的刺激和享受，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一种虚无主义，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关注度急剧下降，中华文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自然就会埋没其中。而相比于现代社会，中华文化存在的社会组织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传统社会。那时的社会产业结构单一，使得人类形成了“日生而作，日落而息”的单一的生活价值观念，加之人们的思想具有很大封闭性，使得对自然具有绝对的崇拜，对于文化的保留和继承有了充足的时间和思想上的准备，继而对于生产、生育、宗教、德化等传统思想充斥着整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
从当下环境上分析，当今的中国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必须要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并且建立起一个新时代的价值观体系。在这种大洪流之下，中国的文化价值领域与现代社会出现了冲突，从而产生了国内“双重价值系统”，原本的传统价值观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影响着当代人的文化价值取向。加之中国在92年开始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国门大开，促使中国向着现代化社会发展，社会运行速度加快，底层人民的生活压力随之增大，人们迫于生计，开始不断向现有资源靠拢，内卷开始，人们无暇考虑其他，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逐渐倾向于功利化，伴随出现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盛行，不断冲击着传统美德教化。而由于人们始终处于价值盲区，不能清楚的意识到问题的所在，这就使得中华文化在当下的社会框架中基本没有一席之地。
结语
五千年的文化传承至今，虽然曾有过断代，但是仍然继承和保存了下来，这并不是上天的保佑，只是我们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得我们在是现代化的社会仍然可以领略到祖先的思想精髓。但是文化的传承，在当下看来，已经出现了断代的迹象，就拿大众来说，现在还有多少人会看传统文化的书籍？我们保留很多传统文化中的行为习惯，但这些行为习惯本身的内涵，很多人都不会解释了。照此发展下去，年轻一代只会更加远离传统文化，更加理解不了传统文化。这样衰落的文化，势必会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所以我们应该发出一个时代疑问：中华文化该何去何从？当下中国的发展如此的迅猛，我们的精神思想应该寄托于何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并不矛盾，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何不以娱乐精神来学习我们的文化？如果我们再不仔细的反省，第四次文化断代将会是我们这一代人亲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