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于我，可能是受正统文学观的影响较深，一般推崇名家名著，且还自定了“非名著不买，非名著不读，非名著不藏”的三不主义。有了这三不主义作祟，所以近代以来尤其是现时期以来的一些所谓文人的轿子文章、花边小说之类我是不怎么涉及的。

我对小说苛求的原因之一还在于小说难写。小说这种文学艺术体裁起步虽早却成形较晚。中国几千年诗词歌赋繁荣昌盛，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虽说早期的鬼神志怪之书已初具小说雏形，但真正实现从“生活故事化”到“人物性格化”的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却臻于明清时期，较之秦汉时代就被奉为诗歌和散文经典的《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整整晚了一千多年！

小说难写，短篇小说更难写。大家知道，小说的构成离不开“三要素”。较之短篇，长篇小说洋洋大观，文学大师们可以从容地塑造人物，大范围地安排场景，描写情节；而短篇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短小精悍，“浓缩的才是精华”（范长江语）有限的篇幅，单一的场景，作者惜墨如金，却要在如此多元繁杂的世界里找出“一雕栏一画础”（鲁迅语）来刻划出鲜明的人物性格，借以达到作者想要达到的一个主旨，最关键还要让人爱看耐看，——这没有相当功力是写不好的！——说实话，我也曾经试着写过几篇，但终究是功底不够，不敢拿来示人，最后只有束之高阁尘封了事。

《小说故事选》分为五辑，除“民间传奇”“故事新编”外，大多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舞台为背景，截取不同人物之间的不同生活场面，以流畅的文笔展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光怪陆离。

第二辑“人生百态”，是收录作品最多的一辑，共24篇。作者刻划的人物也各具形态：有《正气珠光》里心地善良的医生李宝；有《谁的损失》中不顾道义贪图蝇头小利的B局长；有《当官二十二小时》里不学无术的研究所所长贾仁；有《迷人的五彩裙》里一个平时养尊处优，一到考试时刻便作弊出丑的官府千金；《美女、经理与盗匪》揭露了一个财大气粗，凭着平时会两下三脚猫功夫到处胡吹海侃、可一旦遇上真的盗匪，自己便先成了一滩泥的所谓经理；《难忘的遗憾》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外包珠玉却内藏糟粕的“美女”形象……
给人映像较深的当数作者匠心独具的“现代官场系例篇”。某市某部门的一个局长，因为平日吸食民脂民膏太多，以致头大肚圆，人称“B”局长。B局长一坐上局长的宝座便使尽浑身解数敛财。他的人生哲学是自己不能有半点损失，所以他可以为了一元钱既得利益而不惜浪费公家的财力物力以及牺牲他人的健康——见《谁的损失》。

《孽缘挽歌》讲的是不法商人要巴结“B”局长的“克隆版”银行信贷科的风科长，在给他送来金钱的同时还送来美女。风科长因“日日做新郎”自然力不从心，于是服下大量壮阳药，最后因力竭而被送往医院暴光。小说通篇不过三千多字，但人物典型，情节独特，一些细节的描写作者用到了很夸张的笔调，在着力渲染风科长衣冠禽兽的同时，又不由得使人喷饭。
接下来的“民间传奇”、“纪实故事”、“故事新编”选的大都是作者在上海《故事会》和《楚风》杂志上发表过的精短故事，各以其侧重入辑。《白露的由来》告诉了我们白露的由来；《岐山的由来》使我们知道了衡南县岐山的来历；《彭玉麟荐才哭才》、《刘墉骂和珅》等使我们接触到了名人正史之外的又一野史。

《“白天鹅”疑案》《神出鬼没的淫魔》《形警搭救匪徒记》是三个正面歌颂人民公安警察舍身忘已保一方平安的故事，收在“纪实故事”里。

最后，我翻开了他的压轴之作《猪八戒改编西游记》。
现时期的猪八戒嫌自己官卑职小，眼馋那些比他官大的人逍遥复逍遥，一心巴望着能往上提。但囿于吴承恩一部《西游记》，把他的形象定格在了“懒、馋、贪、色”上，使得他“领导不敢提，群众不愿提，自己不能提”始终上不去。情急之下绞尽脑汁想出一个歪主意，即重金打点，找吴老夫子重修《西游记》。

哪知吴老头生性耿直，从来对歪门魔道深恶痛绝，猪八戒此路自然不通。
在老吴这碰了壁，猪不死心，又找到名家曹雪芹先生门上。雪芹先生温文尔雅，开始不了解八戒的用意，一旦晓得了来“猪”的真正意图——结果可想而知。正经路行不通，猪八戒便想到了那些个奸雄歪才如秦桧、严嵩、魏忠贤之流，这些人虽无治国安邦之才，却是溜须拍马有术，一看有人肯出大价钱要他们篡改历史——何况这又是此辈的拿手绝活，自然满口应承。
事情的发展如了猪八戒的意，随后他身份骤变官运亨通。

鲁迅说：“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不但巨细高低，相依为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眩人眼睛，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栏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此推入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因此那些终于为人所注重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正因为“细小”可“以此推及全体”，契诃夫的《变色龙》使我们从小警察在对待权势与平民身上所表现出的两面派嘴脸，看到了当时俄国小官吏的卑微和趋炎附势；莫泊桑的《项链》则通过一串假项链，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十九世纪时期法国极端的贫富悬殊以及处于这两极分化中的上流社会的穷奢极欲和穷人贪慕虚荣、幻图跻身上流社会而最终被摔得“头破血流”的人间悲剧。

我不敢说宗瑾先生的小说可与大师的小说相媲美，但他凭着多年生活的沉积，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尤其是他多年练就的深厚文学功底，他的小说却有着他的独到之处。
首先是小说的主题鲜明，故事性强，颇具可读性。主题是小说的灵魂所在，先生的小说主题突出，爱憎分明。如他的揭露鞭挞时下医院不正之风的《杀人不动刀》，讽刺不学无术又爱附庸风雅以致剽窃出丑的《邬公作画》，还有满腹诗书学问的老师却不懂现今官场规则的《深奥的学问》，饱暖思淫欲导致家破人亡的《乐极生悲的故事》等等。

有了好的主题，作品还要人家爱看耐看，因为好作品它不谨是人们茶余饭后赏心悦目的消遣，它还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湮没，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固守着它那一份情感的真和艺术的美，使后来者能够在这一份真和美中了解到过去时代的社会人事和风土民情。先生留心人生百态，摘取一花一木，苦心孤诣凝成文章。通观全篇二十多万字共五十八个短篇，个性的人物，简小的场景，因了作者细腻的描写，灵动的刻划，一些个别的现象就给人们揭示出一个大的社会甚或那个时代一些普遍的东西。使读者随着卷上一个又一个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的有机活动就如亲身经历。如“人生百态”里的《造桥风波》，自私贪心的村长为了占不义之财为已有，费尽心思，在他满以为财物的主人杨奶奶已不在人世，自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独贪杨奶奶捐给村里修桥的钱物时，谁知杨奶奶却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其中有杨奶奶要他发誓赌咒一段：“村长见杨奶奶逼着他赌咒，不觉嘿嘿冷笑。为什么？他想到自己赌了多少咒，得了多少便宜，却从来没有应过咒。就说那7000多元集资款，当时有人怀疑他是监守自盗，要他赌咒，他逼得无法，便硬着头皮指天指地……”寥寥数语，把一个横行乡里，鱼肉村民的无赖村长暴露无遗。同是此篇，再看他描写杨奶奶看到村长公然贪她捐给村里修桥的钱物不认账时的气和恨：“‘天啊——只有天晓得！……那是我口里省出来的钱，是我的血汗钱，吃了叫他遭雷打，’……然后举起那根茶木拐杖，狠狠地朝村长头上砸去。” 写到村长对此的反应更是刻划地入木：“村长早作了准备，别看他嘴角带着三分笑，眼里却暗藏着杀机。他见棍子扑来，头一偏，身一闪，棍子便扑个空。……村长又闪身躲过，顺手捞住棍子，暗暗使劲一推……”这里人物的行为动态棱角分明，心理活动跃然纸上，使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生命力。

另外《三官吟诗》也颇有特色，说的是成克杰、胡长清、张德元三贪官在地狱里相遇的故事。三贪官事发前都是党政乃至金融界的显赫人物，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胡行，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大肆贪污受贿，生活作风极其靡烂，最后都走上了不归路。三高官魂归地府，却还忘不了过去——作者用巧妙的构思，调侃的语句，安排他们在十八层地狱里用喝酒吟诗的方式，重现他们以前的权倾一方、奢华极致。
且看他们行的酒令——
“成：‘……国酒喝了千千万，洋酒喝了万万千，我掏钱没？没！
“胡：‘……出省游玩千千万，出国游玩万万千，我掏钱没？没！
“张：‘……国妞泡了千千万，洋妞泡了万万千，我掏钱没？没！
……
“成：‘组织是我妈，我在组织家，不找组织来报帐，除非是傻瓜。
“胡：‘生为组织生，死为组织死，组织不为我报帐，岂有这个理。
“张：‘生是组织人，死是组织魂，组织不给我报账，不行就不行。

人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三高官在生之时，不但位高权重，且还都混上了文化人的头衔。其中胡长清的书法作品在当时的南昌市面上曾经一字难求。这固然有他的地位因素，但也不能否认其书法艺术上的造诣。所以，有权有文化却无良心，干起坏事来自然就更得心应手。

如此典型不数枚举。

其次是他夸张的语言，大胆的讽刺。
讽刺是小说常用的创作手法，以警世为目的，它用嘲讽、揭露、批评的态度描述社会中可笑可憎的人和事，往往运用夸张的语言。《曹中庆小说故事选》此类艺术技巧占有相当篇幅。

如上提到的《三官吟诗》《当官二十二小时》《最佳分配方案》《红包书记》以及“B”局长系列篇等，特定的场景，讽刺的表现手法，嘻笑怒骂，构成了一部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我们看过笑过骂过，同时又给人们深沉的思索。
先生的另一篇《难言的苦衷》更是针砭时弊之作。“苦”文里的“我”是某单位的一个文笔匠，因为要为单位写一篇宣传文章，点灯熬油几天几晚，最后拿给各位领导审查——关键是领导又多，又都各有政绩，自然不能挂一漏万。于是八易其稿——这样一篇面面俱到，既无中心、又无重点的所谓文章，最后是什么命运，读者可想而知。

结合《猪八戒改编〈西游记〉》，这几篇文章虽然着墨点不同，但都讽刺了某些部门单位，文字工作只不过是被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工具。文字乃至文学早已沦为权力的附庸，而在此背景下是文人人格的难以坚守。既便有正直人在，但为生存计，也不得不为了“五斗米”而违背本意。正如“苦”文的结尾，“我”叹息的那样：“我写了这么多遵命文章，这些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东西，白白地耗费了我多少心血，浪费了我多少宝贵的时间”
还有别开生面的创作形式，这表现在他于大多篇小说的末尾用诗词作结，这种形式除了以前的章回小说，现代作者是很少有的。先生由于其深厚的古诗词功底，几乎是信手拈来。这一神来点睛之笔，不但升华了主题，还使读者会心一笑，宛如啖肥之后的一盏香茗，心灵上得到艺术的享受。
……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任何高明的作家都离不开生活的土壤。
宗瑾先生坚持写他所熟悉人和事，但又不是简单的照搬。看过有关他的介绍，知道先生自小酷爱文学，青年时期就有文章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由于他性情耿介，文锋犀利，“文革”时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尽管往事不堪回首，但却是一段不可多得的人生历炼——于是有了《宗瑾诗词楹联选》、《苦乐居诗词选》，于是有了《岣嵝峰传奇故事》、《宗瑾中篇故事精选》和〈〈宗瑾小说故事选〉〉等，于是有了他的“苦乐居”。
“苦乐居”是先生对自家书斋的戏称。先生的家我没有拜访过，但我知道他的“苦乐居”。因他又是市老干部（老年）书画家协会副会长，所以我经常得以观摩他的墨宝——书法的落款处时有一行苍劲的行书“苦乐居主人”，而每每这时，我眼前便会想象出一间小小的斗室，开窗临月，满室书香……只是他自命苦乐居有点不解，后来看过他自题的几副书斋联，才有了一些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