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含西岭月

蒋振惠/广东

窗含西岭雪凝雕，月吐寒光浮玉霄。

欲问清辉谁与共？星槎载梦渡银桥。

“窗含西岭月”四句玲珑小诗，仿若一枚精致剔透的玉片，其内却映照出整个宇宙。我每每凝神其中，竟恍惚看见自己正立于冬夜窗前，那窗框之内，雪岭如雕，明月吐辉，寒光浮动于玉霄之上。窗框之外，无边思绪却早已乘星槎渡越银桥，直抵浩渺银河深处。
窗，这人间寻常物事，在诗国里早成了精妙绝伦的象征。它既是画框，亦是通道；既作分隔，又成连接。陶潜“倚南窗以寄傲”之际，小小窗框早已框不住他那颗高蹈远引的心；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之时，西窗烛光也分明照亮着心底思念的迢迢山水。而杜甫那“窗含西岭千秋雪”更直承着“窗含西岭月”之血脉——窗，是诗人灵魂与天地对话的一扇门。
“窗含”二字，实在令人叫绝。窗非吞噬，而是轻含，如婴儿含乳，温存珍重。一个“含”字，既锁定了西岭与明月的无限风光，又让这份风景如含在唇齿之间的清冽空气，微微可感。试想若换成“窗对”、“窗见”，便只剩呆滞对视，诗意顿失。此“含”字，实为诗人以心灵轻轻拥抱天地，其间那份温柔含蓄的珍重，令人心折。
首二句，窗含西岭，月吐寒光，眼前是一片凝固的澄澈。雪岭如雕，寒月高悬，仿佛宇宙被冻得屏住了呼吸。可这静穆的窒息感，却正是酝酿着第三句那一声叩问的绝佳容器：“欲问清辉谁与共？”此一问，如石破天惊，将前两句精心营造的静观彻底打破。诗人不甘于仅作窗外风景的过客，他要主动叩问，邀约，融入这清冷光辉——这已从“观物”悄然滑向了“物我交融”的深邃境界。
于是，那看似突兀的“星槎载梦渡银桥”，便成了最必然的归宿。星槎载梦，浮槎于天河，此意象自古便承载着人类挣脱尘世桎梏、神游八荒的永恒渴望。张华《博物志》中那乘槎至天河见牵牛织女的传说，李商隐“海客乘槎上紫氛”的吟咏，皆属此脉。而此诗中的星槎，载的正是诗人欲与清辉共享的“梦”，渡的则是横跨天宇的“银桥”。窗内肉眼所见的有限物理空间，至此被心灵力量彻底撑破、撕裂、超越。这窗框内外，原是诗人灵魂穿行于有限禁锢与无限自由之间的神圣甬道。
这般由静观到发问，最终归于精神飞升的结构，令人想起柳宗元那“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古绝唱。前两句极写天地之空旷孤寒，后两句则于至静至寂中，钓起一个遗世独立、灵魂饱满的“人”的形象。一静一动，一抑一扬，其内在精神的张力与腾跃，与“窗含西岭月”的路径何其神似。皆是在空间的极限挤压下，灵魂迸发出的璀璨光芒。
窗，诚然是现实之牢笼的象征。它框定了我们的视野，也划出了无形的界限。但诗歌的伟大，正在于其以文字为符咒，将囚牢的栅栏点化为渡河的星槎。卞之琳《断章》中那“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不也正暗含了窗作为“被看”与“看”的枢纽，在隔与通之间流转不息的玄妙哲思？窗框的物理隔绝，反成就了精神的往来无羁。宗白华先生曾道出中国艺术的空间意识核心——“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诗中“窗含”之有限与“星槎渡银桥”之无限，恰是这一美学哲思的精妙注脚。
现代人身处钢铁森林的狭小窗格内，目光常被冰冷楼宇无情阻断。西岭之雪、玉霄之月，早已被霓虹的眩光吞噬殆尽。然每当夜深人静，若能凭窗而立，心头默诵“星槎载梦渡银桥”，那被日常消磨殆尽的灵性，或许会悄然苏醒。我们终将懂得：真正的囚笼，从不在窗外世界之不可即，而在于心灵放弃了飞渡银桥的勇气与梦想。
窗框之内，是此在的栖居与凝望；窗框之外，是精神的远游与飞升。诗人以“窗含”为起点，却终以“星槎”完成对有限空间的诗意突围。当现代人困于物质洞穴，这扇千年诗窗，仍透进一丝寒月清光，照见灵魂渡向自由的古老航路——窗框是起点而非终点，银桥尽头，原是我们未曾忘怀的澄澈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