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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期武原创看见鄡阳

09:55江西、

秋日的阳光斜斜地洒在墓园里，将那一排排石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坐在碑前的水泥沿上，背微微佝偻着，像一棵被岁月压弯了的老树。手绢是灰蓝色的，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他一遍遍地擦着那块大理石的碑面，动作轻缓得像是在抚摸婴儿的脸颊。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个八十来岁的老人。他刚交完下一年的管理费，收据叠得整整齐齐，揣进了上衣口袋里。那口袋鼓鼓囊囊的，装着的不只是一张纸，好像还有他全部的牵挂。

“先生，我问你个事。”他突然扭头，声音有些沙哑，“要是下回我也不在了，这地儿往后该找谁交？”

我愣了一下，想说些宽慰的话，可他摆摆手，像是早已预料到我的回答。“我都八十多了，还能蹦跶几趟？我就是想心里有个谱，万一哪天真来不了了，我爹妈这块地儿，会不会让公家给收回去。”

他说话的时候，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块碑。碑是新的，大理石的，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他说，他爹没了的那年，他才三十出头，他妈走的时候，他也才四十多。那阵子穷得叮当响，买不起好碑，就立了块水泥的。前些年攒了点钱，才咬牙给换了这块大理石的。

“我爹这辈子没住过像样的屋，”他说，声音更轻了，“走了以后咋也得有个体面的窝。”

他讲起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可我知道，那平淡底下压着的是怎样汹涌的情感。三十出头，正是人生最难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爹走了，天塌了一半。四十多岁，母亲也去了，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喊他的小名了。

他继续擦着碑，从碑顶到碑座，一寸一寸地，像是在给父母整理衣襟。碑上刻着两个名字，并排躺着，像他们生前那样。他说他爹生前最爱坐在院门口的石墩上抽旱烟，他妈总在灶台边忙活，一辈子没闲下来过。现在他们都住在这块大理石下面了，安静了，再也不用操心了。

“你说，”他忽然问我，“等我们这一代人不在了，还有谁会记得他们？”我答不上来。这个问题太沉重了，沉重得像是整个秋天的落叶都压在了心上。

他继续说着，像是自言自语。他说他儿子在深圳，一年回来一趟，回来也是匆匆忙忙的。孙子更不必说，在国外的，连中文都说得不利索了。他说他不怪他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不能让他们守着一座坟过日子。

“可我就是放心不下。”他说，“我爹爱干净，要是没人打理，这碑上落满了灰，他该不高兴了。”

太阳渐渐西斜，他的影子拉得更长了。他终于站起身，又看了那碑一眼，像是在跟父母道别。他说他得走了，回去还得给阳台上的花浇水，那是他妈生前最喜欢的月季。

我目送他蹒跚着走出墓园的大门。他的背影像一张被揉皱的旧报纸，在秋风里微微颤抖。我想起他说的那句话：“我就是想心里有个谱。”原来，他想要的只是一个答案，一个关于自己身后事的答案。他怕的不是自己离开，而是怕自己离开后，父母连个“家”都没有了。

夜幕降临时，我独自站在墓园里。风从远处的山岗吹来，穿过一排排墓碑，发出呜咽般的声音。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清明时节跟着父母去给爷爷奶奶上坟。那时候觉得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就像过年要吃饺子，端午要包粽子。可现在，我忽然意识到，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得奢侈。

城市化像一张巨大的网，把年轻人网向远方。我们读书、工作、成家，一步一步地远离故土，远离那些埋葬着祖先的山坡。清明节变成了一个遥远的符号，只有在朋友圈的祭扫照片里，才偶尔想起故乡的坟头。而那些坟头，正一年一年地矮下去，被荒草淹没，像那些被遗忘的名字。

我想起那个老人的话：“我爹这辈子没住过像样的屋。”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我们的父母，何尝不是这样？他们用一辈子为我们垒起一个家，自己却只求一块安身的土地。而现在，我们连照看这块土地都成了难题。

月亮升起来了，清冷的月光洒在墓碑上。我忽然明白，那个老人问的不只是墓地的管理费，他问的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当乡土中国渐行渐远，当宗族观念被个体主义取代，我们与祖先之间的联系，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那些曾经代代相传的香火，那些“慎终追远”的传统，正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悄然断裂。

也许，那个老人是幸运的。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还能亲手为父母擦一擦碑上的灰。而我们呢？当我们也到了八十多岁，还能记得回家的路吗？还能找到那片埋葬着父母的山坡吗？

夜深了，墓园里静得只剩下风声。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像是一面鼓，在空旷的夜里敲响。我想，那个老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问那个问题，不是真的想要一个答案，而是想要一个承诺——承诺在他离开之后，还有人记得，还有人来看一看。

我们终将老去，终将离开。而父母的坟，或许也会在某个不知名的春天，被荒草淹没。但至少，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还能为他们擦一擦碑上的灰，还能记得回家的路。

这大概就是那个老人想告诉我的——关于爱，关于责任，关于那些我们终将面对却不愿面对的告别。

本故事纯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