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健--论柳永青楼词与宋代城市生活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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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永青楼词与宋代城市生活之关系 [诗论]

陈存健发布时间: 2025/9/1 17:48:53 阅读:19次分享到

论柳永青楼词与宋代城市生活之关系

陈健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长期的分裂战乱之后，取得百余年的承平气象。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宋代的城市生活已经相当繁华。随着城市商业活动开始转向平民，市民阶层兴起，城市生活从贵族化转向平民化。出于士大夫文人阶层的柳永与市民阶层关系相当密切，他整日混迹于歌楼茶肆，与娼妓多有来往，以文人士子的身份成为俗文化的领袖人物。他创作了大量的以青楼歌妓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艳词，又被称作青楼词。词中更多地迎合了市井阶层的情趣，然而青楼词的产生有着广泛的社会文化条件。

一、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出现：柳永青楼词产生的社会背景

赵宋王朝建立之后，历经太祖、太宗、真宗长期的休养生息，到仁宗时期已经呈现太平盛世的局面。由于商业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唐时兴起的草市、墟市及居于交通要道用以驻扎军队的镇，至宋代多已成为商业繁荣的市镇。宋神宗时，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有46个，其中超过20万的就有6个，而汴京、临安这两个超级都市，在人口的高峰期都远远地突破了100万大关。”①在城市建制方面，城市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坊（住宅区）、市（商业区）的界限，由商业的街代替了商业的市，可以到处设铺开店，而且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城市不仅是人口和财富的集结地，更是人人向往的文化和享乐的中心。如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对清明时节东京汴河两岸的繁华场景作了直观、形象的描写。“宋代都市商业活动的一大特点是不禁夜市。宋代以前，我国城市施行宵禁，暮鼓响后，居民即不能夜行，作为商业性都市生活主要内容的夜生活因此受到限制。到宋代，随着城市人口剧增，商业日趋繁荣，为方便广大市民生活需要，夜市便大大发展起来。”②北宋的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夜市与早市联结，到了节庆日，更是熙熙攘攘,热闹无比。宋代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使汴京、临安这样的商业大都市成了一座座不夜城。北宋经济文化发展繁荣持续一百多年，而柳永所处的真宗、仁宗两朝，无疑是它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些都是宋词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就是说，北宋前期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太平盛世”社会局面的逐渐形成，为宋词尤其是以艳情为描写内容的青楼词的兴盛做了准备。

城市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商业、娱乐业、酿酒业发达，歌楼茶肆林立，成了娼妓业发达的温床。宋代是我国古代妓女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拉动了娼妓业的兴盛。宋代的重要商业都市妓馆林立，歌妓云集，作为商业、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宋汴京更是如此。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提到北宋东京的商妓中心有八处,都是妓女云集之地。除了经营娼妓业的专门场所，至于随处可见的酒楼，也几乎都是一边经营饮食业，一边兼作色相买卖。在宋代，按服务对象和服务性质的不同，妓女大致可分为官妓、声妓、艺妓和商妓四类，其中官妓是最为人们做青睐的。她们不仅色相好、技艺高，且才华、学识与艺术品位都要高出其他妓女，所以深得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的倾心。北宋政和年间，京师最有名的官妓是住在金线巷的李师师，色艺冠绝。当时上至帝王，下至文人士夫，莫不盘桓其家，流连忘返，而围绕着她所发生的故事也就特别多。如宋徽宗、秦观、晁冲之，最有名的是道君皇帝宋徽宗与大晟词人周邦彦之间的“争风吃醋”。词与歌妓相伴而生，依赖生存。没有词，歌妓将口不能张，失声于色；没有歌妓，词也无法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弹泪唱曲的歌妓是成就词走向辉煌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古代将歌妓、乐妓和舞妓并称女乐，游走在宫廷与官宦之家，成为贵族享乐的工具。时至唐宋，歌妓多数都有超群的修养、超常的技艺和超凡的美貌，长于吟诗作词，自由表情达意，不少文人雅士都与她们有凄婉缠绵的爱情故事，流传出感人至深的青楼佳话。但早已铭刻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伦理与道德，却将歌妓永远地钉在了万劫不复的耻辱柱上。所以青楼词在满足人们文化享乐的同时，也深受道德家的非议。

在宋代，酒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国家实行酒专卖政策，各级政府都设有专管酒务的官员。酿酒业的发达带动了酒的消费，不仅城市中酒店林立，乡村中也到处酒旗飘飘。宋代城市中酒店林立，供应酒食只是这些酒楼最基本的业务，真正令人们趋之若鹜的是其中色情极浓的文化娱乐。宋代的酒店大多也是秦楼楚馆，而这是二位一体的。在这种声色氛围，最适宜的文化消费当然应该带有一些香软，媚艳甚至色情的味道。而素有“夜文学”之称的曲子词理所当然地成了这种文化消费的首选者。绮筵、词客、声妓三者完美的结合，使词“浅斟低唱”的娱乐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于是青楼词便产生了。词客因歌妓传唱而扬名，歌妓因唱词而得利，两者相互利用，促成了此作为商品形式的出现。

“与城市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结伴而来的便是城市人口的剧增。这就形成一个在帝王、贵族、官僚地主和巨商之外的，以手工业工人、店员、小商贩、小手工业主、小吏、差役、兵士、妓女、僧道以及乞丐等为主体的结构庞杂的市民阶层。”③这个阶层很快成为一股比较成熟的社会力量，并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相对应。他们追求的不仅是衣食饱暖，而且在工作闲暇、茶余饭后需要精神调剂，需要娱乐享受，因此大都奉行享乐主义，过安逸舒适的生活。以市民为主体的勾栏瓦舍文艺的繁荣和生机勃发，城市生活开始从贵族化转向平民化，首先的便是面向市民大众服务业的发达——勾栏瓦舍的出现。北宋时期，市民的娱乐场所非常之多。据《东京梦华录》载：东角楼“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而柳永就是更多地迎合市井阶层的情趣和享乐需要，创作了大量以青楼歌妓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青楼词，深受他们的喜爱。这一切都成为柳永青楼词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二、蓄妓、宴饮、冶游、歌舞：柳永青楼词产生的必要条件

首先，宋王朝优待士大夫，官员的俸禄和补贴收入比较优厚，宫廷和官僚阶层的生活奢华。“宋王朝的财政措施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大量的财富被集中起来供皇室和官僚阶层享用。宋太祖曾鼓励石守信‘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④，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他的臣子们耽于享乐，沉湎于声色，不要觊觎赵宋的江山。这种用物质享受笼络官员的做法在整个宋代都没有改变。官员们既有丰富的俸禄，以满足奢华生活的需求，并且这种生活方式又可以避免朝廷的猜忌，于是纵情享乐之风盛行一时。“这一措施适逢宋代商业大潮的勃兴，如同风水相激，陡然掀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花潮’，士大夫、文人和商贾无补频繁地出入秦楼楚馆、酒肆茶坊。在这股‘花潮’中独立于风头浪尖的当属文人士大夫；又由于词与声妓有着天生的密切关系，所以作为词人的文人士大夫更是这些‘弄潮儿’中的佼佼者。”⑤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的文化享乐的典型方式通常是在绣幌佳人轻歌曼舞的氛围中浅斟低唱。具诗、酒、佳人三美，方能达到美伦美奂的享乐境界。比如寇准生活豪华奢侈，女伶唱歌，一曲赐绫一束。又如晏殊喜欢宴饮，以歌乐相伴，然后亲自赋诗“呈艺”。地位高的士大夫大多畜养家妓，地位低的官员也有官妓提供歌舞娱乐。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既然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那么滋生在这种土壤的词自然会异常兴盛。

宋代词人冶游的形式很多，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宴会场合让官妓把酒唱词以娱乐。官妓大都有一定的才华和学识，并且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既可担任宴会的“酒纠”之责，又能唱词，是调动宴会热烈气氛的最佳人选。如苏轼为定州安抚使时“从容醉笑间，多令官妓随意歌于坐侧，各因其谱，即席赋咏”。（李之仪《跋戚氏》）。随饮、随歌、随咏，这样的宴饮氛围要轻松得多。

二是挟妓游湖与挟妓游春。“赢得兰堂酿酒，画船携妓欢游”（柳永《木兰花慢》），这是最浪漫、最有情趣的冶游方式。挟妓游湖，既高雅又浪漫，还可以躲开世俗的目光，肆意狂欢。

三是直接去“烟花巷陌”“偎红依翠”。在这方面，首推浪子词人柳永。罗烨《醉翁谈录》说他“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叶梦得《避暑录话》谓其“为举子时，多游狭邪”。流传至今的话本小说中，也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和《众名妓春风吊柳七》两篇作品描写柳永与妓女的恋爱故事。

四是蓄家妓以供享乐。在宋代，畜养家妓是一种社会风气。士大夫官显名贵，却可以畜养家妓，也可以在朋僚欢宴上让歌妓舞女伴酒助兴。如欧阳修家有歌妓八九姝，苏东坡有歌妓数人，韩琦家有乐女二十余人。

社会上层的自我放纵，诱导着整个社会风气的转移，从中央到地方，追逐声色宴饮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连一般市民也崇尚奢靡的风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书对汴京、临安城市商贾辐轴、百业兴盛以及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繁华情景有生动的记录。” ⑥

其次，词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是歌馆酒楼里的歌妓口头传唱。宋代的都市文化消费带有浓重的商业化色彩，词的创作与传播也不例外，词是都市文化消费的热点。宋代为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曾施行“设法卖酒”的政策，所谓“设法卖酒”就是分派妓女坐于酒肆弹唱作乐，以诱使人们买酒和饮酒，这样为了在同行竞争中占得先机，妓女们必须加快词曲的更新速度，增加新鲜感以吸引顾客。为利所驱，妓女们必须与词人保持密切关系，随时从他们那儿取得新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歌词作品的供需市场，买方是妓女，卖方是词人，然后通过妓女的弹唱再卖给广大听众。社会对词作的广泛需求，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也促进了青楼词的繁荣和发展，而且青楼词通过歌楼酒肆的歌妓传唱，也能够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和迎合，从而流传于民间。柳永就常常出入于秦楼楚馆，“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⑦。柳永为歌妓填词，供她们在酒肆歌楼里演唱，常常会得到她们的经济资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连歌馆，不会有太多的衣食之忧。“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就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有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柳永凭借通书文艺的创作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表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开始萌芽，为后来“职业”的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书会才人开了先河。”⑧

三、融入市井、涉足娱乐、追求浪漫：柳永青楼词产生的个人因素

“柳永少年时期曾经跟随父亲一度生活在汴京，过着歌舞寻欢的浪漫生活。柳永《戚氏》词回忆：‘帝王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饮。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柳永主要活跃在宋仁宗时期。仁宗即位后他曾来汴京应试。待试期间，多与下层歌妓乐工交往，但这种生活却为他进入仕途带来了不良影响，甚至因此遭受挫折。” ⑨柳永到汴京应试被统治者认为是好为淫冶讴歌之曲，善写浮艳虚薄之文，宋仁宗判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就连同样写艳情词的宰相晏殊也认为他太过俗气。于是风华正茂的柳永打着“奉旨填词柳三变”的名号，与京城的高贵揖别，潜身融入市井繁华，整日混迹于青楼歌馆中，这一下就是十七年的时间。他以风流倜傥的形象出入花街柳巷，沉缅秦楼楚馆，落泊文人成了知己，烟花女子成了体己，民间创作成了主流，卖词为生成了主业。他的词更多地迎合了市井阶层的情趣，深得人们的喜爱，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凡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出身于世代奉儒家庭的柳永是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因此在他早期的青楼词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把歌妓当做一种“玩物”，但是，长期与歌妓厮混在一起，必然使他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妓女的生活会有更深入细腻的观察，而且对她们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愿望也有更多的理解，代歌妓言情时也就更容易“到位”。柳永用他的词，更用他的心深入细致地体察青楼女子的微妙心理，表达她们那扣人心弦的人格追求，向欣赏者展示了市井狭邪生活中最真实的一角。

在宋代社会，妓女和柳永的关系是相当亲密融洽的，他们组成了一个以嫖客柳永为中心，一大堆风尘妓女为羽翼的才子佳人集团，柳永曾经自豪地说“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 柳永是离经叛道、敢作敢为的，他与歌妓们有着水乳交融般的依恋与交往。在精神世界里，柳永同情她们的遭遇，习趣融洽；在艺术世界里，精通音律的他为她们创作了不计其数的绝妙之词；在物质世界里，他与她们相依为命，聊以度日。所以柳永敢于公然宣称“才子词人”的人生理想，他敢于写出自己的真实形象。“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羁旅途中的主人公自然是一个真实的柳永；“小楼深巷狂游遍”、“误入平康小巷”的又何尝不是一个真实的柳永？他通过词作反映他一生复杂的生活经历，毫不隐讳自己的真情实感，尤其是在男女之情方面的情恋流露。在柳词中，这种缠绵眷恋不是简单停留在肉体感官的抒写上，而是将男情女爱作为与功名利禄具有同等甚至更高存在价值的人生慰籍，他的这种“泛爱”观念，是对传统观念中忠贞不渝和以女性为玩物的观念的颠覆。在柳永看来，爱情是他人生永恒的第一主题，所以他便以充盈着泪水的歌吟反映了歌妓被剥夺爱情权利的痛苦，抒发了自己企望在爱情的狭小天地里追求人性自由和自我价值的悲剧心理。他对失去爱情的歌女充满了同情：“想鸳鸯今夜，共他谁暖？惟有枕前相思泪，背灯弹了伊满前”（《满江红》）⑩；“朦胧暗想花如面。欲梦还惊断。和衣拥被不眠，一枕万回千转。惟有画梁，新来双燕，彻曙闻长叹”（《御街行》）⑩；“万神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忆帝京》）⑩。在那个时代，这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这种爱情，摒弃了世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排除了“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因而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至于这种爱情最后能否以婚姻为归宿，那是次要的，因为它的根本价值在于实现了平等和互爱。柳永所提倡的是一种泛爱式的互爱，虽然他并不能为爱一个女人而终生不渝，如在柳词中出现名字的歌妓就有许多：“心娘”、“佳娘”、“虫娘”、“酥娘”、“秀香”等等。但都是真心相爱。正因为是以平等和互爱为前提的，所以这种爱情常常达到一种异常强烈持久的程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上流社会堵塞了柳永的仕途之路，他只好再次回到秦楼楚馆中来。他的命运和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歌妓命运是相通的。在这类词里，柳永是以“友人”的身份出现的。无颐指之气，有亲切之态，坦然、平等、殷勤地与歌妓交往，为歌妓谱新曲，为歌妓唱赞歌，用自己的词作与真诚赢得了歌妓的青睐。在这里，“才子”与“佳人”的地位平等。他们相知、相恋、相思、深情缱绻，惺惺相惜，把对方当作知己，当作自己心灵休憩的港湾。他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和歌妓交朋友：

玉肌琼艳新妆饰。好壮观歌席。潘妃宝钏，阿娇金屋，应也消得。属和新词多俊格。敢共我勍敌。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惜春郎》）⑩

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想初襞苔笺，旋挥翠管红窗畔。渐玉箸、银钩满。锦囊收，犀轴卷。常珍重、小斋吟玩。更宝若珠玑，置之怀袖时时看。似频见、千娇面。（《凤衔杯》）⑩

正由于摒弃了先前把歌妓当“尤物”的观念，而把她们当做真正的朋友，歌妓们才乐于和他唱和。同样，歌妓们也对柳永怀着深厚的友谊，把他当做朋友，给他寄来书简。柳永把这位歌妓特意寄来的诗简藏于怀中，时时拿出来拜读，可见他所欣赏的已不仅仅是她们的体态和容貌，更多的是她们的才华和品格。如同众多歌妓所看重的，也并不是柳永的金钱（实际上柳永后来一直靠给歌妓们写词为生，相当的潦倒），而是他的才华。

在柳永的歌妓词里，与他感情最深的是虫娘：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几回饮散良宵永，鸳衾暖、凤枕香浓。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近来云雨忽西东。诮恼损情悰。纵然偷期暗会，长是匆匆。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集贤宾》）⑩

柳永从女性的角度，细致体会到流落风尘对女性精神的压抑和损害，理解她们“常只恐、容易蕣华偷换，光阴虚度”的郁闷，并发出“天上人间，惟有两心同”、“且相将，共乐平生，未肯轻分连理”的良好愿望。而且也同情她们悲惨的命运遭际：

留不得。光阴催促，奈芳兰歇，好花谢，惟顷刻。彩云易散琉璃脆，验前事端的。风月夜，几处前踪旧迹。忍思忆。这回望断，永作终天隔。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息。（《秋蕊香引》）⑩

柳永以芳兰和好花比喻亡人的丽质，以彩云之易散与琉璃之易碎比喻亡人生命的脆弱。词人并未表明这位歌妓与他的特殊亲密关系，却流露出无限的友情和同情，显示了柳永的人性光辉。虽然柳永没有说明这个歌妓的死因，但是对于歌妓们长期的精神剧痛，他是深有体会的。歌妓们多是破产农民的女儿，因家庭生计艰难而被迫卖给妓院为妓，妓女是处于整个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深受老鸨和嫖客的欺压，身心受到摧残。在这个人间地狱，没有人理会她们的痛苦和悲伤，只有柳永真实地披露了这些歌妓们的深重苦难和绝望中的希望：

帘垂深院冷萧萧。花外漏声遥。青灯未灭，红窗闲卧，魂梦去迢迢。薄情漫有归消息，鸳鸯被、半香消。试问伊家，阿谁心绪，禁得恁无憀。（《少年游》）⑩

远恨绵绵，淑景迟迟难度。年少傅粉，依前醉眠何处。深院无人，黄昏乍拆秋千，空锁满庭花雨。（《斗百花》）⑩

正因为柳永与歌妓的知己之情，所以在穷困潦倒的柳永病逝之后，其“葬资竞无所出”的情况下，是妓女们集资安葬了他。此后，每逢清明，都有歌妓载酒畅饮于柳永墓前，祭奠这位词人，时人谓之“吊柳会”，也叫“上风流冢”。不是参加“吊柳会”、“上风流冢”者，不敢到柳永墓前去踏青，并约定成俗。直到宋高宗南渡之后，这种风俗才中断。后人有诗题柳永墓云：“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柳永的青楼词是他个人情感的宣泄，也是市井大众的情感寄托，这是和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分不开的。柳永的青楼词充分地适应和满足了广大接受者的消费需要，人们不仅通过欣赏女色满足了自己外在感官的享受，而且通过青楼词满足了情感上的文化需求。他的青楼词不仅唱出了他内心的忧郁和伤感，唱出了市民阶层的空虚和落寞，也唱出了娼妓的悲凉和惆怅。于是风华绝代的名妓们，把柳永的词唱遍大江南北，寻常巷陌，“凡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人们听到的并非来自殿堂的雅乐，但是即使王侯将相，金枝贵妇，也会为她们的歌声动容。宋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代表，而柳永的青楼词是宋代婉约词的一道别致的风景，更是宋代繁华的城市生活的产物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