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的起源及妙用
李达荣
对联是何时产生的，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1、按小说家言，商未周初就有对联。《封神演义》第六十七回写姜子牙登台拜将，就有这么一段话“子牙至岐山，将近将台边，有一座牌坊上有一副对联：三千社稷归周主，一派华夷属武王。”
又有传说，最早的对联出至东晋王羲之写于绍兴的春联：春风春雨春色，新年新岁新景。
联贴到大门两边，谁知，人们酷爱他的书法，刚贴不久就被人揭走了。他又写了如下一副贴上：
莺啼北里，燕语南邻。
邻人看了，无不称妙。王羲之拱手向人们道贺：恭喜恭喜，拜年拜年。这又成了一副口述的对联。
2、刘孝绰写句与孟昶题联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其《石菊影庐笔识》中说：“考宋（应为梁）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续曰：‘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此虽似诗，而语皆骈俪，又题于门，自为联语之权舆矣。”这样看来，对联语的产生又当在梁代。不过，刘氏兄妹的题续，并非一个上联，一个下联，而是独自成联。这不是对联的题续法，而是做诗联句的题续法。这表明，这样的对仗句，其时尚未从诗中脱胎，似乎还算不得真正的对联。
人们一般把对联产生的时间定在五代，其根据是我们迄今所见史书记载最早的一副联是这个时候写的。
关于这副对联，有四种说法：
《古今诗话》云：“后蜀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书‘元享利贞’四字，则该时的挑符，惟录经典吉祥语，固未事铺采樆离文也。然而才藻横溢出，每苦难怀抱”昶子善书礼，因取本宫册府书云“‘天垂馀庆，地接长春’一联，文学于兹萌芽”此乃一说。按此说，则联语当为“天垂馀庆，地接长春”，作者乃孟昶之子孟喆。黄修复《茅亭客话》所载同此。
《洛中记异录》云：“孟蜀于宫城近侧，置一策勋府，时昶子喆居之。昶以岁末自书桃符云。‘天降馀庆，圣祚长春。’喆拜受，置于寝门之左右。”此又一说。按此说，则联语为“天垂馀庆，圣祚长春”，作者乃孟昶本人。
《谈苑》云：“辛寅逊仕伪蜀孟昶，为学士。王师（按指宋军）将致讨之前岁岁除，昶令学士作诗两句，写桃符上。寅逊题曰：‘新纳馀庆，佳节号长春。’”此又一说。按此说，则联语为“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作者乃辛寅逊。”
《宋史·蜀世家》云：“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置寝门左右。末年，辛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此又一说。按此说，则联语亦为“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但作者已非辛寅逊而又是孟昶。《宋史·五行志》和《蜀祷机》亦有类似记载。明清以来，一般都采此说。“末年”，乃孟昶“归宋前”一年，即广政二十六年，或者说北宋建隆四年（963年）。辛寅逊，蜀人，为翰林学士加工部侍郎。尽量所题“非工”之词史籍未录，他是我国史载最早题写对联的人之一，其地位亦当肯定。
3、对联当产生于唐代
庐陵何绍先生在《对联汇海》中说：“考古家谓对联即桃符遗制，始于蜀孟昶而盛于明孝陵（按即朱元璋），不知此指门联而言。若堂室之题句，则诸葛武侯之‘淡泊以明志’，孔北海之‘座上客常满’，已为滥觞。”何绍先认为，孟昶题联只是门联（亦春联）之始，而非整个对联之始，这是不错的。但他把对联之始推至汉末，又未免早了一些。因为在律诗尚未形成之前，即算象孔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这样对得很好的句子，也只能算一般对偶。
而今的所谓“对联”，当出自唐代，不会迟于晚唐。因为在初唐与盛唐之际，律诗已完全定型，不管是五律还是七律，都要求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为求工整，还有一整套规矩。这就为对联的出现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由诗的对仗发展的对联，当是从摘句开始的。六朝时就有从一篇作品中将精彩的句子摘出加以评论的情形，钟嵘的《诗品》就是代表。但当时还并非只摘对句。律诗瑧于完美、佳对日出，专摘对句的情形，就日益增多。这对对联在唐代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个促进。再和美妙的书法相结合，对联也就开始放射出异样的光彩。如《全唐诗话》卷四“温庭筠”条的例子，尤其有说服力。
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这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
4、北宋——对联逐渐得到推广
对联自孟昶题写以后，便开始推广开来。如果说被用来代替桃符还只是它向社会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那么，现在就正式向各个领域深入了。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龙华寺僧人契盈一天陪吴越王钱俶游碧波寺，适逢黄浦江潮水初满，舟楫如云，钱俶对契盈说：“吴越去京师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契盈便在亭柱上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这是游览联。
南宋权臣贾似道镇淮扬时，上元张灯，客有摘句作灯门联者，曰：
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
这是灯门联。
寿联和挽联在宋时亦已出现。
对联开始用于文学作品，也在宋代。宋代话本小说，就常在“却似”“正是”这样的词语下插一副对联。如《碾玉观音》中的“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羔羊”，“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志诚张主管》中的“闹钟始觉山藏寺，傍岸方知水隔村”，等等。
元代，对联承载不多。赵子昂奉忽必烈之命所书的两副对联，是为元帝歌功颂德的，影响比较大。书于大殿上的一副是：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书于应门的一副是：
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赵子昂还在扬州迎月楼题了这样一副：
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
这副联倒比较清新。
5、朱元璋与太平天国在对联普及上的贡献。
明初，由于朱元璋的提倡，对联得到一次大的普及。“春联”这个名称，就是朱元璋提出来的。《簪云楼杂说》载，朱元璋建都金陵（今南京）后：“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为了检查命令执行情况，示朱元璋还“微行出观”。据说，他走到一条偏僻小巷，发现有一家门上还是个空白，便向这家何敢违抗圣旨。当得知这一家是阉猪的，外出才回，还未请到人写时，不但赦了这家的罪，还亲笔给题了这样一副对联：
双手劈开生死地，一刀割断是非根。
这副对联，朱元璋以阉猪为题，抒发自己打天下建明朝的惬意之情，写得很不错。下面一副也是朱元璋送给徐达的：
破虏平蛮，功贯古今第一；
出将入相，才兼文武无双。
《列朝诗集》说，朱元璋又以如下一副联送翰林学士陶安：
国朝谋略无双士，朝院文章第一家。
朱元璋还有一副题写秦淮河的：
佳山佳水佳风佳月，千秋佳地；
痴色痴声痴情痴梦，几辈痴人。
由于朱元璋对对联这样重视，上行下效，于是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贴对联。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习俗。
清代，康熙，乾隆等皇帝和许多文人学士都写过不少对联，有些还有专门的集子。康熙巡游镇江金山寺时，就摘唐人许浑的诗句，题了这样一副：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乾隆题在北京中南海春藕斋的一副，单就描写中南海环境来说，也是不错的：
芝径绕而曲，云林秀以重。
对联创作之盛，莫过于太平天国及其领袖们。《古今女人轶事》载，曾钻进太平天国内部的清军奸细张德坚，在其《贼情汇纂》中曾说：“（太平军）最尚联句，凡陷一城，分据宅第，谓之打馆，必令充先生者搜插红黄纸张撰联句，以朱墨书之，互相夸耀。”如冯云山题在孔子牌位两边写了这么一副对联：
泗水文章流紫水，尼山木铎振荆山。
题于书馆门口的对联：
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
石达开也写过一些表达自由理想和抱负的对联。起义前，他所题的下面两副对联，流传就相当广。一副是：
忍令上国衣冠，沦诸异城；
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注：“忍令”，不忍使。“衣冠”，此指贤人君子。
另一副是：
树三十面征旗，收来豪杰英雄，虎豹威，熊罢猛，吊民伐罪，只鼓一气渡黄河。战必胜，攻必取，方收我诸复之社稷。
享二百年国祚，放着贪官污吏，豺狼性，狐狸心，暴敛横征，罔知万民皆赤子。得不易，失不难，何保尔夷狄之江山！
注：“夷狄”，旧指我国东北方的少数民族，此指清朝统治者。
6、清代——对联发展的鼎盛时期。
明清以来，出现了许多撰写对联的高手。明代的解缙，清代的孙髯翁、郑板桥、纪昀（晓岚）。曾国藩、俞樾、鐘耘舫、王罔运诸人，都是鼎鼎有名的。有关他们的一些对联轶事，至今尚在流传。他们所写的对联，有的亦已集而成册。
对联汇集，远在宋明两代，就已经出现了。周守忠的《姝联》和钱德苍的《玉堂巧对》就是。但它们都是作为一本书的附录出现的，还算不得专门集子。《宋代楹联辑要》一书，名为“楹联辑要”，实则大都是春帖和端午贴。明人杨升庵所著之《谢华启秀》，是今天所见较早的一部对句专辑，但梁章钜在《巧对录》中说它是“盖偶能札记之本以备骈体之料，后得其残稿刻之耳”，而且多全引旧文两句，“旧诗一联，殊乖命名之义”，价值并不甚高。
清代，为对联发展的鼎盛时期。凡值大典庆成，皆有进御文字。万寿盛典，亦有绘图一门，而楹联附焉。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编辑，因尚未见其书，不知而目如何。康熙御定的《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分借、数目、开支、卦名、彩色等门类，如“山骨泉心”，“羊角鹅毛”（指风雪），“八座三治”，“嫣嫣红，楚楚青”之类，亦非对联直录。康熙中，高士奇所著《续编珠》二卷，分岁时、人伦、文学、花木、鸟兽、鱼虫，附于所刊，杜公瞻《编珠》之后，性质同杜氏之书也差不多。乾隆年间，李谦堂所著《联经》，凡四卷，集儒家经语或据经意自撰成联，然其间在宣传经义而不在艺术，宽对甚多。嘉庆间，尚有王有光的《吴下谚联》（今与清李光庭的《乡言解颐》合于一书），即《北庄素史集》。“北光素史”为王有光别号。该书博采江浙一带谚语，集成对联，并加以注释，亦庄亦谐，俗不伤雅。所辑谚联，从二字至十二字，对仗之整。如：“纱帽底下无穷汉，纺车头上出黄金”；“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要知山下虎，须向过来人”之类，内容也有可取之处。不过从总的来说，同上述诸书一样，所录的对句，同今天的所谓对联，仍然有些相隔。惟嘉庆进士梁章钜于道光年间所著《楹联丛话》、《楹联续话》和《楹联三话》（后集印为一书》；影响最为巨大。而今所传价值较高的对联，除现代的而外，不少都出自梁书。梁书收集面广，资料具体而丰富，但在对联理论上基本上没有涉及。清末，出了一批集印对联的书籍，也只是单纯的对联汇集。其中有：光绪五年（1879年）出的《楹联集锦》八卷，所收的对联，主要是集字联。五言的如吴平斋集座位帖联，六言的如何子贞（绍基）集禊帖联，七言的如丁心斋集《兰亭集序》联，等等。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的《江南赵民楹联丛话》，江苏丹徒人赵曾望、邵筳父撰。该书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一样，也是“钞纂楹联，附以记述”。其中颇多佳制，亦可与梁书互为昆仲。曾国藩的《求阙斋联语》，左宗棠的《盾墨馀潘》、俞樾的《楹联录存》等等。
清代对联的发展，在三个方面比较明显：一是越写越长。号称“海内第一长联”、“古今第一长联”的昆明大观楼长联，有一百八十字，已属洋洋大观，但就字数来说，光绪以来有不少对联就使它望尘莫及。二是越写越巧，把许多艺术手法都用上了，有些手法还很特别。三是使用越来越普遍。对联这种文艺形式，至今，可说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我国文艺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欣赏价值与教育作用，均不可低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