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文心雕龙》“六观”解析张孝凯先生

新田园诗兼论新时代中华诗词的传承发展

吴神保

什么样的诗词才算得上好诗词？我们应怎样评价、鉴別诗词作品的优劣？怎样赋予中华传统诗词新的生命力，使其得以持久地传承和发展？这是我们每个诗词爱好者的共同关切。

《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书中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探索了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开了形象思维研究的先河，被公认为东方文学批评的权威成果，其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主要观点与当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文艺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今仍有广泛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试以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六观”为理论框架，结合新时代中华诗词传承发展的要求，对张孝凯先生两首获奖词作展开评析，借此探索好诗词的标准，及其如何在传统诗词形式中注入新时代的血液，实现古典美学的现代传承。

为了不让讨论无的放矢，我们不妨先读读这两首词：

其一：《踏莎行·金秋时节访农家》——

野雀叽喳，机声荡漾，田头翻滚黄金浪。清溪水面白鹅凫，树阴底下乌鸡唱。    岭外山歌，杯中家酿，丰秋醉到心尖上。三分酒兴话箱开，明年约看新模样。

——获“2023年长沙银行杯”湖南首届乡村诗词大会一等奖

其二：《浣溪沙·田家开秧门》——

路转江村事见奇，春风吹沸小桥西。栽禾不用手沾泥。

陌野平铺新地毯，秧针巧织碧纱衣。飞梭人是俏阿姨。

——获“2024年长沙银行杯”湖南第二届乡村诗词大会一等奖

    这两首词好在哪里，试按《文心雕龙》给出的方式加以剖析。

    一观位体：从词的形式（体裁）承载与主题升华 ，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作者严格遵循《踏莎行》与《浣溪沙》的词牌格律，内容上却突破传统田园诗的隐逸基调，聚焦乡村振兴的现代化图景。《踏莎行》以“野雀”与“机声”交响，“稻浪”与“白鹅”、“乌鸡”共舞的意象展现机械化农业的丰收场景，既契合词牌婉约的声律框架，又通过“三分酒兴话箱开”等口语化表达，将主题升华为对农村未来的展望，体现了“明道”（作品宗旨）与“贵文”（诗本身的价值和美感）的融合。《浣溪沙》中“栽禾不用手沾泥”一句，以白描手法直击农业科技革新，既保留古典田园诗的清新意境，又赋予其“事功贵文”的现实意义，展现了形式与內容的深度契合。

二观置辞：从遣词炼句看其文辞是否服务于情感表达。张孝凯词作的语言风格兼具泥土气息与诗意凝练。如“野雀叽喳”、“乌鸡唱”，以拟声词活化田园生机；“秧针巧织碧纱衣”则通过比喻将插秧机械化过程升华为艺术意象。这种“俗中见雅”的修辞，既传承了古典诗词“丽而不淫”的美学标准，又通过“话箱开”、“俏阿姨”等现代口语词汇，消解了传统田园诗的书面化隔阂，实现乡土语言的审美重构。此外，“春风吹沸小桥西”中“沸”字的炼字之功，既呈现古典诗词“诗眼”传统，又以动态意象隐喻乡村振兴的热潮，体现文辞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三观通变：从传统技法与时代精神的互文，看其继承与变化。“通变”强调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踏莎行》中“岭外山歌，杯中家酿”化用古人“浊酒一杯家万里”的闲适隐逸情怀，将其转化为对丰收的礼赞；《浣溪沙》以“飞梭人是俏阿姨”，凸显女性在现代农业中的主体地位。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思路，既保留了楚辞汉赋“事信不诞”的写实传统，又通过“农业无人机”“机械化插秧”等新事义，实现古典意象的现代转译。所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文心雕龙·通变》），张孝凯的词作正是以“通变”回应了新时代对田园诗“守正创新”的要求。

四观奇（创新）正（传统）：从传统的质朴风格，与创新的高雅意蕴，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奇正”关乎艺术风格的协调性。两首词均以平实质朴为基调，却通过意象组合营造出崇高感。如《踏莎行》中“黄金浪”既指稻谷丰收，亦隐喻乡村振兴的经济成果；《浣溪沙》以“新地毯”喻田野，将生产形象化为大地艺术，增强词作的审美价值。这种“以正驭奇”的手法，既避免了“逐奇失正”的形式主义陷阱，又通过日常场景的陌生化处理，赋予词作以史诗般的时代厚度。

五观事义：从乡村振兴的意象化书写，看其选材是否严谨妥当。“事义”要求典故与内容贴切。这两首词正文虽未用历史典故（用典非诗词创作的必要条件），但以农耕旧俗“开秧门”标题，正文却不渲染祈福仪式，转而聚焦“无人机播种”的技术革新，用“机声”、“秧针”等巧妙构建新时代的“农业意象体系”，使其典型化为表现时代精神的新“事义”。

六观宫商：从完美的音韵声律，看其节奏与情感表达的和谐共生。《踏莎行》仄声韵字“唱”、“浪”等开口音强化丰收的欢腾感；《浣溪沙》以“奇”“西”“泥”“衣”“姨”等细声韵脚呼应插秧的细腻过程。两首词均遵循词牌固有格律，却在节奏上融入现代语言的明快特色。如“飞梭人是俏阿姨”打破传统七言句的舒缓节奏，以紧凑音节表现劳动效率，实现声律服务于内容表达的功能性突破。

张孝凯的词作实践表明，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可以“六观”为方法论指导，在坚守格律规范（位体、宫商）的同时，通过语言革新（置辞）、题材拓展（事义）、风格调和（奇正）与精神重构（通变），使古典形式成为时代精神的容器，中华传统诗词才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由此观之，传统格律诗词的创作规范可归纳为“守正通变，古今共生”，具体体现为以下五个特征：

一是与时俱进，把握时代脉搏。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心雕龙·时序》）。一切文学艺术都源于社会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所以不朽，就是因为历代诗人们的艺术灵感始终与所处时代脉搏相呼应，个体抒情与时代主潮达成美学平衡。当然，具体创作中须注意从小视角切入：象前述张词中以“杯中家酿”、“乌鸡唱”等微观场景起兴一样，避免宏大叙事对诗意的消解。 

二是雅俗相融，意脉贯通。即要求“斟酌乎质文之间，隐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语言须在古典雅言与现代白话间建立诗意通道，善于化俗为雅。所谓不避烟火气，但求金石声。如前述张孝凯词中“话箱开”、“俏阿姨”等俚语入词，通过意象重组完成诗性转化，避免沦为口号式铺叙。

三是事义双构，古今一脉。“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文心雕龙·事类》），用典须从历史记忆转向现实观照。张孝凯另有一首获奖词写山乡女教师：“深种柔情恋故乡，满园桃李剪裁忙。清风伴读书声远，皓月探窗烛影长……”（《鹧鸪天·山乡女教师》）。词中将大众口语化的“满园桃李”之典信手拈来歌颂山乡女教师，自然贴切，如羚羊挂角，不落言筌。

四是体式有常，神髓维新。所谓“设文之体有常（遵循格律规范），变文之数无方（文辞由社会生活的改变而变化）”（《文心雕龙·通变》），做到形式守律，而精神（意蕴）求变。再看张孝凯的《鹧鸪天·人民陪审员》：“抖落风尘举步轻，业余履职上公庭。虽然座次居陪席，却已心头系准绳。  听控辩，纳呼声。参加合议共争鸣。人民二字非名义，守望当空一片青。”全词既严守“鹧鸪天”词牌格律，又通过古典文学形式完成了对现代司法文明的诗意阐释，将人民陪审员制度中的参与感、责任感、民主性等抽象价值，转化为“法律准绳”、“人民青天”等可感意象，实现了法治精神与传统美学的双向赋能。

五是声律固本，节奏应时。“宫商大和，譬诸吹籥”（《文心雕龙·声律》），声律既要遵循传统音乐性，亦需适配现代语言节奏。平仄可依古谱，呼吸当随今人。既守律之根，又应时之变。如张孝凯写扶贫点大棚蔬菜基地：“谁盖毡房亮似银，可调风雨可调温。惠民方略先开步，致富行情又进村。    人给力，地酬勤。满园蔬果四时新。不愁冬日霜和雪，巧手农家绾住春”（《鹧鸪天·访扶贫点大棚蔬菜基地》）。全篇拉家常似的口语化铺叙，有如行云流水，读来朗朗上口，毫无酸涩之处。以时代语言的流动感突破古典词句的气韵，使声律服务于内容表达。

张孝凯的词作启示我们：真正“活着的传统诗词”，当如老树新枝——根脉深扎于文化土壤，花叶舒展于时代风云。 

当今传统诗词创作园地中，类似张孝凯词作的优秀篇章不断涌现，但总有一些与刘勰“通变”理论相悖的现象：

有的耽于教条式的形式因袭。一些作品虽严守格律规范，内容却陷于古典意象的重复堆砌，未能赋予旧形式以新生命，甚至一味感时谱曲、伤春悲秋。明明身处信息化时代，却还在托鱼书传信，望青鸟寄情。或套用传统意象，却未能结合现代生活场景进行转化。如一首《春耕》诗写道：“老牛犁地慢悠悠，童子牵绳过垄头”。这哪是当今春耕场景，倒是与宋代雷震《村晚》中“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及陶渊明《归田园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差相仿佛。再如一首“拟古派”诗云：“孤舟蓑笠钓寒江，暮霭沉沉雁几行”，模仿柳宗元《江雪》意境，却无当代生活情趣的观照，沦为“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有的不顾汉语语音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明明平水韵同一韵部中许多字已不叶韵了，却要机械地套用，还不允许实际上叶韵的邻韵通押，使许多作品失去本该具有的声韵音乐美。如某诗刊的一首《春日》：“春盘试酒客何为，雨霁花朝陌上归。深翠生烟含渌水，栖香影动袭人衣。绵蛮黄鸟华胥觉，次第琼英白日飞。好引清歌挟君子，韶光一掷莫相违”。且不说其诗意如何，但看第四句韵脚“衣”字，与其他韵脚的“归”、“飞”、“违”虽同属上平五微韵部，实际已不相叶了。读起来是不是少了和谐的音乐美。故以古韵写诗，也要注重实际，一切以叶韵为重，注意规避同韵部中已经不叶韵的字，同时允许邻韵通押。这也是“通变”的期许。

还有借助AI工具生成的“快餐式诗作”，形成对诗词创作氛围的深度侵蚀。情为诗之根。技术工具脱离人文思考，使得诗词之树脱离诗人的情感之根，沦为形式化产品，丧失“凭情以会通”的创作特质。

凡此种种，徒具诗词之“形”，却失了诗词之“神”，既不能引发当代读者的情感共鸣，也有碍于诗词文化的活态传承。

每一时代都应有足以承载和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包括诗词在內的文学艺术样式。刘勰强调“通变”需“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就是要立足传统而回应当代，努力避免上述弊端，克服功利导向，防止时代使命感的缺失。唯有在“体式有常”中融入“神髓维新”，如张孝凯上述词作和其他优秀诗篇那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华古典诗词的现代转型，使其持久地传承发展。

2025.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