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日我们分别刊出了两期文坛大咖的诗论——《赵翼诗论》《元好问诗论》，引起了诗友广泛好评。今天我们继续了解诗豪刘禹锡的诗论，为诗友创作诗词提供营养，感谢诗友持续关注！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与柳宗元并称“刘柳”，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在唐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他的诗论虽未形成系统的专著，但散见于其诗文、序跋和与友人的书信中，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求“境生于象外”的意境论

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纪》）的著名观点，强调诗歌创作应超越具体物象的局限，在有限的文字中营造无限的审美空间。他认为诗人需通过精心锤炼语言，使读者通过“象”（具体意象）的感知，进入“境”（整体意境）的体悟，最终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例如其《秋词》中“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以鹤飞云天之象，传达出昂扬超脱的生命境界，正是“境生于象外”的典型实践。

二、强调“新词丽句”的创作观

刘禹锡主张诗歌创作应“以才丽为主，气韵为高”，既重视对传统诗艺的继承，又强调突破陈规、自创新境。他在《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批评当时诗坛“拘于声病”“泥于章句”的僵化风气，提倡以清新自然的语言表达真挚情感。  

其《竹枝词》系列吸收巴蜀民歌的鲜活语言与韵律，将俚俗题材升华为文人诗的雅致，正是这一理论的体现。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谐音双关打破雅俗界限，既具民歌的质朴，又含文人的巧思。

三、融儒道哲思的诗歌功能论

刘禹锡深受儒家“诗教”传统影响，认为诗歌应“以讽喻为工，以忠愤为志”（《上淮南李相公启》），主张通过诗歌干预现实、抒发理想。同时，他亦受道家自然观和佛教禅理熏陶，常在诗中表现对人生际遇的豁达与超然。  

例如《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既暗含对政治挫折的讽喻，又以自然意象寄托新陈代谢的哲理，体现儒道思想的交融。

四、雅俗共济的诗学视野

刘禹锡长期贬谪巴楚、岭南等地，主动吸收民歌养分，主张“观民风，采歌谣”（《采菱行并引》），认为民间歌谣的天然情韵可为文人诗注入活力。其《竹枝词》《踏歌词》等作品以清新明快的节奏和贴近生活的题材，开创了文人拟民歌创作的新风，影响了后世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认知。

五、诗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1、意境理论的深化：刘禹锡的“境生象外”说上承殷璠“兴象”、皎然“取境”理论，下启司空图“象外之象”“韵外之致”，成为唐代意境论发展的重要一环。  

2、中唐诗歌革新的推动：其重创新、融雅俗的实践，与韩愈、白居易等人共同构成中唐诗歌多元化探索的潮流。  

3、文人诗与民歌融合的典范：其《竹枝词》为宋词、元曲吸收民间元素提供了路径，影响深远。

刘禹锡的诗论以“意境”为核心，兼具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思维，融合儒道思想与民间智慧，既关注诗歌的社会功能，又追求艺术境界的超越性。其理论与实践为唐诗的多元发展注入活力，亦为后世诗学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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