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八十六岁了。每次回家推开门，总看见她坐在那张老藤椅上，矮矮的个子，胖胖的身体，像一枚熟透了的果实，安稳地落在岁月的枝头。她的皮肤依然白皙，圆圆的脸上那双眼睛还是亮亮的，看人的时候透着光。八十六年的光阴在她身上走过，却似乎只是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母亲闲不住。针线筐就放在手边，袜子上破了个小洞，衣服的缝线开了，她都要自己动手。我们说：“妈，您别费眼睛了，我们来做。”她总是摇头：“你们做的不如我做的结实。”她的手依然灵巧，针脚走得又密又匀，缝好的地方平平整整。有时候我看着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捏着细针在衣服间穿行，会忽然觉得时光倒流了——她还是那个坐在老屋门前做针线活的年轻妇人，身边围着大大小小的孩子。

       母亲的饮食习惯几十年不变，粗茶淡饭吃得香甜。床头柜上摆着几样小零食，饼干、糖果、瓜子，看电视的时候伸手摸过来，慢慢地嚼着。她吃东西的样子很认真，像在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剧情到了精彩处，她会停下来，嘴巴微张，眼睛盯着屏幕；等到喜剧情节，就“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声清脆，像个孩子。

       因为遗传性的轻度耳聋，母亲不太出门和人聊天。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是安静的，她也不怎么在意。家就是她的整个世界——从卧室走到客厅，从客厅走到厨房，偶尔站在窗前看看院子里的树。她把这方小天地经营得妥帖温暖，从不觉得寂寞。

       母亲是个农民，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这个身份比什么都深刻地定义了她。土地改革的时候她还年轻，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高兴得在地里走来走去。人民公社时期，她和男劳力一样下地干活，挣一样的工分。大跃进的岁月里，她在田里日夜劳作，从不叫苦。大包干以后，她更是把分到的几亩地当成了命根子，起早贪黑地劳作。后来土地流转了，她年纪也大了，搬到了父亲退休的城里住，但心始终留在那片土地上。

       家乡的亲戚来看她，她问得最多的是庄稼的事。“今年的麦子怎么样？穗子长得长不长？”“东北湖那片淤地收成好不好？听说现在都用机器收了？”“西面菜园那块地现在谁家种着？”“八丈河两边的庄稼谁在管？”她问得仔细，问得急切，仿佛那些地还是她在种着，那些庄稼还是她在侍候。

       我知道，对于母亲来说，那片土地从来不只是土地。那是她年轻时的战场。春天，她用抓头刨开沉睡的泥土，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希望的味道。夏天，她弯腰在麦田里拔草，汗水滴进土里，太阳晒黑了她的脊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金黄的玉米、饱满的大豆，都是她一年辛劳的回报。冬天她也不闲着，积肥、修渠、平整土地，为来年的春耕做准备。

       四季轮回，她在土地上播种、耕耘、收获，把汗水洒进土里，把希望种在心上。那片土地给了她粮食，给了她生活的依靠，更给了她作为一个农民的尊严和价值。她是用自己的双手在改变着脚下的土地，让荒地变成良田，让贫瘠变得肥沃。这是她改造世界的唯一方式，朴素却实在。

       如今母亲老了，走不动远路了，但她对土地的那份深情，依然鲜活。有时候她会让我打开窗户，说想闻闻泥土的气息。下雨天她会看着窗外的雨帘发呆，大概是想起了从前下雨时地里的庄稼得了雨水滋养的样子。

       我想，母亲的根早就扎进了那片土地里，拔不出来了。即使人离开了，心还留在那里。那片土地上有她的青春，有她的汗水，有她的欢笑和泪水，有她全部的人生记忆。

       母亲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她用一生的劳作告诉我：人应该像土地一样厚重，像庄稼一样实在，像农民一样质朴。这是她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