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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蓑烟雨”到“高铁飞驰”——论当代诗词创作中的意象选择与融合 [诗论]

作者:白卯     发布时间: 2026/9/29 0:00:00     阅读:27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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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象是诗词艺术的核心范畴,“意”与“象”的契合统一构成了诗歌审美的基本单位。当代诗词创作者面临一个深层困境:古典意象体系与现代社会生活经验之间存在显著断裂,传统意象的沿用可能导致“无病呻吟”,现代意象的引入又可能损害意境之优美。本文从意象的学理界定出发,通过分析苏轼《定风波》等经典词作中的传统意象生成机制,考察当代诗词中高铁、票根等现代意象的创作实践,进而探讨古今意象融合的可能路径。本文认为,诗词意象的价值不在新旧,而在选择准确与统一;古今意象融合的关键不在于比例配置,而在于是否能够围绕统一的意脉形成有机的意象链。当代诗词创作的出路,在于以真实情感为统摄,在尊重格律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创造性的意象转化。

关键词:诗词意象;古今融合;意象统一性;当代诗词创作

一、引言

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历史节点上。一方面,诗词复兴的浪潮方兴未艾,创作者数量之众、作品产出之丰,为近百年所罕见;另一方面,创作者普遍面临一种根本性的焦虑:古人写诗,“凡所见者皆可入诗”,山川草木、舟马亭台,无一不是他们目之所及、身之所历的日常。而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充斥着高铁、手机、网络、高楼,古人笔下的“柴门”“蓑衣”“更漏”“驿站”已从日常经验中大面积退场。如果坚持用古人的意象来写今天的生活,就有“无病呻吟”之嫌;如果用今天的物象来写旧体诗词,又常被讥为“破坏意境”。这一困境的实质,是诗词意象体系的时代适配问题。

本文试图从意象的学理界定入手,分析传统意象的生成机制与现代意象的审美可能,进而探讨古今意象融合的策略与限度,以期为当代诗词创作中的意象选择提供一种系统性的思考框架。

二、意象的学理界定:从“立象尽意”到“以意驭象”

“意象”作为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周易·系辞上》中“圣人立象以尽意”[1]的命题。这一命题揭示了“言”与“意”之间的根本矛盾——语言无法穷尽思想,故须借助“象”作为中介。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进一步阐明了“言(语言)—象(符号)—意(意义)”三者的递进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2]由此,“象”成为连接语言与意义的桥梁,而“意”则居于统摄性的地位。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将意象引入文学创作领域:“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3]这一论述标志着意象从哲学概念向诗学范畴的关键转化。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指出,“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固有的概念和词语,并不是外来的东西”,[4]并对意象与意境的关系做出了经典论述:“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织之后的升华。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飘浮于天上的云。”

综合传统文论的核心论述,可以对诗词意象做出如下界定:意象是诗人将主观情意融入客观物象之后所形成的审美单元,它既非纯粹的客观物象,也非抽象的主观情思,而是“意”与“象”的契合统一。意象是客观事物和主观感情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和转化,但意象只是形象的二维胚胎,意象只有和文学形式结合成三维结构才可能建构成形象。我想,这理解这一点对我们诗词创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判断一个意象是否恰当,标准不在于它是否古雅、是否传统,而在于它能否准确地承载作者的情感,并得以呈现,能否与其他意象(包括现代意象)形成有机的统一。

三、古典意象的审美机制及其时代局限

古典诗词的意象体系是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许多意象经过历代诗人的反复使用和意义叠加,已经凝结为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文化符号。以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为例,词中“竹杖芒鞋轻胜马”一句,表面写的是词人在雨中拄竹杖、穿草鞋的行走姿态,但“一蓑烟雨”并非写实,而是用典,用的是代表“渔隐”的典故意象。这一典故意象“发源于张志和,定型于郑谷,拓宇于苏轼”,苏轼的“渔隐”情结“产生于贬谪黄州期间且终生未消”。[5]读者之所以能够跨越近千年的时空理解这首词,正是因为“蓑衣”“烟雨”所承载的旷达隐逸之情,已沉淀为一种共享的文化记忆。

然而,古典意象的审美效力高度依赖于读者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李清照的“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借助大雁这一意象,将个人身世的飘零与北雁南飞的季节性迁徙叠合在一起,形成了深沉的悲秋意境。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以落花与归燕的对照表现时光流逝中的怅惘。这些意象的有效运作,建立在读者对“花”“燕”“雁”等物象的文化含义具有共识性理解的基础之上。

问题在于,当诗词创作者脱离了产生这些意象的生活世界时,意象便可能从有意味的形式退化为空洞的符号。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中,大量“柴门”“蓑衣”“驿站”“更漏”的反复出现,正是这种退化的典型表现。在创作中,如果固守古旧意象、排斥现代生活,旧体诗词创作便容易沦为脱离现实的文字游戏。当代旧体诗人只有在意象、语言和体式上有新的突破,才有可能让旧体诗词创作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古典意象的沿用固然可以借助文化记忆唤起某种审美共鸣,但如果创作者自身并无相应的生活体验和情感需要,这种沿用便沦为一种修辞上的惯性,丧失了意象应有的情感驱动力。

四、现代意象入诗的审美可能与创作实践

那么,现代生活意象能否进入古典格律的框架之中,并产生不逊于传统意象的审美效果?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当代创作实践中是否已经出现了成功的案例。由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得变化,现代生活意象大量涌现,那么,对我们当代人创作诗词来说,这些新兴的生活意象能不能引入古典格律的形式结构框架当中,引入进去后,会不会不逊于传统意象的审美效果呢?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我相在于当代创作实践中是否被大众和学院派普遍接受了,当然这种普遍接受过程是先从学院派接受开始,被诗评家们接受开始,然后到大众接受,并广为流传。但从学界评论来说,还是持谨慎态度的。

不过,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将现代生活引入传统诗词中,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将高铁写入旧体诗词的尝试颇为引人注目。以《金错刀·路悠长》为例,词作以“高铁快,动车奔”直接入词,突破了传统诗词的意象禁锢。值得注意的是,词作并非简单地罗列现代物象,而是通过“勒风驾浪逍遥巡”“犹如缩地移天阵”等手法,[6]将高铁的速度感转化为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审美体验。这种写法成功地将高铁这一现代交通工具转化为诗性符号,在传统意象的沿用和现代意象的植入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机呼应。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为当下诗词创作起到了良好引导作用。

再例如另外一首掬轩写《水龙吟·高铁站分别》,[7]也将现代生活元素高铁、车票等引入诗中,隐含更为精微。词作是以高铁站为抒情场景,“雨悬江岸云帆湿”化柳永“暮霭沉沉楚天阔”为液态时空,“云帆本是古典意象,被‘湿’字浸透后竟渗出高铁玻璃幕墙的水雾痕迹”。尤其令人注目的是“票根存证”四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即使读起来没有传统诗词的丝滑感,但不影响情感代入,也非常的优美。所以,像二维码与日期、微信、手机、视频等,虽然不再是‘红笺小字’的浪漫载体,也不是现代生活轨迹的冰冷客体物像。词作结句“残星几点”暗合张继的“月落乌啼”,但“寒山寺钟声已置换为高铁轨道摩擦的嘶鸣,最后‘对清宵立’的身影,是被数字化时代遗落在月台上的古典魂魄”。在这首词里,“票根”作为一个现代生活意象,其审美功能也并不弱于“红笺”,作者精准地捕捉了当代人在离别场景中的情感质地,形成了传统意象难以替代的表达效果。现代生活意象引入传统诗词创作中,并被大众接受,离不开我们诗评家们的认可,没有诗评家们和专家们的认可,其实要将现代意象引入传统诗词并普度流传,是一件非常困难,至少在短期内做不到,在此,借此文也呼吁诗评家们和专家们是不是可以宽容一些。

从诗歌史的经验来看,语言与时代共生是一条不变的规律。《诗经》中的“马车”“钟鼓”,汉乐府中的“市井”“胡商”,唐诗中的“胡瓶”“琵琶”,在其所属的时代无一不是“当代词语”。马致远“古道西风瘦马”之所以动人,并非因为“马”字古雅,而是因为那瘦马、西风、断肠人所构成的苍凉意境本身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这一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意象的审美价值取决于它与整体意境的融合程度,而非它是否经过了时间的沉淀。

五、意象统一性的建构:困境与策略

(一)古今意象的张力

古今意象是各有张力,我们在创作诗词时不应过于拘谨,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本质上是两种审美距离之间的冲突。传统意象经过千百年的诗意浸润,已经获得了高度符号化的审美品质,读者在面对“明月”“杨柳”“烟雨”时,会自动调用文化记忆中的诗性联想,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传统诗词教育,容易记忆和情感代入。而像“支付宝”“二维码”“卫星导航”等现代意象尚未经历这一诗意积淀过程,这种理解的隔阂,我理解为代差,这种代差导致一看到传统诗词,就自动将它归为传统体系欣赏,将它们与现实生活实行自然的割裂,不屑于将它们纳入现代性。如果把我们现代日常生活场景的实用性和琐碎感代入诗歌,而缺乏足够的艺术转化,便容易造成审美上的“断裂感”,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旧体诗创作中,用大白话直道其事,直抒其情,既少比兴,更无寄托,没有正确的意象附着,诗歌的韵味便无从产生,正确的意象附着才能形成张力,古今一样,古人用的意象应是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脱离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同理,我们创作诗词一样缘于我们现代生活实践。意象选对,一样有张力,读来一样产生共鸣。

大多数读有现代意象的诗词时,都有一种断裂感带来的短暂不适,这种断裂感的深层原因,还涉及教育背景与阅读预期的问题。当代读者自幼接受的诗词教育以古典作品为主,对“小桥流水”“风花雪月”的意象体系形成了较强的接受惯性。当“高铁”“视频”“微信”“手机”“QQ”等现代物象突然出现在格律诗词中时,读者可能产生本能的自觉或不自觉排斥反应,认为“诗词怎么可以这样写”。这种阅读预期的惯性,要求创作者在引入现代意象时格外注重艺术转化的质量。

(二)意象统一性的建构原则

解决断裂感带来的不适困境的核心策略,在于建立统一的意象链。当代学者孙绍振指出:“一首诗不是一个意象构成的,它是一大群意象构成的”,“一大群意象必须是同质的”。他以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为例加以阐释:“枯的、老的、昏的、古的、瘦的,还有夕阳、断肠人等,它们统一在悲凉、伤感的性质上”。这种“同质性”要求——全诗意象围绕一个核心意脉组织起来,形成相互呼应、彼此支撑的有机整体——正是意象统一性原则的核心。[8]

袁行霈所说的“意境是意象组织之后的升华”,其深意即在于此:单个意象无论多么精妙,都必须被统摄在整体的意境逻辑之下,才能产生超越局部之和的审美效果。这一原则对古今意象融合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创作者在处理古今意象并置时,应确保所有意象都服务于同一个情感逻辑,而不是让它们各自为政。如何协调和统一诗词意象,这对创作者来说很重要。当然,传统诗词和现代诗词也有共同意象表达,比如,古今共有的,花草树木,日月云霞,山水亭台等,使用共同的意象表达,可能被大众所接受。我在阅读过程中,看到的大部分诗词使用的意象是属这类,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坏处就是难以脱离古人窠旧,难以超越。恰当引入现代意象,不建议整首词全部使用现代意象,不破坏传统诗词的意境和情感呈现,阅读起来会更优美,更能补大众接受。既会有艺术性,也具可读性。

(三)意象转化的具体路径

在操作层面,实现古今意象融合有几种可行的路径。

其一,以古喻今,化实为虚。

将现代物象用古典语汇进行转译,使其获得诗性品质。如将高铁称为“银龙电掣逐风前”,以“银龙”喻高铁,既有现代工业之刚劲,又含古典笔法之灵动。再如《金错刀·路悠长》中,以“勒风驾浪逍遥巡”形容高铁的飞驰,用“缩地移天阵”比喻其速度,都是在现代物象的基础上进行古典化的审美提升。

其二,为传统意象扩充现代内涵。

一些在当下生活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意象,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维度。《南雅集》的研究表明,“对一些在当下生活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意象,诗人们为其扩充了现代内涵;而一些脱离当下生活的传统意象,则用现代新事物承担部分传统意象的功能”。[9]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保持传统意象的情感内核不变,而更新其具体载体。还是以《水龙吟·高铁站分别》为例,词中“云帆”是古典意象,但被“湿”字浸透后与高铁玻璃幕墙的水雾产生了呼应,古典意象的情感内核在全新的物质载体上得以延续,不过这需要读者有一定的理解力和情感共鸣,否则不容易联想到一起。

其三,以现代意象为核心,传统意象为辅助。

当一首诗以现代生活经验为表现对象时,可以现代意象为主干,以经过选择的传统意象为点缀和映衬,形成以新带旧、以旧衬新的结构,协调统一关系,不能形成对立关系。在近年来的旧体诗词创作中,也可以说有成功案例,如以“风车山”为题的作品,将风力发电装置转化为诗性符号,为旧体诗词注入现代科技文明要素,提供了当下诗词创作范本,我们不防可以进一步深度尝试。

(四)格律形式对意象选择的制约

在这里强调的是,格律诗词的刚性形式本身,也构成了对意象选择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格律诗体的基本意象单位是“联”而不是“句”,这意味着我们对意象进行组织时,不仅要考虑情感逻辑,还要服从于传统结构平仄对仗的形式要求。现代词语的音节结构和声调特征与传统诗词语言存在差异,这对我们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语言驾驭要求。在意境和格律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有效处理方式是,不要完全拾取一这个而不顾另一个,要两者兼顾,失去哪个都是不完美的呈现,在困惑时,可以用等效的另一句语言来化解矛盾,做到一举两得。也就是说,现代意象入诗并非简单的替换,而是一种需要高度艺术自觉的创造性转化。这对我们创作者来说,在考虑传统格律形式制约的同时,对现代意象的引入要更加严谨和谨慎,不能有随意性,否则就失去了诗词的审美价值。

六、古今意象的融合现代创作诗词,需要考虑古今意象的融合,不能偏重于一方。在诗词创作过程中,我们是要考虑诗词的格律框架,但不能为其所束,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现代化社会,环境等综合元素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与古人生活环境完全不同,所以可以将古今意象进行融合。通过文中事例分析表明,将古今意象进行融合不仅能够很好地表现出意境和情感,也可以保持形式的完美。不管使用哪种意象来呈现表达,最终是不要让读者读和理解起来产生过多的隔阂。对意的选择,是需要我们诗词创作者要考虑的,选择得准确,则更优美,选择错了,可能影响诗词的整体性和优美,比如上阙用古意象,下阙用现代意象,这样整体性就受到影响。

七、结语

当代诗词创作中的意象选择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真”的问题。古人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因为他们真切地经历了那样的夜晚;我们今天写“高铁穿山过,票根留别情”,也应当出于真实的情感体验。意象的价值不取决于它来自哪个时代,而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准确、有力地承载和传达作者的情感。

当代创作者不必刻意回避现代生活意象,也不必勉强使用已从日常经验中退场的古典意象。选择的标准应当是一贯的:这个意象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我所要表达的情感?它是否能与其他意象形成同质的、有机的统一?读者读到这里,是否会因为意象的选择而产生不必要的隔阂?回答好这些问题,便可能走出一条既不失古典韵味、又不脱离当代生活的创作之路。正如清人赵翼曾说过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诗词的生命力,正在于它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吸纳时代的语言和意象,在旧形式中注入新的感受与思考。这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传统最真诚的继承。


参考文献:

[1]刘佳怡著,文化差异下的中西诗学“山”意象探微[J].《今古文创》2025(21)

[2]王弼著,王锦民解读,袁行霈主编,《周易略例》[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10月01日.

[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01月01日.

[4]袁行霈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第3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 李定广、雍佳丽著,“一蓑烟雨”与苏轼的“渔隐”情结[J].社会科学战线,2026(1).

[6] 叶筋著,金错刀·路悠长(赏析)[EB/OL].叶筋诗词集,2025-12-15.

[7] 掬轩著,水龙吟·高铁站分别[EB/OL].中国诗歌网,2025-05-30.

[8] 叶勤著,回归文学研究的基础——访谈孙绍振[EB/OL].中国作家网,2023-11-23.

[9] 周龙萱著,由《南雅集》看旧体诗词创作中的意象创新[J].中原文学,20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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