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研究孟浩然，我收集研读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有关研究文献，主编了《孟浩然研究文集》，这些成果对于我们新时代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中有诸多启示：
一、丰富的生活经历是诗歌创作的源泉
孟浩然的一生有两个方面很有特点，即游历丰富和广交朋友。关于孟浩然的生平及交游，许多学者作了考证。综合大家的观点，可用较为粗略的线条勾画如下：在开元十二年（724）前，即孟浩然36岁前，为在乡隐居读书时期（20岁开始到鹿门山隐居）；开元十二年始，他先后到洛阳、湘赣、扬州等地漫游；开元十五年至十六年（727—728），为长安应试时期；开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729—733），为吴越漫游时期；开元二十一至二十八年（733—740），为晚年故园隐居时期。吴越归来，孟浩然已渐入老境，隐居故园，也时出访幽。这一时期又两度外出。一次是开元二十一年秋至次年春入峡游蜀；一次是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谪任荆州长史，孟浩然被邀入幕为从事，随张九龄巡视、游览了大江南北一些地方。开元二十六年春辞去从事，归家隐居。
孟浩然的朋友遍天下。从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和孟浩然诗中考察，孟浩然与之交往的人，大约有二百六十余位。这些人上至宰相，下至百姓。他一介布衣，能在家乡结交几个推心置腹的朋友就很不容易，更何况他居然还能与“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朏、范阳卢僎、大理评事河东裴总、华阴太守荥阳郑倩之、太守河东独孤册”等人结成“忘形之交“，这对“朝端乏亲故”的孟浩然来说，实在太不容易了。他是如何从乡野走大唐盛世文学殿堂的呢？除了“诗赋颇工”之外，善交朋友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家园卧疾毕太祝见寻》诗中也说自己“平生重交结”。
孟浩然人生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机遇是留给有准备人的，但有准备的人未必都能心想事成。据《旧唐书·文苑传》载，孟浩然“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可见，他为科举准备了整整三十年，但终究未能在仕途上获得功名。二是人生都会有挫折，关键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孟浩然在失去“当官”的机会后，没有就此沉沦，消极厌世;而是以积极进取的态度，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定位，做一个布衣诗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奋斗，终于成为载入史册的大诗人，令怀才傲世的诗仙李白也对孟浩然怀有高山仰止之情。
丰富多彩的生活，人生的磨难，都为孟浩然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一个人生平淡如水，独守一隅，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想象会写出什么名篇佳作。
二、思想和人格决定诗品诗格
诗人思想和人格关乎诗品诗格，孟浩然具有遗世独立的隐士品格。闻一多先生在《孟浩然》一文中认为，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
陈贻焮先生在《谈孟浩然的“隐居”》一文中认为，虽然时代不同，个人遭遇与成熟也不一样，孟浩然和陶渊明还是很相像的：他们生活虽似出世精神是入世的，他们都有抱负，都经受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矛盾的痛苦，都认识并揭示了现实和官场中的黑暗与丑恶，都冀求完成一种独立的不媚世的人格。
现在有些学者持孟浩然热衷仕途之说，但朱起予先生认为“殊可怀疑”（见《孟浩然隐逸趣尚论》），其依据是：孟浩然在京贵交不少，其中包括能选贤任能，引用文儒之士参与政治的名相张九龄，孟若要出仕，要求这些忘形之交引荐原也不难，更兼孟浩然的秘书省赋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使他名声大噪，稍通入仕路径的文人正可以借此求进，也是情理中事。这比唐代士子通过“行卷”、“温卷”的办法求得声名远扬强到不啻十倍八倍。而孟浩然却不然，因为他不久便别友人，离京邑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任尚书右丞相，孟浩然完全可以乘机谒张，为什么却在襄阳及附近地区遨游终日，逍遥林泉？
孟浩然自述他的世家说:“惟先自邹鲁，家室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书怀贻京邑故人》）以大儒孟子的后裔自居的孟浩然，无疑地与当时社会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除了受庄子哲学影响外，也饱读儒家经典。儒道二家思想在中国知识份子身上经常是以互补的形式出现的，事实上，在当时社会中，如果要找出一位光受儒家思想影响或道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是很难的。那么，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声”的修身济世思想总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孟浩然。
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共同崇拜和赞美孟浩然，实属难得。李白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白《赠孟浩然》）杜甫说：“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杜甫《解闷十二首》）张祜《题孟浩然宅》说：“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王维在《哭孟浩然》中说：“古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白居易在《游襄阳怀孟浩然》中说：“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
以上可以看出，和孟浩然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对孟的人品诗品评价是极高的。他们有的是孟的至交，有的距孟浩然生活的时代很近，对孟浩然思想和人格的评价自然是可信的。人品决定诗品，或者说诗品即人品，孟浩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三、明确的美学观是诗歌创作创新的核心
我们将孟浩然谈诗的诗句钩辑整理后，便从中见到一个相当完美的诗歌美学观。这位终身布衣的盛唐山水诗人，是在明确的诗歌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是他，最先以诗的竖琴，弹奏出清新美妙的盛唐之音。
孟浩然很重视诗歌着重写心灵，抒发感情这一美学特征。他在《韩大侯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诗中明确写道：“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他在诗中说：“云山阻梦想，衾枕劳感咏。”（《晚春卧寄张子容》）“何以发佳兴？阴虫鸣夜阶。”（《奉先张明府休沐》）“夕阳开晚照，中坐兴非一。”（《登江中孤屿》）孟浩然一再宣称：他的诗都是感物动情，因情萌兴写成的。孟浩然反复标举一个“兴”字。他所说的“兴”不是传统视为诗的表现方法之一，同“比”、“赋”相并列的那个“兴”，而是感兴、兴会、兴致。其涵义，当指诗人强烈的创作冲动、灵感的勃发、诗情的喷涌。孟浩然标举“兴”，说明他已深刻地体会到：感物是诗人抒情言志的前提，而诗人的创作构思即是物与情的交融。由此可见，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是建立在朴素唯物论基础上。
孟浩然直接运用“想象”这一概念，来说明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想象若在眼，周流空复情。”（《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
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十分重视“意”的主导、统摄作用。孟浩然有“高深以意裁”之见，正与之相合。
在《和判官登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诗中，孟浩然还提出一个“物情多贵远”的美学命题。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就是反对直露浅近,主张含蓄蕴藉,言近旨远。
孟诗“结构意不浅，岩潭趣转深”。这里蕴含着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意趣的深浅，与结构密切相关。诗人如能将感兴的物象予以精心安排和结构，作品的意境就浑然一体，趣味浓郁深远。
孟浩然关心静心观物、感物动情、因情起兴、以意运思、驰聘想象直到精心结构这一系列问题的美学见解，正是从生活到诗歌，从现实美到艺术美的整个创作过程。
孟浩然的山水诗具有多种色调和风致，正是他多样性审美趣味的反映。孟浩然既爱好“优美”即“阴柔之美”，比如：“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也爱好“崇高”即“阳刚之美”，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但总体看，以清新淡雅的风格为主。
孟浩然追求五种清新的诗美，即清真、清幽、清空、清旷、清淡之美。这种以清真为核心，在清空、清幽、清淡、清旷的多种美感中洋溢着清新气息的山水诗，是孟浩然在学习、借鉴陶诗基础上创造的。
闻一多先生是以诗人之眼光来看孟浩然的。他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中，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淡到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
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继陶之后，大力写作田园、隐逸题材，并将之与谢灵运所开创、谢脁所发展的山水、行旅题材结合起来，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风气之先的，首推孟浩然。
学习借鉴孟浩然诗歌，要从新农村火热的生活中选取题材。无论写山水田园的自然景物，还是漫游之情，抑或写逸兴之趣，甚至赠答、送别，均可写出具有山水田园气息的诗作。要从艺术境界上开拓，使诗歌表现出自己独有的风格。要从写作构思、语言使用方面着力，力求写出平易自然的特点。
要与时俱进，敏锐地捕捉新时代诗歌审美风尚的变化，并体现当代诗人们崇尚自然生态、绿色发展、积极向上的共同美学追求，开创新时代山水田园诗派的风气之先，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