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我的父亲张连维，生在辽宁盖州暖泉乡蔡峪村——一个藏在山坳里的偏僻地方。他平时沉默得像一口古井，可一提起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往事，那双眼睛便骤然亮起来，话也滔滔不绝，仿佛变了个人。小时候，每当他干完农活回来，偶尔会坐在炕沿，对着我们兄妹四人，讲起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
父亲说，他大概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解放大石桥和盖州那会儿参的军。那时国共两军在这一带来回“拉锯”，东北第四纵队独立三师的部队就驻扎在高屯和我们蔡峪一带。有一天，一位班长把一顶军帽往父亲头上一扣，笑着说：“戴上这个，真精神！”后来，那位班长又来做我爷爷奶奶的工作。也不知说了多少话，最后村里摆了一桌有猪肉的饭菜，父亲和其他几个年轻人胸前戴上大红花，在锣鼓与鞭炮声中，就这么走进了部队。
父亲总爱提起邻村暖泉乡后红村的战斗英雄冷树国。他说，他俩是同一年当的兵，后来又一起跨过鸭绿江，走上朝鲜战场。父亲当时在三十八军，具体是哪个师我已记不清，好像是112师；而冷树国在四十二军124师。冷树国因为活捉了一名美军上校，立了一等功，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还曾回国在北京天安门受到毛主席接见。每说起这些，父亲眼里有光，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像打开了闸门的河水，滔滔不绝。
我家屋里有一只老式的“躺箱”，里面珍藏着父亲最心爱的物件：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一个当团部通讯员时用的皮背兜、几颗空军地勤服上金黄色的铜纽扣、一支旧钢笔、一本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赠送的慰问手册，还有一枚带着和平鸽的纪念章、一副风镜和一条皮带，还有两个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搪瓷茶缸。我小时候常偷偷翻出他那顶没有帽徽的大盖帽，戴在头上学军人走路。每次被他看见，总少不了一顿斥责。这些东西，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谁也不能轻易触碰。
记得我七岁那年的一个冬天，天寒地冻，大约是元旦前后。早晨起来，连掉在地上的牛粪都挂了一层白霜。住得不远的四叔来我家串门。我家那时还是三间土房，母亲正在西屋做饭，雾气缭绕。四叔没进里屋，就和我父亲蹲在堂屋地上，一边烤着火盆，一边大声说着什么。
四叔把手从破旧的棉手套里抽出来，在火盆上搓着，说起大队正在登记入伍年份的事。他俩争论的焦点，是父亲到底算“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参军的——这关系到复员军人的救济补助标准。父亲原本该是解放前入伍的，可那张复员证明早被我奶奶弄丢了。大队说，没证明就只能按抗美援朝时期，也就是一九五〇年九月入伍来登记。
四叔性子急，嗓门越来越大，劝父亲去公社、甚至去县政府查档案，“不然工分补助都得少算！”可父亲倔，不愿为这个东奔西走。四叔是1968年才当的兵，又是小队会计，懂这些门道。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后来母亲进来劝了一句：“证明丢了就认了吧，就算去找，人家给不给你查不查还两说。别怨别人，就怨自己没保管好。”
四叔又说，实在不行就找两个以上的人写个证明。可这事到底没办成。于是，父亲的身份就这么定下来了——解放后、抗美援朝时期入伍的军人。直到一九八五年，政府再次登记退伍兵发放补助，这事又被提起。父亲也真的去了乡里、县里，人家让他去档案馆查。可档案馆的人几句话就把他打发了，说“没法查”。他只好默默回来，依旧领着“解放后”标准的补助。
我们村还有个老兵，叫张德成。他没上过朝鲜战场，一直留在安东——就是今天的丹东，据说是一名雷达兵。但他被认定是“解放前”入伍的，补助比我父亲高出一截。这件事，成了父亲心中一生未能解开的结。（未完待续，下一辑——辽阳集训入朝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