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墨人生：码字三重境

文/冯期武

     笔墨纵横间，我的一生在新闻稿、教学论文和诗词散文的三个阶段里缓缓流淌

      人生的开端往往朴素得如同一张白纸。1975年秋，我高中毕业，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尚未知晓未来将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次年二月，我穿上戎装，踏入军营，开始了人生第一段“码字”生涯——新闻采写。

      在部队的岁月里，我与文字的关系是紧张而热烈的。作为报道员，我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捕捉部队生活的闪光点，将它们转化为报刊上的铅字。那些年，我常常在深夜伏案，就着台灯的光亮，一字一句地推敲。五年间，五十余篇文稿陆续在军报和地方报刊上发表。

     1979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炮火轰鸣，我也随部队奔赴前线。战地的文字，带着硝烟的味道，记录着生死一线的真实。战争结束后，我荣立了三等战功，这荣誉不仅是对勇敢的肯定，也是对那段用文字记录历史的见证。

     1981年元月，我退伍还乡，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我被分配到乡镇中学担任语文教师，角色发生了转变。手中的笔不再记录战地硝烟，而是开始书写教书育人的篇章。在指导学生阅读写作的同时，我也通过自学考试不断提升自己，将学历提升到大学本科，并最终获得了中学高级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

      三十七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发表了教育教学论文一百五十多篇，业内外新闻稿八十多篇。这一阶段的文字，理性而严谨，如春蚕吐丝，细细密密地编织着教育的经纬。

      2017年8月，我退休了。离开了三尺讲台，却迎来了人生第三段“码字”生涯——文学创作。

这一刻，我等了整整三十七年。我终于可以抛开格式的束缚，让文字随着心流自由舞蹈。古体诗词和散文成为我表达的新载体，平仄韵律间，我找到了少年时那个热爱文学的自己。

     然而，命运在2021年9月给了我一个考验。体检发现体内某个脏器上出现了一个“不友好”的肿瘤。面对病魔，我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一边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一边更加努力地整理和撰写诗文，以圆出版诗文集的心愿。

     子女们深知文学创作是我的精神支柱，特意在国家“氧吧”靖安县城为我买了一套二楼140平米的房子，配了电脑(台式、笔记本各一台)、打印复印传真一体机及办公用品，供我疗养和创作。每当清晨，我坐在明亮的书房里，远眺窗外的青山绿水，笔墨在纸上游走，仿佛与自然对话，与灵魂对饮。

      五年来，在家人、媒体老师和亲朋的鼓励、支持下，我整理、撰写的诗文超过2000篇（首），出版了诗文集《鄱湖浪花》和《鄱湖忆诗》两部专著。合著《诗海拾贝》《春天放歌》《中华诗词●辛丑集》等诗文集。这些文字，是我与病魔抗争的武器，也是我生命存在的证明。

     如今，尽管体质尚弱，但病情未见恶化，头脑依然清晰。我深信，文能健体，字可治病。每当我沉浸在创作中，病痛似乎也暂时忘却了我的存在。

     回顾这一路走来，从新闻采写到教学论文，再到文学创作，码字的三阶段串联起了我的人生轨迹。青年时，文字是职责；中年时，文字是事业；晚年时，文字是灵魂的归宿。

     三个码字阶段，三重人生境界。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看山是山”，记录表象；第二阶段是“看山不是山”，剖析内涵；那么第三阶段便是“看山还是山”，回归本真。文字不再只是工具，而成为生命的延伸。

     窗外，靖安的阳光正好洒在书桌上。我缓缓拿起笔，继续码字。生命不息，码字不止——这不仅是我对文学的执着，更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