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雅武侯止戈赋
序
永历十一年，蜀王刘文秀筑天生城于洪雅千秋坪，勒石铭志，追慕武侯。其碑云：“雍闿宾服，干羽遂停，此隔岸止戈之名所自来矣。”余观夫止戈镇名，肇自昭烈武侯会军之地，千八百年，薪火相传。今依汉赋杨雄之体，叙武侯南征心战之事，辨碑记虚实之迹，发止戈和平之义，以观沧海桑田而悟古今之道。其辞曰：
第一章 洪雅形胜·止戈名源
若夫洪雅之野，青衣之洲。共枕峨眉之秀，南襟大渡之流。千秋坪上，烟云渺渺；花溪河畔，草木悠悠。有镇曰止戈，其名何由？父老传云：昔昭烈龙兴，武侯凤谋。会军于此，驻马高丘。雍闿既服，干羽乃收。遂以止戈为号，永铭偃武之休。
观其地也，群山环峙如列戟，一水中分似回眸。春来杜宇啼血，秋至枫火盈畴。古碑犹存苔痕绿，残垒尚记剑气浮。诚天造之金汤，实地设之咽喉。故蜀王择此以为根本，期北伐而扫敌仇。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唯止戈之名，历千祀而悠悠。
夫止戈之义，其来远矣！《左传》载楚庄之语，“止戈为武”昭其旨；《尚书》述舜帝之德，“干羽七旬”格有苗。盖武非黩武，乃禁暴戢兵；戈非嗜戈，实保大安民。自黄帝战蚩尤而定中夏，至禹王伐三苗而奠九州，皆以战止战，以杀止杀，其归根则在安兆庶、和万邦。故曰：武者，所以止戈也；止戈者，所以致和也。此千古不易之理，万世同遵之由。
第二章 昭烈遗志·武侯初心
昔汉祚中微，桓灵失德。黄巾沸乱，董卓凶忒。九州板荡，四海涂墨。昭烈以宗室之英，承中山之脉。结关张而起义，顾草庐而求策。武侯感三顾之诚，陈隆中之对，画荆益之域。其言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测。
观武侯之志，岂在称兵黩武耶？其出师一表，耿耿孤忠，千载之下，犹闻喟息；其诫子一书，谆谆慈训，百世而后，尚感精诚。盖其用兵，乃不得已而为之；其伐罪，实欲安民而止戈。故南征之时，马谡献“攻心为上”之策，武侯纳而用之，七擒孟获，终使南人不复反也。此非兵力之胜，实德行之威；非刀剑之利，乃仁义之施。
方其未出茅庐之时，已知天下三分之势。然其志岂在三分乎？《隆中对》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其终极之愿，乃一统天下，复汉家之旧疆，致兆民于康衢。故北伐中原，虽知不可为而为之；南抚夷越，虽劳筋骨而甘之。其心也，欲以一身之瘁，换万姓之安；以其生之劳，冀后世之逸。此武侯所以为武侯也，非独智谋之绝伦，实仁德之过人。
第三章 南征纪实·心战为高
建兴三年，南中骚然。雍闿背汉，窃据牂牁；孟获纵蛮，扰我边关。高定称王于越巂，朱褒作乱于朱提。武侯率众，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冒犯烟瘴之危。然其用兵，不专恃甲胄之利，而尤重德信之施。
方其擒孟获也，七纵七擒，示以天威。或曰：“此蛮夷之性，反复无常，不如诛之。”武侯笑曰：“诛一人易，服万民心难。吾欲使南中长治久安，非心服不可也。”及至孟获垂泣而言：“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定南土，收其俊杰，以为官属；出其金银，以充军资。自是终亮之世，南方无大战之事。
考诸《三国志》之载，虽言“七擒七纵”，而辞简义丰；览乎《华阳国志》之记，详述南征始末，尤重心战之功。然史册所录，雍闿实为高定部曲所杀，非宾服而止戈也。蜀王碑记，改杀戮为归顺，易兵革为干羽，盖取其义而舍其迹，欲以止戈之名，昭和平之旨也。
夫南中之役，乃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之经典。武侯不恃兵威，不戮降俘，不夺其俗，不强其政。其治南中也，“不留兵，不运粮”，而夷汉相安，贡赋有序。此岂非“攻心为上”之验耶？岂非“和而不同”之范耶？古之治边者，或羁縻以虚名，或征伐以实祸，未有若武侯之因俗而治、以德服人者也。故南人感其德，立祠以祀；后世慕其风，传颂不衰。此非武力所能致，实仁心之所感。
第四章 碑记辩证·虚实之间
永历之末，天下鼎沸。胡骑南牧，汉鼎倾危。刘氏文秀，以蜀王之贵，承专征之寄。筑城千秋坪上，勒碑天生城隈。其文称“雍闿宾服，干羽遂停”，实借武侯之事，以励今时之师。然考其实：雍闿之死，非服而亡；孟获之降，乃擒乃纵。碑记所言，盖取义而非纪事，托古以讽今耳。
且夫“止戈”之义，《左传》明之：楚庄有言，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正容。故知“止戈为武”，非谓废武，乃以武禁暴，以战止战。蜀王引此，欲明其北伐之师，乃正义之举；其恢复之志，实安民之衷。然其兴也，不察民心之向背；其亡也，徒叹天时之未逢。岂非不悟“心战”之要，而徒恃“金汤”之雄乎？
夫碑记称“予昭烈之胤也”，自托汉裔，实无谱牒可凭。考文秀本大西旧部，从献忠起事，后归永历。其攀附皇叔，盖欲洗农民之迹，而就宗室之名。此亦时势使然，未可苛责。然其所谓“昭烈于汉孝子，予于明为忠臣”，则忠孝之诚，固可嘉也。碑末“以教天下后世之忠孝者”，其心可悯，其志可哀。虽然，忠孝岂在空言？民心岂在碑石？故天生城虽固，终不能阻清军之铁骑；止戈碑虽立，竟难免南明之倾覆。此非天命，实人事也。
第五章 止戈精神·文化传承
止戈之名，非独洪雅有之。自武侯南征而后，千八百年间，士人咏之，史册载之，民间传之，祠庙祀之。唐有杜工部之诗曰：“诸葛大名垂宇宙”，宋有陆放翁之句曰：“出师一表真名世”。至若明清之际，文人墨客，登临吊古，未尝不感慨系之。或叹武侯之智，或慕武侯之忠，或仰武侯之德，而尤以“止戈”之义为最深。
何则？天下苦战久矣！自三代以降，史册所书，无非争战。春秋五霸，迭兴迭亡；战国七雄，互吞互噬。秦汉之交，楚汉相争，尸横遍野；三国之世，魏蜀吴峙，民不聊生。晋室南渡，五胡乱华；唐末五代，干戈扰攘。宋辽金夏，战和不定；蒙元入主，血腥千里。至于明末清初，甲申之变，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生灵涂炭，尤不忍言。故人心思定，如旱望雨；万姓厌战，若病求医。
“止戈”二字，乃天下之公愿，万世之常经。武侯能识此义，故南征不嗜杀，北伐不妄进，虽志在恢复，而心存仁厚。蜀王碑记，虽托古以自饰，然其引“止戈”为说，亦可见此义之深入人心矣。夫文化之传，不赖刀兵而赖笔墨；精神之续，不凭武力而凭德义。止戈之镇，虽弹丸之地，而千载之下，犹闻其名，此非武侯之遗泽，其谁之力耶？
第六章 历代止戈·史迹钩沉
回溯三代而上，止戈之道，早已有之。黄帝战蚩尤于涿鹿，非为并兼，乃为定乱；大禹伐三苗于南土，非贪土地，乃为安民。汤武革命，应天顺人，一怒而安天下，皆以战止战之谓也。周室既兴，偃武修文，制礼作乐，其《时迈》之诗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此止戈之先声也。春秋之际，楚庄问鼎中原，然能悟“止戈为武”之理，亦不失为霸者之识。
汉武北逐匈奴，开疆万里，然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轮台之诏，此亦止戈之转念也。昭烈武侯，承汉室之余绪，感苍生之困苦，故虽处三分之势，常怀一统之愿，而未尝以杀戮为快。唐宋以降，或和或战，然凡长治久安之世，未有不以止戈为务者。贞观之治，太宗曰：“甲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开元盛世，玄宗亦以“文德”为教。此皆止戈之道，见于治世者也。
及至明代，太祖起布衣，定天下，亦知兵凶战危，故设卫所而不用，行屯田而养民。然其子孙不肖，阉宦弄权，流寇蜂起，边患频仍，终至甲申之变。南明之际，永历播迁，蜀王立碑，虽托止戈之名，实困干戈之祸。悲夫！止戈之道，知之者易，行之者难；言之者众，践之者鲜。此历代治乱兴亡之枢机也。
第七章 南明悲歌·蜀王遗恨
夫南明之世，天下板荡。崇祯殉国，弘光被执；隆武陨命，绍武覆亡。永历播迁于西南，颠沛流离；忠臣奋战于岭表，慷慨悲壮。其间郑成功起于海上，李定国战于湘桂，刘文秀守于川南，皆欲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内斗不休，外患日迫，终至土崩瓦解。
刘文秀者，本张献忠之养子，号曰“抚南将军”。及献忠败亡，与孙可望、李定国联兵入滇，共尊永历。其人性果毅，善抚士卒，永历封之为蜀王，授以川南之众。当是时也，孙可望据贵州而怀异志，李定国守云南而拥天子，文秀处两雄之间，势孤而任重。乃筑天生城于千秋坪，聚兵屯粮，以为根本。其碑文慷慨激烈，词气昂扬，有“长驱直北伐，直捣黄龙”之语，观者无不壮之。
然天不佑汉，运去鼎移。永历十二年，清军大举南侵，文秀病不能军，未几而卒。天生城未战而弃，千秋坪遂归沉寂。呜呼！其筑城也，不过一年；其刻碑也，仅逾一载。金汤之固，安在哉？忠孝之辞，空存耳！然其临难不苟，至死不降，较之孙可望之叛降，岂非霄壤之别耶？故碑虽伪托汉胄，人实真心明室；事虽未成，忠亦可风。
第八章 古今之变·和平新义
嗟夫！自武侯南征至于今，千八百载矣。其间沧海桑田，陵谷变迁。止戈之镇，犹存旧名；天生之碑，尚立高巅。然今人观之，其义已非昔比。
昔之止戈，乃王者之止戈，以征伐定四方，以德化服四夷，其归在“宾服”二字。雍闿宾服，干羽遂停，是自上而下之和平，含尊卑之分，有主从之别。今之和平，乃人民之和平，以平等相待，以互敬共存，其要在“共处”两言。民族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先后，皆得自决其命运，自择其道路。此古今之大异也。
然其理亦有通者。武侯“攻心为上”，岂非今之“民心工程”之先声耶？其“不留兵、不运粮”，岂非今之“区域自治”之远源耶？其“七擒七纵”而不诛，岂非今之“人道主义”之古范耶？故取其义而舍其迹，师其心而变其法，则古可为今用，旧可化新生。
夫和平者，非一蹴可就也。必也经济相联，文化相交，民心相通，利益相共。止戈者，非一纸可约也。必也制度相维，法律相保，信任相积，监督相成。武侯之时，但能以德服人，即为至善；今世之局，必能以制安邦，方称完策。此时代之进境，亦吾辈之责任也。
第九章 时代回响·止戈新章
当今之世，寰宇一家。然战火未熄，干戈未藏。中东硝烟，东欧炮响；种族之怨，累世难解；霸凌之欲，恃强愈张。或曰：“武侯之策，其可行于今乎？”余应之曰：“可，然非全盘照搬也。”
武侯之智，在知“攻心为上”。今之国际争端，亦当以心交心，以诚易诚，而非以力相压，以势相凌。武侯之仁，在不戮降俘。今之人道危机，亦当保民为先，存人为要，而非草菅人命，制造流离。武侯之德，在因俗而治。今之民族问题，亦当尊重差异，包容多元，而非强求一律，削足适履。
然武侯之时，天下三分，其志在归一；今世之局，万邦林立，其理在和合。归一者，以一家之姓，统万姓之民；和合者，以各邦之异，成共处之同。故曰：今之止戈，非使人宾服，乃使人共荣；非立一尊，乃立共尊。此古义之升华，亦今道之新诠。
洪雅止戈，千年古镇。今逢盛世，旧貌新颜。百姓安居，百业兴繁。武侯之祠，香烟复起；天生之碑，观者如湍。非徒怀古，实为鉴今；非仅慕贤，亦为自勉。观止戈而思和平，览碑文而念忠孝，此游者之所得，亦编者之所愿也。
第十章 颂曰
峨峨洪雅，翼翼千秋。武侯之德，山高水流。
七擒心服，四海慕周。止戈为号，文明之畴。
蜀王勒石，志在远谋。虽托汉裔，实怀殷忧。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圣贤有爱，愿百姓无愁。
三代以降，兵祸不休。谁能止戈，谁解民忧？
唯德唯义，乃戢乃收。唯和唯平，乃久乃遒。
今我作赋，追古抚今。愿戈永偃，愿和长留。
民族平等，非霸非侯。国家共处，互敬互酬。
不以力胜，而以心求。不以兵强，而以道修。
武侯之训，永铭心头；止戈之义，万古同讴。
以此铭心，以此垂旒。与天无极，与地同休！
跋
右赋一篇，五千余言。考《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卷四十三《张裔传》《李恢传》，《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及《蜀王睿制天生城碑记》原文。夫武侯南征，“七擒七纵”之事，正史有载而略，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录之较详；《华阳国志》谓“纵之使去，复来七次”，后世遂成典故。然雍闿之死，实为高定部曲所杀，《张裔传》明载其事，蜀王碑记改为“宾服”，乃取义非纪史也。
“止戈”之义，源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语：“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洪雅止戈镇之名，相传源于刘备诸葛亮会军于此、雍闿归服而止戈。今虽难确考其史实，然千八百年相传，已成为中华和平文化之重要符号。从“止戈为武”到“攻心为上”，从“以战止战”到“和平共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人类对和平之追求，则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今观蜀王碑记，其文虽南明遗墨，其志实远绍武侯。刘文秀以农民军之身，怀恢复汉室之志，虽事未成而忠可悯；其称“治国先治家”“明主需忠臣”，固受时代所限，然其托“止戈”以言和平，与今日民族平等、国家和谐之理念，岂非异代同符耶？故辩证观之：取其“止戈”之义，而不泥于“宾服”之辞；嘉其忠孝之诚，而不囿于正统之辨。如此，则古碑可为今鉴，旧赋可发新声。
和平者，人类共同之愿；止戈者，中华古老之智。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释“止戈”文化，倡导“攻心为上”，共建“大同世界”，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国际和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无裨益。此余作赋之微意也。
洪雅千秋坪天生城遗址及碑刻，至今犹存。碑文末句“以教天下后世之忠孝者”，其言谆谆，其情切切。今三百六十余年过去，碑石已斑驳，而文义未磨。后人登临者，抚碑而诵，当思武侯止戈之智，念蜀王报国之忠，更悟和平共处之道，则在斯文，不在斯石；在今人，不在古人矣。
是为跋。
丙午仲夏，唐驳虎谨撰。
参考文献：
①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
②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华书局，1959年。
③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
⑤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⑥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⑦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⑧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
⑨王夫之：《永历实录》，中华书局，1998年。
⑩清光绪《洪雅县志》记载碑文，2003年。
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洪雅千秋坪天生城遗址调查报告》，2015年。
⑫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文章作者：唐从祥，笔名眉山唐驳虎、唐驳虎、京师唐驳虎，男，四川眉山人，生于1980年，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注：以上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