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发者按】

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原江西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江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学科负责人王琦珍教授因新冠引发基础疾病，在医院救治近一个月后，于2023年2月2日凌晨3:40逝世，享年80。

王琦珍教授首先是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最有教育情怀、最用心于教育、最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同时也是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宋代文学研究等两大领域取得了最丰硕成果的著名学者。几年前，他回顾平生，从明代 卢公弼《初见杜鹃花次云冈修撰韵》绝句“际晓红蒸海上霞，石崖沙岸任欹斜。杜鹃也报春消息，先放东风一树花”中，取出“杜鹃也报春消息”为标题，写了回忆录。这份回忆录对先生学术成长的历程作了全面回顾和总结，真可谓：“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其中丰富的学术经验，对后辈学人有多方面的教益和启发。日前经先生高足刘海燕教授节录，分三次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从民间到经典”。为更便阅读，我们转发于此，作为对先生的无尽缅怀。

杜鹃也报春消息——王琦珍教授学术回忆录

所以先说我的求学经历，是因为其间很多事情，对我后来的道路选择和治学的方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我的启蒙是从读私塾开始的。1949年底，村上办了所私塾，先生是我一位堂叔。我当时的接受能力可能比其他同学要强些，只用了两个来月就背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先生大概也是觉得“孺子可教”，就单独为我设课，先是读《幼学琼林》，接着读《大学》《中庸》。到1951年5月，取消私塾，我们转到5里路外的一所公办初小。入学时，老师面试，就让我直接读三年级下学期，准备下半年升四年级。但这年10月，我突发麻疹。那时医疗条件差，人们通常将麻疹视同天花。我休学一年，其实也只一个来月就好了。但当时医学常识很贫乏，人们还是怕传染，到第二年9月，学校还是不让我复学，于是又在家待了一年。这两年，我除了给家中放牛、打柴之外，就是继续由原来的私塾先生教我读书，先后读完了《论语》《孟子》，后来让我读《礼记》，但实在太难，我读不下来，就不了了之。不过，恰恰正是这段经历，为我后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垫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在家待了两年，终于复学，并于1954年小升初时，以两个满分考取县里的高级小学读五年级，后来又顺利考入县中学。进高小后，我开始读一些小说，那时读的书很杂，《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时同学中没有《西游记》和《红楼梦》）《薛刚反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岳飞全传》《樊梨花》《英烈传》《隋唐演义》《封神演义》等，很多是在同学从家中带来的，其中不少是比较低档的小说，但都是线装本，有的还没有标点，靠自己去句逗，这反而锻炼了我的古籍阅读能力。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其实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这期间，我那位堂叔也到县里工作。他发现了我“乱读书”这个问题，开始引导我读一些“正经书”，先是在六年级时花了一年时间，反复读了三遍线装本的《聊斋志异》。我后来对一些书喜欢反复读、细读的习惯，就是从读这部书开始的。进入初中后，县里办起了图书馆和工人文化宫。他从那里给我借了许多新书，这是我眼界逐渐开阔的开始。我当时读过的外国作品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国内的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这使我的读书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有品位的境地，开始无意中受到新文学的熏陶。这期间，还有一位老师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是我们中学的会计，兼管图书馆。一直把我当小弟弟看。有意思的是，她介绍我读的书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是读得似懂非懂，但从井冈山开始的中国革命事业，当时在我心中留下了可说是刻骨铭心的印象，后来差一点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选择——去写反映中央苏区斗争的长篇小说。这一点放到后面去讲。

大致来说，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三这五年，是我视野、心胸日渐变得开阔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第一次知道中国文学之外还有外国文学。第一次知道古典小说之外，还有那么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第一次知道，在江西这块土地上，还进行过那么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从心底里开始萌发一种非常强烈的想去进一步了解它们的愿望。现在想来，我后来的研究工作，我的研究选题和论述，往往显得视野比较开阔，不太拘泥于我们江西学者所遵循的清代乾嘉学派义理、考据、辞章之法，文笔也比较恣肆，和我在这一阶段所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但这种对文学的痴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很快显现了出来，这就是偏科。说来很惭愧，我是数理化全部补考才高中毕业的。高中三年，基本上都是为高考做准备。这期间，有几件事对我后来的道路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是学会了如何细读作品。高一之前，我的语文老师都是从小学调上来的。高二才来了一位正规的大学中文本科毕业生，那以后的课才讲得中规中矩。比如讲古典文学作品，他特别注重“字、词、句过关”。这样学得就很札实了。他特别注重分析课文。一次，给我们讲杜甫的《石壕吏》，他先将这首诗分成三部分，前四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墙走，老妇出门看”作开头，后四句“夜久语声絶，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为结尾，将中间老妇和差役的对话为全诗的主体。然后分析说，古时国家是为往来的官吏和行人设有驿站的，但诗人却在暮色苍茫之中，到路旁的农舍中去投宿。这是因为驿站被战争破坏了。而且，他就在这里亲眼看到了衙门差役四处抓兵的情景。这就写出了那种兵荒马乱的气氛。差役一来抓兵，老翁便翻墙而逃，可见抓兵已不是第一次，老翁也好，老妇也好，是有所防备了。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诗人是浓笔重彩、泼墨如云地写老妇和差役的对话。她告诉差役，自家有三个儿子，都到河阳前线打仗去了，一个儿子来信，告知两个兄弟最近都牺牲了。老妇说，死的就这样死了，活着的也是苟且偷生。房中没有别人，只有一个还在吃奶的孙子。因为要抚养孙子，孩子的母亲没有改嫁。但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裙，不便出来见你们。唐代的兵役制度，是两丁抽一，三丁也是抽一，但这家人家三个儿子都被征召去了前线，而且已经战死了两个。国家是否应该给这样的家庭以抚恤、关怀和照顾呢？但是且慢，差役们才不管这么多呢！他们来抓兵，而且是连夜来抓。可见河阳前线的战事是何等紧张的了！一番纠缠之后，无可奈何的老太太都被他们抓走了，这是怎样的惨绝人寰啊！当我们都沉浸在他的分析讲叙中时，他突然提了一个问题：“老妇在历数家中的人口和去向时，有什么隐瞒吗？”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老妇数来数去，连孙子都说到了，却无一语及于老翁，她是刻意地要保护自己的丈夫啊！分析到结尾，老师说，当老妇的脚步，在差役的吆喝声中渐渐远去后，房里只有她媳妇哭都哭不出来的抽泣声。天快亮的时候，老翁虽然回来了，但老妇却被抓走了。如果还有下一次抓兵，谁来保护他呢？他还能幸免于难吗？

听着他那深情的、抑扬顿挫的声音，教室里是一片寂静，那空气就像凝固了一般。我们的思绪，似乎都被他带到了那遥远的历史时空里。我们似乎和杜甫一道，就站在那个叫做石壕的残破村落中，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正在上演的人间悲剧。这种讲述和分析，对我来说，简直是振聋发聩！我第一次知道，书，竟然还可以这样去读！还应该这样去读！我后来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我读书的方法，我对作品的理解、我的学风，都保留了他对我的影响。 

高中期间我的另一件事，是热衷于写作。那时压根就不要老师来管，我几乎每天都写一篇，逮到什么写什么。每篇老师都会指点我如何去修改。写得多了，文笔也娴熟了许多。高二时，我写的一篇假日游记《八一桥的灯光》，竟很得他和学校领导的赞赏，高三时，省教育厅向全省征集中学生作文，他请学校把我这篇习作推荐了出去，后来被选入解放后全国编辑的第一本《中学生习作选》，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而且是放在全书的首篇。这事对我后来特别热衷写作，也产生了影响。

高中期间的第三件事，是对外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事说来其实纯属偶然。高三下学期，江西教育学院的谢本良先生到我们县里函授讲课，讲的是高尔基的《母亲》。我被允许参加旁听。第一次见到大学老师，第一次听这么高层次的课，当时真是听得如痴如醉。我们在高中学过高尔基的《海燕》，听老师说过他的《我的大学》。这次又知道《我的大学》是他的自传三部曲之一，知道他的长篇小说《母亲》。从心底里萌发了对外国文学的强烈的好奇心。我后来所以苦心学俄语，在大学毕业时，决心去考外国（苏俄）文学的研究生，最早的起因就来自于这堂课。有意思的是，大学毕业留校后，教育学院一度与江西师院合并，谢先生和我一起在师院（大）工作了好些年，他一直很喜欢我，给了我许多的指点和关照。

1962年，我考入了江西师院中文系。入学时，上第一堂写作课。老师出人意料让我们写篇课堂作文，题目是《纳凉》。一周后，我那篇作文被老师选作范文在全年级讲评。这事可能引起了老师们对我的关注。当时布置作文题的是吴海先生，讲评作文的是汪大钧先生。到上世纪90年代，省社科院文学所和师大文学院承担省九五社科重点规划项目《江西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吴先生任第一主编，汪先生为现当代部分的主要撰稿人。承蒙他们厚爱，让我也忝列副主编之中。我后来曾很感慨地对吴先生说：当年两位老师把我从众多同学中拔举出来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我能有机会在他们的指导下，来协助他们完成这样一项重大工程。

大学一年级下学期，选入我习作《八一桥的灯光》的那本《中学生习作选》出版了。这事也传到了学校里。不久，我被选入系里的“创作评论小组”。这是一个由系里直接管理的学生社团性质的组织。但筛选比较严格，每个年级只有三五个人。由副系主任赖淮靖先生负责。除组织一些写作活动之外，还有两项很特别的培养计划：一是安排系里的老师单独给我们作专题讲座，讲的都是比本科课堂教学更深的内容。赖先生就亲自讲“诗词格律十讲”；二是让我们去参加省作协和省文联的各种文学活动，直接和当时省内外一些著名作家、评论家接触，听他们的发言。而这些活动所讨论的，都是当时国内文艺界、思想界争论的最前沿的问题，如写英雄形象还是写中间人物问题，如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问题，还有对当时新出版的小说《创业史》《红旗谱》《风雷》的评价问题。1963年省文联年会，田汉先生来了，在会上作学术报告，我们也去旁听了。他在报告中，就说到还没有一部反映江西中央苏区斗争的史诗性的作品，觉得很遗憾，希望江西作家能关注这一选题。我后来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去搜集这方面的材料，野心勃勃地想写这样一部小说，这念头，就是从听这个报告开始的。听讲座后我得益匪浅，最主要是开阔了视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我后来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锻炼了敢于去驾驭较难、较大的课题的胆略和魄力。

 大三下学期，现代文学课结业考试，老师出的题目是：根据你对《红旗谱》《百炼成钢》《万水千山》《潘虎》四部作品的理解，阐述你对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关于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理论的认识。开卷考，时间是一个月。我因为这些作品早就读过，而且在读的时候，就查阅过有关的评论，做了笔记，又旁听过省文联、省作协的讨论，有基础，只花了十天就交了卷，一万多字，实际上就是一篇论文。老师很满意，给了个“5分”。

大学四年其实也是我对后来的道路进行艰难选择时期。进大学后，我迷恋上了外国小说，尤为崇拜列夫·托尔斯泰。我买齐了他所有中译本的作品。做了大量的阅读笔记。到大二下学期，就暗下决心要考苏俄文学的研究生，为此经常假期不回家，而且拼命学俄语（那时中苏关系恶化，俄语课已停开）。后来我参照俄汉词典，逐渐可以慢慢地看阿·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契诃夫小说的俄文版，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这届延迟毕业，所有考研的考试全部停止。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强烈的失落与彷徨。这年（1966）的下半年，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各大中学校的学生满世界乱跑。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既然考研不成，何不就去写田汉先生讲的反映中央苏区斗争历史的小说？于是我去了吉安、抚州、赣南等地的许多县，除收集材料外，还亲自去考察了红军反围剿的几个具体战场（如活捉张辉赞的永丰龙岗、如五次反围剿时“御敌于国门之外”、死打硬拼以至伤亡惨重的金溪浒湾保卫战的前沿工事等），绘制了具体的地形图，我甚至看到并全文抄录了中央“八七会议决议案”（黄纸蓝色油墨的油印件），和第一次反大围剿时毛泽东、朱德起草并签发的向张辉赞部发起总攻的手令。后来我从兴国去了宁都，收集了宁都起义的材料。再从宁都步行到瑞金，此后一路都是步行，到于都，到赣州，到遂川，经黄坳、朱砂冲上井冈山，再下山到茅坪、宁冈、三湾、永新、莲花到安源，一路收集材料，查看具体战场。最后，在安源下了三个多月的矿井，做煤矿工人，亲自去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原计划还去修水考察秋收起义的材料，但中央文革下令停止串联，学生必须回校。于是回到了南昌。但这项工作我后来还是继续了下去，主要是借助《红旗飘飘》等革命斗争回忆录来补充。我收集的文字、图案材料足足有30公分厚。而且还写出了一部分章节。但我深切地感到，写这个题材的条件还远不成熟，于是断然终止了这一计划。那些材料被一位教中共党史的老师全数拿了去，后来她和她先生一起调回了四川，这些东西去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放弃这个计划后，我完全不知下一步怎么走。当时学校正迁在井冈山，我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写了些小诗（记忆中好像是26首，可惜散佚了），格式是仿照四川诗人陆棨的《重返杨柳村》那本诗集的，我很喜欢他那种风格。当时正号召读“六本书”，于是我也去读。也奇怪，还真读起了兴趣。我读完了《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读了梅林的《马克思传》。说不上理解得怎么深透，但还大体上读懂了。后来（90年代初期）我写《礼与传统文化》一书，在写婚姻、家庭和国家关系那部分时，就涉及到摩尔根的学说，涉及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我觉得写得得心应手，这就是当时积淀下来的。

一次，邻居一个在井冈山中学读书的小孩，捧着他的语文课本来问我一个问题，我意外地发现中学课本中还选了不少古代文学作品。其中就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以及李白、杜甫的诗。我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我可以大胆地去选择的未来的研究领域。当时搬到山上去的学校图书馆中，几乎没有古代文学书籍。但好在我自己随身带了一套线装本的《古文观止》（共8本），这套书的长处是有许多夹批和眉批、总批，将文章的写作技巧讲得相当深刻、透彻。我就开始读，而且很快找到了中学时听老师分析《石壕吏》时那种感觉。正好我在校办工厂接受再教育，在锻工车间抡鎯头（打铁）。工厂在一个桃园里，靠着农村，经常发生盗窃工具甚至钢材等事件，需要人守夜。我就住到那里去了，用工具柜围了一个小房间，自己在墙上掏了个不很大的窗户。下午下班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前，压根就没有人到那去，我就在那里一篇一篇地读、背、抄笔记。232篇文章，到学校迁回南昌时，我已读完了150多篇。后来（1996年），我带着我指导的两位研究生为江西高校出版社撰写《古文观止赏析》一书（80余万字），这些笔记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件事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让我这一生都沉迷于中国古代散文史的研究。在校图书馆带上井冈山的图书中，我翻到一本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笔谈散文》，其中有篇文章说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中国散文史》。这句话使我很惊讶，我想我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大的研究方向了。因为《古文观止》是清代的选本，收入了从《左传》《国语》到明代最优秀的散文作品。我突然意识到，它其实已经以作品组合的方式，勾勒出了古代散文从先秦到明代的发展脉络。这一发现，让我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但学校迁回南昌后，图书馆程传定先生告诉我，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陈柱先生的一本《中国散文史》，并找出来给了我。我看过后，觉得过于简单，甚至有些粗糙。全书十余万字有三分之二是写先秦，古代散文的重头戏唐宋两代的散文，反而只占了极少的篇幅，而且写得浮光掠影，至于元明清三代几乎不在作者视野之中。这明显和那一代学者独尊秦汉、鄙视唐宋以后文学的传统倾向有关。于是我开始从散文史的角度入手，继续读书，并重新整理笔记。但在整理中，却不知不觉地将这些文字写成了一章一章的书稿。到1977年底，写完了散文史的上卷（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那一段读书生活其实非常艰苦。程传定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无家室，住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后面的书库共三层，第三楼放的是线装古籍和一些珍贵的资料。一个小楼梯，一个小门，只有他有鈅匙。他在一个小窗户下给我安了一张翻斗桌，让我在没教学任务时，就躲在里面看书。我就这样在那里读了近十年书（文革后还读了四年），先是读了《昭明文选》，后读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再后就是读四部丛刊所收唐宋作家的别集。还开始通读二十四史，但只读到《宋史》。《元史》和《明史》是后来补读的。

不久，中宣部和中国社科院在昆明召开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社科规划工作会议，我们系里的彭绍春老师参加了，他将自己做的会议记录给我看。我发现会上特别提到要将中国散文史编写列入规划中。我于是找了几位学生，请他们帮忙用复写纸将我已完成的散文史的先秦两汉部分，复写了两份，每份分装成上下两本。将其中一份寄往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科研处，请他们鉴定。我没有想到，他们非常热情地将书稿转寄给了我所在的中文系，但没有另外回信告知我。我是后来从他们给系里的信上才知道，他们一共说了三点意见：1、一位青年教师在教学之余，完成了这样一部书稿，值得鼓励和肯定；2、文革刚结束，百废待举，许多专家因各种原因，还没有恢复工作，他们还没有力量来组织对书稿进行鉴定；3、在昆明举行的社科工作规划会议上已提出散文史的编写问题，但尚未具体落实，我的书稿既已出来，建议我们系里将书稿推荐给出版社，请出版社审定，如合要求，请帮助出版。八个月后，我看到信中所说的建议，立即将书稿寄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很快就将书稿退回给了我，并回信说明，他们刚刚约请了北师大郭预衡先生写中国散文史 ，签了合同，并正在申请列入全国社科规划。建议我另投别的出版社。我那时在学术界一篇古典文学的论文都没有发表过，根本没有出版社会理睬我，于是只能束之高阁了。

这期间，我的散文史中卷（唐宋辽金部分）也已脱稿，下卷（元明清部分）也开始写了几章。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时一个偶然的机遇俏然而至，让我得以真正进入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界。1983年，南丰准备举办纪念曾巩逝世九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这会由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和南丰方面具体筹办，我被借用到会务组工作。与会代表要提交论文，我便将刚完成的唐宋散文史稿中关于曾巩的部分抽了出来，按论文的格式作了改写，题名借用了明代一位学者评价曾巩的两句诗：“学术自应超董贾，文章元不让韩欧”。我先将稿子投给了本校学报，一个月不到，学报就退了稿，并发了正式的退稿通知，和别的退稿通知不同的是，上面特别加了一段话：曾巩文章不具备文学性，本文选题没有任何价值。文章条理不清楚，自己的议论多而征引原文少。对前者我完全不赞成。至于第二点，我也特别不理解，论文不侧重分析议论而全靠大段大段的引文来组成文章，这算什么论文？于是我想请外地的专家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我发现有位叫谭家健的学者，在中华书局办的《文学评论丛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古代散文分类的论文，便写了封信表示想请他给我看看稿子，又给《文学评论丛刊》写了封信，请他们转给谭先生。谭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表示愿意给我看。我这才知道他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专家。谭先生收到稿子后，给我回了信，告知他从事先秦散文研究，对唐宋散文不太熟悉，转请了他的同事唐宋文学专家吴庚舜先生看。当时我就懵了。我们读大学时，用的两部《中国文学史》教材中，他就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那套书中唐宋文学的撰稿人之一。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专家来看我的稿子。一周以后，我接到了吴先生的来信，告知文章很好，他已推荐给了《文学遗产》杂志编辑部，建议发表。接着，编辑部先是寄来了收稿收据，大约半个月后，又寄来了两条修改意见。我按他们的意见做了修改，只改了200来字。他们又复信说，稿子通过了，拟在年内刊出。这事的转机如此之大、如此之快，让我自己都觉得在云里雾里一般。这消息除我妻子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到12月初，文章在《文学遗产》上刊发了出来。两位素不相识的老一辈学者古道热肠，就这样把我带入了古代文学学界。这是《文学遗产》创刊以来江西学者在这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时在学校，尤其是在系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6年，本系陈良运先生也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意象、形象比较说》，而且是这期刊物的头篇文章。这是当时国内古代文学理论界正在讨论的最前沿的一个学术问题，陈先生很敏锐，文章写得相当有水平。在这前后，傅修延老师也出版了两本介绍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著作。

当时《文学遗产》那篇稿子刊发之后，我可能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注意（那时文革结束不久，学术复苏，但涌现出来的年青学者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太多，所以很容易引起注意）。我开始比较密集地往外投稿，有意思的是几乎都是一投即中。先是1984年上海《社会科学》杂志发了一篇论清初作家侯方域的论文《侯方域文学思想试论》，1986年《文学遗产》又发了我第二篇文章《论刘师培的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1987年7月1日，《光明日报》发了我一篇论苏轼的稿子。同年，《文艺理论家》发了我《论欧阳修在宋代诗文革新中的领袖地位——兼与姜书阁先生商榷》的长篇论文，这篇稿子当即被人大全国报刊资料复印，而且上海《学术月刊》很快将此作为国内重大学术研究动态，刊文专门介绍。也是这一年，学校学报也开始刊发我的稿子。发的是《曾巩题王安石像赞辨正》。1988年，《文学遗产》又发了我论南宋散文的一篇论文《南宋散文评论中的几个问题》。这篇稿子后来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至今学界谈南宋散文还经常被提及。1989年《文学遗产》又发了我一篇论杨万里的文章《杨万里家世叙录》。再往后，就是1994年，还发了我的《金元散文评议》。从1983年至1994年，这家刊物共发了我五篇论文，这在《文学遗产》办刊史上，是比较少见的。我曾和后来的主编陶文鹏先生开玩笑说，我这个“教授”，是他们栽培出来的。这期间的另一个现象是，我的这些论文被人大复印的几率非常高。比如1988年我共发表了四篇论文，人大就复印了三篇。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状况确实非常好。而且从那时至今天，我都走得顺风顺水，可谓是“从今步步行平地，出得千山与万山”了。如果要总结的话，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全国的大趋势是阶级斗争论正逐渐淡化，学术研究开始真正受到重视。全国各刊物对青年学者所持的更多的是发现人材、大胆扶持的态度。二是老一辈学者对我的关心和拔举。除前面提到的谭家健、吴庚舜、程传定先生，以及我在外界交往中认识的著名学者王水照、吴调公、郭预衡、李修生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资格编辑邓韶玉等先生之外，我系里许多老先生和一些领导，都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关怀。在暗中帮助我的还有本校其他系科的一些老先生。从83年到87年，我在学校每年都被评为先进教师、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科研成果也年年在学校获奖。1985年，我那篇《学术自应超董贾，文章元不让韩欧》，获得了江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庆祝建国35周年江西省优秀文学作品（论文）奖”，而这些都是由学校方面直接评选和推荐的。三是我有小时垫就的古文功底，又有了学校迁井冈山时就开始的长期阅读积累，一旦遇上学术复苏的大环境、好时机，便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四是我走过的求学道路，使我看问题的方式、研究的路子显得不太拘于成规，我比较喜欢关注大的、高难度的选题，且很容易接受和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又不生搬硬套。如我写于1987年发表于1988年的《论宋代江西作家群的崛起》（发表于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丛刊》），以及刊发于1988年本校学报的《禅宗与宋代江西作家》，1995年刊发于《辽宁大学学报》的《论禅学对诚斋（杨万里）诗歌艺术的影响》等，就是在和傅修延、陈良运老师的交谈中得到启发，借鉴宗教、科学学史、人类文化学和文化地理学理论而写成的。我后来为《江西文学史》起草全书的“导论”，《论宋代江西作家群的崛起》一文便成了我写“导论”的基础。那种比较开阔的文化和文学视野，就是这样形成的。

1993至1995年是我学术道路的又一次重大转折时期。这以后论文发表得比较少了，我将主要精力转向了三个方面。一是指导研究生。我是系里惟一在唐宋和元明清两个方向上同时招收研究生的导师。我将各刊物向我约稿的机会给了我的学生，他们这些论文发表时我从不署自己的名字，我的目的是尽力把他们推向学术界。我前后实际上指导了12位研究生（包括不挂名在我门下而由我指导的），后来考了8个博士生，另外四位，两个进了公检法系统，一位以硕士学位进了暨南大学任教（该校当时已有古代文学博士点），现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另一位去了中央电视台9频道任编辑。他们发表的论文也比较多，其中96级刘海燕的硕士论文也刊发在《文学遗产》上，她的另一篇论文发在《中国韵文学刊》上。学子们有如此骄人的成就，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天份和刻苦努力的结果，还有许多给他们上过课的老师们的辛劳。我在这方面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二是转向撰写专著。我的第一本专著《曾巩评传》（20万字），1990年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此后便不断收到各出版社的约稿意向，从1993年至2006年先后为江西高校出版社撰写了《礼与传统文化》（12万字），《古文观止赏析》（80万字。232篇我写了112篇，两位研究生写了120篇，也是对他们进行训练的教学內容之一）。为吉林文史出版社撰写了《翰墨天下雄——桐城派精品赏析》（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精品赏析丛书之一。28万字）和《曾巩传》（唐宋八大家列传丛书之一）。为青岛出版社整理了著名古文献专家王献唐先生遗著《炎黄氏族文化考》（42万字，与宫本春先生合作）。为江西人民出版社整理（点校）并出版了上中下三卷本的《杨万里诗文集》（即《诚斋集》，220万字）。2001年又为江西高校出版社撰写了《黄庭坚与江西诗派》（22万字）。此外，应陈良运先生的邀请，撰写了他主编的《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的“北宋金元分卷”（南宋部分因我生病，改由陈老师的一位研究生撰写）和“近代分卷”（约20万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应万萍先生约请，为他主持的全国古籍整理重大项目《豫章丛书》点校，撰写了郭子章的《豫章诗话》（约10余万字）；应北师大李修生先生约请，为他与赵义山先生主持的教育部高校统编教材《中国分体文学史》，撰写了“散文卷”的“骈体文”部分共8万余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应吴海先生的约请，担任省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江西文学史》第一副主编，负责筛选入史作家、起草全书古近代部分写作大纲、撰写全书导论、古近代五大编概述，及“北宋其他古文家”一章、并参与全书统稿工作。（江西人民出版社）；应邹然先生约请，为他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撰写了“两宋金元文学批评”和“明代文学批评”两章约8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应中国人民大学吴小林先生约请，为他主编的《唐宋八大家文品读辞典》撰写了所选曾巩的全部作品（23篇。岳麓书社出版，商务印书馆再版）此外，还参与了一些全国性的重点书籍的编写，因比较琐屑，不一一列出。这期间，我还写了另外两本书，一是《怎样读〈〈红楼梦〉》。是当时宣传部门正在农村创办“农家书屋”，一家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带阅读指导性的图书，约我写《怎样读〈红楼梦〉》一书，我如期交了稿，但其他作者均未交稿，大部分甚至还没动笔，正巧责编退休，社内领导班子又调整，这套丛书也便流产了。这个书稿至今未能出版。另一本是《元明清文学批评史》，这是我自选题，但还只是个初稿，非常粗糙。第三件事，是我兼任了一些学术职务，分散了许多精力。一是担任了省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二是担任了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常务理事，其间协同散文学会与井冈山大学、永丰县政府举办了欧阳修诞辰100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古代散文学会年会。1998年接任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点负责人，2001年又接任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琐屑的事太多，也影响到自己的研究。

我是2006年退休的（原本应在2004年退休，因本科评估留用了一年半）。在2005年时，赖大仁老师交给我一项任务，去景德镇陶瓷学院协助他们完成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中华大典》的《陶瓷艺术分典》，这项工作一直到2011年才完成，我帮助他们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三套书：《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250万字）、《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30册）、《中国陶瓷文献校注》（上下两册）。最近我又应允了景德镇学院陈雨前院长，为他们新近承担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陶瓷卷》撰写古代陶瓷文献部分200余个条目，并为全书统稿。

2011年，我撰写了《杨万里与诚斋体》一书（30万字），于2013年出版。此后，开始重写《中国散文史》，我设计了一种新的表述和结构方式，拟将它写成散文史话，分五个分册，已写了60余万字。到2018年，突然接到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约请，为2019年南丰纪念曾巩诞辰1000周年编写的“曾巩文化丛书”，撰写其中的《曾南丰先生评传》（不是90年出版的《曾巩评传》再版，而是全部重写），我接受了这一任务，花了四个来月完稿（23万字），于2019年6月出版。去年南丰会议之后，许多学者指出，学界关于曾巩诗歌的论述，在解释和繋年等方面存在诸多乱象。我仔细研究后，觉得问题关键是对其留存的9卷共427首诗没有读懂。有出版社编辑希望我能做一做这个工作，将这400多首诗全部注释出来。我觉得这工作很有学术价值，于是从去年11月开始写《曾巩诗歌注释》书稿，已写了20来万字，原定今年三月脱稿，但春节之后，老伴就因不明原因低烧住院，我一直陪伴在医院里。稿子还剩两卷未能完成。

最后，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我想不妨说得笼统一些：宋代文学。2001年，北京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共12册，是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作一个世纪性的总结的丛书。其中《20世纪宋代文学研究》两册中，介绍了我8项成果。就单个学者成果介绍来说，在整套书中，比例还是比较大的。就我的宋代文学研究来说，曾巩无疑是其中一部分。再就是杨万里研究，除已发表的十篇论文和出版了的《杨万里与诚斋体》一书外，我点校的《杨万里诗文集》是自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以来，对杨万里诗文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稍后中华书局也出版了一套整理本），而且在书稿质量上得到了学界比较普遍的好评，曾被评为华东地区古籍整理优秀成果。此外，就是关于《黄庭坚与江西诗派》。此书出版之后，台湾《汉学研究》杂志发表过一篇书评，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我新发现的两篇江西诗派诗人的诗集序，以最可靠的文献依据，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黄庭坚诗歌创作历史分期的争论，并为诗派成员之一的诗僧善权的生平行迹，第一次找到了较详细的、真实可靠的资料。二是我提出的江西地域文化因素及诗派成员家族间的姻亲关系，是江西诗派形成的重要原因的观点及相关论述，更接近诗派形成的最初形态和真实面目，“是20世纪江西诗派研究最重要的突破”。与此相关的，是我虽然在指导元明清的研究生，但在元明清文学研究方面似乎没有多大的成就。这也大致符合事实。这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元明清文学的主流在小说与戏曲，我的研究没有放在这两方面。我所发表的文章集中在诗文方面。这些文章有三个特点，一是发表的刊物级别相对来说比较高，二是人大复印量比较大，三是为提携青年学者写的书评和文集序比较多。从总体上讲，我在元明清这一段所做的研究确实不及宋代。

我所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宋代，是受著名学者吴调公先生指点的结果。1987年，由《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杭州大学中文系共同筹办了“古代文学宏观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革后关于古代文学研究走向，总共举行了三次重要的会议，第一次即杭州会议，第二次是“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讨论会”，1989年在信阳举行。第三次是“文学史观与文学史讨论会”，1990年在桂林举行。我都有幸参加了。）在会上我认识了吴调公先生，而且成了忘年交。那时我刚在《文学遗产》上发了我的第二篇论文《论刘师培的文学观和文学史研究》，自己正满怀喜悦。他却批评我不应把研究面撒得这么开。他告诫我，人的精力有限，研究从起步时起，就应选定一个相对确定的研究领域，扎扎实实地走，做完一段再做一段。他说：“你们江西的宋代文学，占整个中国宋代文学的半壁江山。那么一块储量丰富的富矿，人家都争着到你那里去挖，你干嘛弃而不顾，去研究刘师培？”我当时刚写完《曾巩评传》，他建议我不妨走两条路，一是将黄庭坚诗歌的影响、特点和江西诗派的形成结合起来研究，理清江西诗派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二是从杨万里入手对“中兴四大诗人”做一个重新的审视与研究。他告诉我，这两个领域以往的研究都存在相当大的不足，都有相当大的空间可拓展，关键是要选好切入的角度，开拓视野，改变固有的研究方法。这次交谈使我如同醍醐贯顶，一方面是那种沾沾自喜的心态立即平和了下来，明白自己离学术领域还很远。二是明确了以宋代江西那些开宗立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和历史地位的作家为研究对像。学术名家这番指点，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我后来对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研究、对杨万里的研究，以及在起草《江西文学史》大纲时，由宋代向上、下两头拓展，很顺利地理清了江西文学的发展脉络等等，都是这样来的。我在宋代文学领域所写的那些引起学界注意的论文与论著，也就是由此而来的。

                 后记

我已经76岁了。在已往的人生旅途上，我就觉得自己很像那生长在荒山野岭的杜鹃花，虽不得移根上苑，但同样感受到了春天的讯息。“杜鹃也报春消息”，我很庆幸。庆幸我正当中年时，赶上了一个学术复苏和发展的好时代；庆幸在文革乃至文革后的很长时期内，我没有沉沦，没有像我许多同学那样选择放弃；庆幸自己在学术道路上遇到了国内那么多著名的大学者，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与扶持。虽说“老来增年是减年”，但我已经是一切归于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