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机”、“天趣”和“真情”

——在张士龙先生《听笋集》座谈会上的发言

                       赵嘉鸿

孟子讲“知人论世”，因此，我们通过时代和作者理解其诗作，孟子又说“以意逆志”，于是，我们通过诗作认识作者，想见其为人。

下面先谈拜读《听笋集》的整体感受，然后再从特定角度交流学习心得。

      总体而言，张先生的《听笋集》尽管收诗不过百余首，但它反映时代脉搏，关切黎民生存，传递作者心声，常语写真情，细节动人心，其较高的艺术质量，代表了当代滇诗的创作实绩。

首先，从题材方面看，《听笋集》取材广泛，反映生活十分立体。集中有怀乡诗、田园诗、咏史诗、咏物诗、纪实诗和悼诗等多种诗歌类型，这些诗流淌出真挚深厚的亲情、友情、伉俪之情，表现出爱国悯民的博大情怀，彰显出达观恬淡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思。从这些作品，我们感受到诗人的正直、善良，体会到他的谦和风趣以及他乐观向上的品格。诗人的这些优秀品质和精神，在诗歌创作和诗歌阅读中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从体裁方面看，《听笋集》体式多样，技法娴熟。集中有绝句、律诗、词、歌谣等等，这些作品大都格律精工、声韵谐畅、富于意境，有造境，有写境，有兴会，有锤炼，有韵味，有警策，令人赏心悦目。它们诚如集中诗句所言“佳篇亮眼春花暖，逸韵含情月色新”。

 再次，《听笋集》虽多兴会之作，实则锤炼而成。从创作时间标注可以看出，诗人对待创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诚恳的，也是极为勤奋的。他反复斟酌、推敲、锤炼的精神值得称道。他懂得用力与不用力，懂得隔与不隔，懂得烘托对比、懂得重彩与白描，甘苦自知而又示人以门径，这也是他《听笋集》的价值。

 下面我们重点谈谈《听笋集》的“生机”、“天趣”和“真情”等几个方面的风格特征和审美追求。

 先讲“生机”。诗集封面是绿色的，作者在序里说“凡遇叶茂花发，也会心动情热”，在跋中又讲“《听笋集》的第一首诗，写的是拱泥欲出的春笋。最后一首诗，写的是染绿了早春的春芽。中间接力，旧体诗的最后一首，也是写的春天绽出的新芽。一条绿线贯穿，生机勃勃”。诗集第一首《早村农家院》“冬云散尽碧空澄，慵懒春阳眼半睁。昨夜催犁烟雨细，静听新笋拱泥声”，这是作者本人喜爱的作品，相信也为大多数读者所欣赏，它为诗集定下了基调，是作者的心声。

著名学者顾随说“要在诗中表现生的色彩”，要有“生的享乐”（活跃的生命力）、“生的憎恨”和“生的欣赏”。钱穆先生说陆游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对得工整，但背后没有人，而王摩诘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却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来，工部诗的最伟大处就在，他将他一生实际的生活都写进诗里去了”。《周易》也讲“生生”，讲“日新”，只有有“生机”，才表现出动静刚柔，才呈现出光影虚实，才表现为云蒸霞蔚、鱼跃鸢飞，胸次活泼。诗人作诗要有“生机”、“化机”，要有人情味，要生气灌注！

张先生的《听笋集》正是这样的作品。

除了集中的第一首《早春农家院》表现出盎然生机外，他如《雪中鸟》《晨赴诗协当值》《前年冻坏之缅桂今晨开花》《四月雅集赠丹桂诗社诸友》《诗友雅集翠湖西岸》《春节见昆明海棠早放》《参观云南抗战历史图片展》《冬日见枫树枝头已有芽蕾》《庚子正月初六即景》等等作品，也表现出生命的活力，表现出诗人对自然美、生活美的热爱，表现出他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精神！前人“学诗当识活法”一句，不仅意味着技巧，也蕴含着对诗心的追求！好诗不仅如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一片天机，也往往表现为对生的意志的礼赞，即使以悲苦和死亡为底色。比如，《参观云南抗战历史图片展》一首，写的是当下，但一个“又”字便将读者带回到战争的血与火中，诗句既有视觉画面的意象呈现，又有听觉效果的现场唤起。于是一个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残酷景象，便在朴素的笔触中勾勒出来。之后，作者笔锋陡转，从历史回到眼前，用“新”字和“静”字，用“好雨催花”和“紫薇灼灼”凸显、渲染现实的生机、安宁和美好。历史和现实意象的并置，“动乱”和“静美”的鲜明对照，使此诗富于张力，而真切细腻的细节刻画与蕴含于字里行间的爱憎褒贬，则使作品获得韵味隽永的效果。

其次，讲“天趣”。有生命力的人，人格劲健丰沛的人，达观的人，一定是富于趣味的人，陶渊明、苏东坡和老杜都是这样的人。“趣”则不说教，“趣”则不拘泥，所以前贤说“读书穷理，当以识趣为先”。“识趣”、“得趣”是需要智识，需要慧根，需要超越尘俗的。袁中道在《刘玄度集句诗序》中说：“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因此，说一个人“无趣”其实是很糟糕的评价！

中国传统诗学很重视“趣”这种审美意识，有“奇趣”、“意趣”、“理趣”、“机趣”“兴趣”等等说法，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北宋诗僧惠洪的《诗分三种趣》将“趣”分为“奇趣”、“天趣”和“胜趣”。杜牧的《宫词》和白居易的《大林寺》二诗“其词语如水流花开，不假功力，此谓之天趣。天趣者，自然之趣耳。”明人江盈科《雪涛诗评》说：“凡为诗者，若系真诗，虽不尽佳，亦必有趣。若出于做伪，必不佳，即佳亦自无趣。”清人林昌夔《海天琴思录》卷一说：“诗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清代徐增《而庵诗话》谓：“作诗之道有三：曰寄趣，曰体裁，曰脱化。今人而欲诣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无由。”

前人论“趣”多着意于思想、理智、才学与感性经验之间的矛盾而言，西方大诗人艾略特在论《玄学派诗人》一文中不仅为这一诗派正名，而且说他们主要是通过机智的奇想和曲喻达到了某种理智和情感的复合。钱钟书《管锥编》说：“盖词章异乎义理，敷陈形而上者，必以形而下者拟示之。”《谈艺录》又说：“目击道存，为我有心，物如能印，内外胥融，心物两契，举物即写心，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也”。胡适先生指出杜甫“晚年的小诗纯是天趣，随便挥洒，不加雕饰，都有风味”。而陶渊明的诗作“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与他“著文章自娱，颇视己志，忘怀得失”的创作态度紧密关联。

宇宙万物的蓬勃生机、风韵情致，无不具有与生俱来的本真之“趣”，诗人给予它们物我两契、自然率真的呈现，不仅表现其生命襟度和情怀，也带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愉悦，此即为“天趣”。以此衡之，张先生集中颇多“得趣”之作，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定调”之作《早春农家院》。他如《饮山中农家》《秋日山行》《秋兴》《春望》《夜闻乐声》《望夔门》《小憩》《访山寺途中》《昆明飞雪》《采风途中口占》等等。下面我们选《夜闻乐声》一首，略作分析。诗作以“夜闻乐声”为题，既扣题写之，又无所拘泥。起句起兴，用“月”字点题，用“诗”字“下种”，因而后面的“敲韵”便能“开花”，“凉”字则涤除夏夜的热躁，营造出清爽宁静的氛围。前二句直接叙事写景，后二句结构上看似顺势而下，实则从拟人化的笔触中强化情思，见出趣味，诗作既写“乐声”，又处处凸显“诗心”、“诗境”，内中透着“声”、“光”、“色”、“香”、“韵”，从而将诗句融化为美好的意境。

张先生的这类作品，捕捉日常生活的微妙乐趣，与大自然相和答，兴之所至，率然成篇。借用学人曾肖论杜诗风趣的话说，张先生“用挚诚的心来关注身边的人与物，挖掘他们富于趣味的可亲可爱的地方，使诗歌读来趣味无穷；他既有着‘民胞物与’的悲悯心肠，也有着恢谐风趣的洒脱性情”。“天趣”在心态上讲求平和旷达，在诗法上则讲求物我、情景的契合，浑然天成，追求“趣味”可以移情，可以启智，可以驰神，可以了悟！

  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一文中拿趣味作“生的根柢”，并说：“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清人张问陶有句云：“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我们用上半句结束“天趣”话题，用下半句引出“真情”话题。

   其三，“真情”。

大凡大诗人、优秀的诗人都是重感情的，他们的情不仅“真”，而且“深”！

   梁启超说杜甫是“情圣”，王国维说李煜有“赤子之心”，“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著名学者吴世昌先生指出：“填词之道，不必千言万语，只二句足以尽之，曰：说真话；说得明白自然，切实诚恳。前者指内容本质，后者指表达艺术。易曰‘修辞立诚’，要不外此。论古今人词，亦不必千言万语，只此二句足以衡之：凡是真话，深固可贵，浅亦可喜。凡游词遁词，皆是假话。‘岂不尔思？室是远尔！’伪饰之情，如见肺腑。故圣人恶之。”清人彭端淑谓“作诗以真为上，而雕饰不与焉。余尝有句云‘处事欲从圆尚易，吟诗直到真方难’”

张老师在《听笋集》的序言中说：“诗不一定好，情都是真挚的。《听笋集》一百多首诗，全都没有打诳语，全都没有说假话。我觉得，在诗里面说假话，是很丢人的，是很可耻的。至于语欠斟酌，话说得笨拙，那是另一回事了。”这也正是我题目上拟了“真情”一词的缘由，而我认真拜读他的作品也的确没有发现他说假话，不但没有说假话，而且说得真切诚恳，说得如黄庭坚评小山词用的“摇动人心”，诗能“摇动人心”，对作者而言，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成绩。《听笋集》中的《赠一位农民工》《为云龙水库移民写神》《端午感兴》《忽见工人在五十层高楼窗外悬空作业》《除夕夜怀念母亲》《陪老妻赋京治病有感》《老伴京城治病归来，小区冬樱花开》《老妻第六次化疗毕，夜航回家》《伴老妻赏荷》《病房对镜有叹》《青春忆》《马帮谣》《接诗友讣讯》等等诗作，在结构、修辞、格调上不同读者可能有不同的评断，但从情感表达方面，我们认为是以常语写真情的佳作。

    比如，《赠一位农民工》：

   离乡背井走天涯，踏过冰霜踏泥沙。

   汗滴千颗流浃背，楼营九仞挤旮旯。

   常思陋巷安妻女，更梦新城孝爸妈。

   讵料老来难养己，愁心愁眼鬓愁花。

“好诗不过近人情”，张问陶斯言颇为有理。此首作品之所以引起读者共鸣，就在于它不是远距离的投射情感，而是设身处地地写出农民工生活的实情、梦想和悲苦境遇。前四句从目之所见白描，后四句则从心理活动写之，不仅细节描写真切，语言也极为朴质通俗。民工辛苦的劳作和朴素的愿望，我们不仅常常看到和耳闻，其梦想的幻灭也非绝无仅有。拼搏与艰辛、现实与梦想以及美好与残酷的对比，贯穿于句内和章法中，前六句极力铺陈，第七句发生逆转。由于前面的诗句偏于客观描绘，而后四句虽是代言，却又借抒情形象表达自我，因此诗人的情感不露声色地内蕴于字里行间，它与抒情形象的行为活动、心里活动结合在一起，其针砭的力量、唤起的感伤和同情的反应也就更为强烈。《接诗友讣讯》一首：

     忽闻乘鹤去，翘盼唱酬时。

      湖畔冬樱盛，繁花待好诗。

绝句之难，人所共知，原因是它必须言简意丰，“言绝而意不绝”，章法也多有讲究。此作第一句虽有“忽闻”二字，然起得十分平常，然而与“翘盼”一词一对照，就陡生物是人非之感与人生无常的绝大悲伤，此“翘盼”可以是故去者当初的“翘盼”，也可以是诗人的“翘盼”。接下来二句不仅乐景写哀情，而且情有递进，语不含悲，而心独怆然，最后落实到“诗”字，照应题面。诗之感人不仅缘于诗法，实亦出于感受之深刻，情感之热烈、真诚。当然，它可以表达得极为含蓄。

我们再来看《病房对镜有叹》：

虽然憔悴鬓华多，不信今番见佛陀。

爱子老妻陪未够，繁花朗月欠厮磨。

放怀还欲邀人饮，负重仍能上菊坡。

最是牵心萦系事，诗情激涌待新歌。

此诗起句点题，一、二句合起来传递坚韧之心志与乐观之态度。后四句说明原因，理由一说人事，一说风物，于光景、天伦和友谊中见出人间的常情、热情和至情，而诗人的心性和襟怀亦流露于字里行间，颇令人感动。“不信今番见佛陀”一句为全诗机杼，结构上第二句至第六句既可视为并列叠加，又可视为一脉灌注，次第翻出。第七句既总括前述，又引出末句，末句既可视为补充前意，又可视为别生一意，毕竟诗人对诗情有独钟。

总之，张先生集中的这些作品关切平民的悲欢，寄望祖国的发展，表达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坚贞，它们毫不装腔作势，绝不晦涩艰深，于朴质中见深情，于平凡中透大爱，令人动容！它们恰如他的诗句所言“自古真诗赤子情，珠玑字字胜冰晶”！

真情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大约无人不晓。不过，在创作中将其实现得令人满意的未必很多。情虽普天下所共具，但不同的情有不同的写法，特定际遇下的情也各不相同，因此既要个人化、个性化的写情，又要臻于共鸣、共情，写出普世的情怀。

诗歌可以表达悼亡、惜别和羁旅之悲，可以表达筵宴、重逢和吟赏之乐，也可以表达对腐败、暴虐的愤慨和反抗；诗歌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直抒胸臆，有寓情于景，有浓郁高亢，有潜转低回。然而，无论如何，诗中当有一个“我”在，有一个“真我”在，这个“真我”须抒发真性，撞击人心。好诗的“真我”虽或显或隐，但一定不会缺席。那些“为文造情”、矫情和滥情、没有真实深切感受的诗，那些玩弄词藻、空喊标语口号、“但睹文字，不见性情”的诗都不会是好诗。在诗的真情诚意方面，在诗的字斟句酌与兴会感遇不曾偏废方面，在诗语朴质而情味深长方面，在创作的勤奋和为人的谦逊平易方面，张士龙先生无愧于自己，亦无愧于读者，他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