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诗词征稿如潮水般涌来时，无数笔端却陷入困顿。如何书写这段已被符号化的历史？我的诗友陈海洋（以下称“海洋兄”）在《游昆明陆军讲武堂》中发出的深沉叩问，刺破了惯常的颂歌模式： 护国犹传侠骨香，凌烟阁上数儿郎。 谁怜百炼持雄策，多在弟兄枪下亡。 这四句诗，尤其是后两句“谁怜百炼持雄策，多在弟兄枪下亡”，直指历史褶皱中的血色悖论：那些为护国救亡、百炼成钢的雄才，最终竟殒命于同胞相残的枪口之下。这一声叩问，不仅是对往事的哀叹，更为我们照亮了抗战诗词创作突围的路径：唯有穿透纪念碑式的表层叙事，潜入历史真实的幽深水域，方能在民族大义与个体创伤的张力中，淬炼出具有历史重量与人性温度的文本结晶。 一、穿透颂歌：历史真相的复调书写 抗战诗词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文本，承载着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功能。然而当此类书写陷入程式化的颂歌模式时，其历史认知价值便会被消解。真正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创作，应当突破单一叙事框架，在多重话语的碰撞中还原历史现场的复杂性。 （一）个体记忆中的历史视角 抗战诗词若沦为空洞的颂扬，必将失去其应有的历史重量。真正的历史记忆书写需要直面被遮蔽的复杂真相。陈振家的《游于沪忽触先君参与淞沪抗日之事慨然有咏》即是典范： 七十三年如电掣，抗倭烽火此间开。 义师慷慨守疆去，父辈精诚赴难来。 幸免头颅捐国患，却为背景陷牢灾。 亟行乱政真无赖，往事空教赤子哀。 该诗以家族记忆为切入点，在个人史与民族史的交织中呈现历史的多面性。2010年，距淞沪会战爆发已七十三年，首联“七十三年如电掣，抗倭烽火此间开”以时空对照手法，将个人记忆锚定在民族战争的宏大背景中。淞沪会战作为全面抗战初期的关键战役，其军事意义已被充分研究，但诗人的独特价值在于揭示了战场之外的历史褶皱。 颔联“义师慷慨守疆去，父辈精诚赴难来”延续了传统抗战叙事的英雄书写模式，展现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悲壮场景。然而颈联“幸免头颅捐国患，却为背景陷牢灾”突然转向，将叙事焦点从抗战场面转向战后政治运动。此处“背景陷牢灾”指19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中，部分原国民党抗战官兵因历史背景问题遭受政治审查的史实。据《上海市志?军事志》记载，1951年上海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确有曾参加淞沪会战的原国军人员被错误处理的情况，这为诗句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尾联“亟行乱政真无赖，往事空教赤子哀”以诗人的个体情感为载体，表达了对特定历史时期政治乱象的反思，这种将个人命运置于历史洪流中的书写，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叙事。 （二）沦陷区经验的文学显影 孔凡章《感时兼怀东北义军》则将视角投向沦陷区，展现了不同于正面战场的另一种抗战图景： 国如桑叶虏如蚕，地许燕云未餍贪。 生处无归纥干雀，渡江何往汴京骖？ 南风振旅孤难竞，北向称儿辱岂甘。 父老诸姑双泪眼，白山冰雪战场酣。 诗作发表于1930年代中期，正值东北沦陷初期，开篇“国如桑叶虏如蚕”以传统比兴手法，勾勒出日本侵略者蚕食中国领土的严峻局势。“地许燕云未餍贪”化用五代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典故，暗指日本对华北地区的觊觎，这种历史隐喻的使用，赋予诗句深厚的文化底蕴。 颔联“生处无归纥干雀，渡江何往汴京骖”借用《乐府诗集》中“纥干山头冻杀雀”的意象，喻指东北沦陷区民众无家可归的悲惨处境；“渡江何往”则化用南宋渡江典故，暗示国民政府偏安一隅的现实。颈联“南风振旅孤难竞，北向称儿辱岂甘”形成鲜明对照：“南风振旅”指国民政府的北伐余响，“北向称儿”则直指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屈辱性。据史料记载，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推行“日满一体”政策，强迫东北民众学习日语、参拜靖国神社，这种文化殖民政策造成了深重的民族屈辱，诗句正是对这一历史现实的文学呈现。 尾联“父老诸姑双泪眼，白山冰雪战场酣”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将沦陷区民众的悲泣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奋战并置，展现了沦陷区社会的复杂生态。这种书写突破了“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二元框架，揭示了在日伪统治下，民众既承受着亡国奴的苦难，又见证着民间抗日力量的坚持，这种双重体验构成了沦陷区历史记忆的重要维度。 史学界近年对国民党抗战贡献的重新评估（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为这种书写提供了坚实的史实支撑，真正的哀悼，必先建立在真实记忆的基石之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复调书写并非对历史的解构，而是对完整历史记忆的建构。陈振家诗中对政治运动的反思，并未否定父辈的抗战功绩，而是通过个体命运的呈现，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孔凡章对沦陷区苦难的书写，也并未掩盖抗日联军的英勇，而是通过多元视角的并置，展现历史现场的丰富性。 当颂歌体书写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英雄叙事时，那些身处历史褶皱中的个体经验便被遗忘。陈振家、孔凡章等人的创作，通过个人化的视角，让尘封的历史细节重新显影，这些细节或许不够宏大，却构成了历史记忆的血肉。正如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所言，文化记忆的传承需要“情境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互动，个体叙事的价值正在于为集体记忆提供具体的情境支撑。当抗战历史逐渐成为遥远的记忆，当娱乐化、消费化的书写方式冲击着严肃的历史叙事，保持对历史复杂性的敬畏，便成为文学的重要使命。陈振家、孔凡章的诗作提醒我们：真正的历史记忆书写，应当像多声部的合唱，在不同音调的交织中，奏响时代的真实旋律。 从文学史的维度考察，抗战诗词的复调书写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分支。它打破了新文学初期“启蒙、救亡”的二元框架，在民族叙事中注入个体经验，在宏大历史中发现微观细节。这种创作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常能看到这种复调叙事的影子。正如学者宋剑华所言，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正在于其对复杂历史情境的文学呈现，这种呈现不仅是审美的，更是认知的，它为后人理解历史提供了独特的文学通道。 二、张力平衡：民族大义与个体悲悯的互证 抗战诗词中的情感态度，需在民族大义与个体悲悯之间保持张力平衡。李宣龚在悼念卓还来的诗篇中展现了这种艺术： 述德真能溯本原，断无失节晦翁孙。 贼中齧齿胸终决，劫后归元发仅存。 剩有遗书慰亲舍，长留正气壮师门。 四方会葬衣如缟，牛首新阡尽泪痕。 此诗以历史人物的生平为经纬，编织出民族气节与个体苦难的双重叙事网络。卓还来作为国民政府驻北婆罗洲领事，1942年日军侵占山打根时，因拒绝合作被囚禁三年半，最终于1945年7月6日遭秘密杀害。诗中“贼中齧齿胸终决”一句，以“齧齿”这一生理细节，将人物在酷刑下的生理反应升华为精神意志的具象化表达。据史料记载，卓还来在狱中多次遭受电击、灌辣椒水等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甚至托人转告妻子“我问心无愧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我的人格没有玷污”。这种对身体苦难的文学凝视，打破了传统英雄叙事的抽象化倾向，使读者能够感知到历史褶皱中的真实痛感。 “劫后归元发仅存”则呼应了卓还来殉难后的惨烈场景。1946年遗骸归国时，因日军焚尸仅存部分骸骨，其夫人赵世平在收殓时仅得一缕头发。诗句通过“发仅存”的意象，将个体生命的毁灭转化为视觉化的历史见证。个体苦难的声音并未被民族大义的宏大叙事所淹没，而是作为独立声部与集体记忆形成共振。诗的后两联“剩有遗书慰亲舍，长留正气壮师门”，则通过“遗书”这一物质载体，将个人情感的私域与精神传承的公域勾连起来。卓还来就义前留下的遗书，既包含对家人的愧疚，也有“愿以热血荐轩辕”的誓言，这种公私交融的书写，使英雄形象摆脱了道德高标的空洞性。 海洋兄《拜腾冲国殇墓园》亦深谙此道： 山河一寸千军血，十万忠魂梦里归。 碧水虹桥依古树，青天白日有余辉。 通过空间意象的重构，实现了民族记忆的空间化表达。腾冲国殇墓园作为滇西抗战的重要纪念场所，其建筑布局本身即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主体建筑沿中轴线递进，地形如巨钟，取“警钟长鸣”之意；忠烈祠内悬挂的“河岳英灵”匾额，将自然地理与人文精神熔铸为一体。诗中“山河一寸千军血”一句，将抽象的国土概念具象化为可丈量的物理空间，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将士的鲜血。由此可知，空间不仅是物质存在，更是情感与记忆的容器。 “十万忠魂梦里归”通过数字与想象的叠加，赋予集体记忆以个体温度。据史料记载，滇西抗战中中国远征军伤亡达6.7万人，其中腾冲战役阵亡9168人。诗句以“十万”这一约数，既概括了牺牲的规模，又通过“梦里归”的拟人化表达，将冰冷的数字转化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结句“青天白日有余辉”对墓园实景的书写，巧妙处理了政治符号的历史复杂性。“青天白日”徽记虽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象征，但在墓园场域中，其已超越意识形态属性，升华为民族精神的永恒符号。这种处理方式与钱理群提出的“苦难记忆”理论相呼应，历史符号的价值不在于其政治属性，而在于其承载的精神力量。 这两首诗作的价值，在于其突破了抗战文学中常见的“颂歌体”模式，构建了具有复调特征的情感结构。李宣龚诗中“四方会葬衣如缟，牛首新阡尽泪痕”的场景描写，将个体的死亡仪式纳入家国哀悼的宏大叙事，使个人悲剧成为民族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分子通过个人化的抒情，实现了对民族命运的深度介入。海洋兄诗中“碧水虹桥依古树”的意象，则以自然景观的永恒性反衬历史变迁的残酷性，这种时空对照的手法，在西北联大师生的创作中亦有体现，如黎锦熙《川陕栈道诗》中“穿云栈道白龙湾，辙辗苍溪越万山”的书写，同样通过自然意象的定格，实现了对历史瞬间的永恒化处理。 从文学史的维度审视，这种情感复调的书写传统，为中国现代诗歌开辟了新的审美路径。它既不同于新月派的形式实验，也区别于七月派的政治抒情，而是在民族叙事中注入存在主义的生命体验。抗战诗词中的情感复调，可以通过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对话，实现了对历史真相的多维呈现。在当下历史语境中，这种书写范式提醒我们：真正的民族记忆，应当是个体苦难与集体荣耀的交响，是具体生命体验与抽象精神价值的辩证统一。唯有在这种张力平衡中，历史才能摆脱空洞的符号化，成为具有温度与深度的文化基因。 三、技艺淬炼：意象创新与结构张力的突变 在艺术技巧上，当代抗战诗歌需以意象创新与结构张力突破程式化表达。孔凡章在《台儿庄大捷喜赋》中展现了高超的用典与象征能力： 整衣东向礼云麾，今日真成喜极悲。 百战哀兵贱生死，千秋名将系安危。 群情共快横磨剑，众口新留堕泪碑。 国有长城檀道济，江淮胡马敢重窥？ 诗作以“整衣东向礼云麾”起笔，“云麾”典出《南史?陈庆之传》“名军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的意象，暗喻李宗仁等将领的指挥若定。颈联“群情共快横磨剑，众口新留堕泪碑”中，“横磨剑”化用《新五代史?景延广传》“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的典故，将民间抗敌情绪具象为战斗意志的符号；“堕泪碑”则源自《晋书?羊祜传》，借西晋名将羊祜遗爱民间的典故，喻指台儿庄战役牺牲将士的不朽功绩。 最具张力的当属尾联“国有长城檀道济，江淮胡马敢重窥”。南朝名将檀道济被宋文帝冤杀前，曾怒斥“乃坏汝万里长城”（《宋书?檀道济传》），此典原指自毁屏障的悲剧，诗人却反其意而用之，将台儿庄将领比作“长城”，以“胡马敢重窥”的反诘句式，化历史遗憾为现实胜利的宣言。这种典故的逆用，既契合台儿庄战役“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战略意义（1938年4月战役歼敌万余人，为正面战场首次大捷），又通过历史镜像的折射，赋予现代军事胜利以民族精神的永恒性。 海洋兄《松山怀古》则展现出意象凝练与哲理升华的非凡功力： 峻岭风寒笼四垠，青松郁郁自嶙峋。 英雄血骨莫相问，早与山河成一身。 松山作为滇西抗战的关键战场，1944年中国远征军经百余日血战收复此地，阵亡官兵达7600余人。诗中“峻岭风寒笼四垠，青松郁郁自嶙峋”以地理写实开篇，“风寒”“嶙峋”的意象既勾勒滇西山地的险峻气候，又暗喻战争的酷烈。后两句“英雄血骨莫相问，早与山河成一身”则实现意象的哲学跃升。“血骨”不再是个体生命的遗骸，而是通过“与山河为一”的意象融合，转化为大地记忆的本体。这种处理与海德格尔“人是大地的守护者”的存在主义思想形成跨时空呼应，将士的牺牲被赋予自然本体论的意义，超越了骆成骧《义军追悼会》中“晶莹馀故剑，留待斩长鲸”的工具理性书写，使历史记忆获得自然永恒性的美学支撑。 在《游昆明陆军讲武堂》中，海洋兄通过意象的时空对撞制造张力。“护国犹传侠骨香”中的“护国”指向1915年讲武堂师生发起的护国运动，“侠骨”意象延续传统武侠美学；“凌烟阁上数儿郎”则化用唐太宗表彰功臣的典故，将历史荣光锚定在传统功勋叙事中。然而后两句“谁怜百炼持雄策，多在弟兄枪下亡”陡然转折，“弟兄枪下亡”的意象直指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的历史悲剧（1946-1949年），讲武堂从“护国”圣地沦为内战修罗场的荒诞现实，通过“雄策”与“枪下亡”的语义悖论，形成对历史进程的存在主义叩问。这种结构张力与闻一多《死水》中“翡翠结着愁怨”的美学反讽异曲同工，以意象的断裂揭示历史理性的崩塌。 抗战诗歌的结构创新，本质上是对历史复杂性的美学回应。孔凡章《台儿庄大捷喜赋》以“喜极悲”的情感顿挫开篇，首联“今日真成喜极悲”中的“悲”，既指战役牺牲的惨烈（国军伤亡约5万余人），亦暗含对长期抗战前景的忧虑，这种“喜悲交织”的结构，打破了传统胜利诗单一的颂赞模式。海洋兄《松山怀古》则通过“景物描写、哲理顿悟”的二段式结构，将地理空间转化为精神容器，与冯至《十四行集》中“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的存在主义凝视形成现代诗学的对话。 更具先锋性的是《游昆明陆军讲武堂》的张力结构。前两句以“侠骨香”“凌烟阁”构建历史荣光的正面叙事，后两句以“弟兄枪下亡”的残酷现实进行解构，这种“颂赞、诘问”的对抗性结构，类似于艾略特《荒原》中“死者埋葬死者”的荒原意象，通过历史场景的并置暴露文明的断裂。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结构创新并非单纯的艺术技巧，而是对应着抗战后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当“驱逐日寇”的民族目标即将达成时，内战阴云又使“英雄血骨”陷入意义消解的危机，这种历史悖论通过诗歌结构的张力得以具象化。 抗战文学的最高成就，恰恰在于以艺术形式的现代性，承载了历史经验的复杂性。当“血骨”与“山河”同构，当“长城”典故穿越千年历史，诗歌便不再是战争的注脚，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容器，在技艺淬炼中实现了历史记忆的永恒化。 四、终极叩问：战争伦理与历史逻辑的反思 抗战诗词的哲学深度，体现于对战争本质的形上追问与历史逻辑的存在主义反思。当海洋兄在《游昆明陆军讲武堂》中写下“谁怜百炼持雄策，多在弟兄枪下亡”时，诗句以讲武堂精英将才的命运悖论，撕开了抗战胜利后历史进程的伦理裂痕。这座培养了朱德、叶剑英等军事人才的学府，其毕业生在1946-1949年内战中大量沦为对手，“百炼雄策”最终指向同胞相残的悲剧。这种反思超越了具体战役的胜负得失，直指战争本身的荒谬性、兄弟阋墙的悲剧性以及历史进程的吊诡。孔凡章在胜利的喜悦中亦埋下深沉的忧思，其《平型关大捷喜赋》一诗道： 严城次第鼓鼙催，谁信炎黄有背嵬。 战局溃如江决岸，捷书闻似夜惊雷。 并刀溅碧凝倭血，董笔留青写将才。 惭愧书生难报德，他年一篑覆麟台。 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第115师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诗人在捷报如雷的狂喜中，以“一篑”（《尚书?旅獒》“功亏一篑”）与“麟台”（唐代官署，代指功勋）的意象对撞，暗示历史记忆可能因政治变迁而倾覆。这种忧思在战后得到印证：1950年代以来，平型关战役的历史叙述曾因意识形态更迭而几度重构，功勋叙事的稳定性恰如诗中隐喻的“一篑之危”。诗中“谁信炎黄有背嵬”一句，以岳飞“背嵬军”喻指八路军，既肯定了民族团结的抗战精神，又暗含对“同室操戈”历史循环的隐忧。这种将军事胜利与历史无常并置的书写，展现了知识分子对历史理性的深刻怀疑。 海洋兄《松山怀古》“早与山河成一身”的意象，则提供了超越具体历史纷争的救赎路径。1944年松山战役中，中国远征军以7600人牺牲的代价收复阵地，诗人将烈士身躯与滇西山地并置，使“血骨”转化为大地记忆的本体。当个体牺牲融入自然本体，记忆便超越了政治叙事的桎梏，成为“为未来正义而工作”的伦理资源。利科强调记忆的双重责任，既要保存历史创伤，又要避免陷入复仇逻辑，而“山河成身”的意象恰在自然永恒性中完成了这种救赎：松山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牺牲记忆，这种记忆不再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而是成为呼唤和平的存在论证明。 五、结语：山河为证，记忆不朽 从骆成骧“留待斩长鲸”的战斗宣言、孔凡章“捷书闻似夜惊雷”的胜利欢呼，到海洋兄“多在弟兄枪下亡”的泣血之问，抗战诗词的深度书写始终在民族大义与历史真相的钢丝上艰难行走，在集体记忆与个体悲鸣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当海洋兄凝视讲武堂的砖瓦时，他看到的不仅是“护国犹传侠骨香，凌烟阁上数儿郎”的荣光，更是“弟兄枪下亡”的创痛——这种双重视野与复杂情感，恰是抗战记忆书写的伦理自觉与深度所在。 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诗词创作不应沉溺于廉价的凯旋叙事。唯有在颂扬与哀悼、铭记与质询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让抗战记忆成为一面映照历史全貌的明镜。这面镜子照亮的不仅是过去的牺牲与功勋，更是我们面对未来的历史智慧与人性良知。当诗歌敢于承载土地深处所有的欢笑与泪水、光荣与创痛，记忆才能在时间的长河中真正获得其不朽的重量，而“青天白日”亦将永远“有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