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风，即诗的风格，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一个团体或一个人的诗作品，所表现的主要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所谓“建安风骨”、“盛唐气象”、“郊寒岛瘦”、“豪放派”、“婉约派”等等，都是历史上存在的不同诗风。

燕赵诗风源远流长，绵延至今，在我国诗史上影响很大，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燕赵一带，既打着时代的烙印，又打着地域的烙印。燕赵自然环境艰苦，民风淳朴，慷慨豪爽，行侠仗义。“感时触事则悲歌慷慨之念生焉”（苏轼语），当时的诗人、歌者把燕赵人的风格引入到诗歌领域，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诗风，荆轲的《易水歌》可称其代表作。《史记·刺客列传》描写了荆轲刺秦壮行时的场面：“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司马迁称荆轲歌“羽声慷慨”。《史记·高祖本纪》还记载了刘邦的《大风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司马迁称刘邦歌“慷慨伤怀”。

汉末建安时期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诗歌，情辞慷慨，格调刚健，后人称其“建安风骨”。到了唐代，燕赵诗风更加盛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很具代表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用苍凉悲愤的语调，来抒发“生不逢辰”郁郁不得志的伤感情怀。象他这种悲愤之音、感叹之声，并非是落后的“伤感文学”，而是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成为封建社会进步的一个部分。这种风格更多表现在战争诗、边塞诗、军旅诗中。例如，王昌龄的《出塞》、王翰的《凉州词》等等。正是由于这种豪放悲壮的诗歌的大量涌现，使得燕赵诗风成为唐代诗坛上的一股劲风，对以“浑厚”为基本特征的“盛唐气象”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大文人韩愈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写下了《送董邵南序》，“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这句著名的话，就出自此文。从此，就有人用“感慨悲歌”四字来概括燕赵诗风。宋代豪放派创始人苏轼说：“幽燕之地自古多豪杰，名于国史者往往而是。”正是他带头“以诗为词”，把豪放的诗风引入到词中。宋代以降，谈燕赵诗风，不能不提金代的元好问，因为他不仅是赵地（古秀容，今属山西忻州）人，而且诗很有燕赵风骨。仅举一例：“历历兴亡败局棋，登临疑梦复疑非。断霞落日天无尽，老树遗台秋更悲。沧海忽惊龙穴露，广寒犹想凤笙归。从教尽铲琼华了，留在西山尽泪垂。”（《出都》）这在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中有评价：元好问“盖生长云朔，其天禀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元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称其诗“悲壮苍凉，令读者声泪俱下”。近现代史上具有燕赵风骨的诗人及作品也不胜枚举。毛泽东曾称赞柳亚子的诗词“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1945年10月7日致柳亚子书）他还称赞陈毅的诗“大气磅礡”（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书）。陈毅的《赣南游击词》和《梅岭三章》最为著名。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毛泽东，他的诗词无不透着豪放之气。郭沫若评价《蝶恋花·答李淑一》：“丝毫也没有旧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毛泽东不只是这首词，其它诗词不论战争年代的，还是和平年代的，都“象爆发的火山一样，红光冲天；象奔流的巨瀑一样，浪花飞溅”，“大气磅礡，豪迈精深”。（冰心《毛泽东诗词鉴赏一得》）特别是那首《沁园春·雪》，堪称其代表作。

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诗人邓拓，总和“羽声慷慨”、“慷慨伤怀”、“感慨悲歌”、“悲壮苍凉”等古人所论之内涵，提出了“慷慨壮歌”这一概念，既有悲壮美又有雄壮美，以壮美对柔美，从而使燕赵诗风的艺术特征表述得更加全面。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在平山县召开參议会，期间由邓拓等人发起成立了一个燕赵诗社，邓拓写了一篇《燕赵诗社缘起》的短文，“慷慨壮歌”的提法从此而出。文曰：“古来燕赵，豪杰所聚。慷慨壮歌，千秋景慕。方今板荡山河，寇氛未消，黎明前夜，困难犹殷。有志之士，奋起如云。边区民主，谠议宏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