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和继承毛泽东的诗词观

内容提要：毛泽东诗词是当代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在当前实现民族振兴和文化自信的历史时刻，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诗词，深刻理解毛泽东诗词观、英雄观、群众观及创新观，多我们的创作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学习  继承  毛泽东 诗词观

一、毛泽东诗词的继承观

毛泽东诗词是当代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可媲美于唐诗宋词。特别是在“五四”之后古体诗的低潮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既是对革命历程的见证，又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精神传承，使得这一优秀文化，不至在历史进程中出现断层。在当前实现民族振兴和文化自信的历史时刻，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诗词，深刻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内涵和意义，领略毛泽东的诗词观，创作观，对于肩负新时代文化使命的爱好者来说，创作属于当今时代的优秀作品，为实现民族自信、民族自强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在不断地加强个人文化修养的道路上，也最喜欢读书，无论出行到哪里，都是书不离手，又特别钟情于我国古典文学。据中南海毛泽东图书管理小组成员张贻玖，撰写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8月1日出版的《毛泽东和诗》中所载，毛泽东逝世后，他书房里留下了大量生前阅读过的古典文学作品，其中仅圈画和批注过的，诗就有1180首、词378首、曲12首、赋20篇，涉及429位作者，版本达30余种。并手书《木兰辞》《梁甫吟》《琵琶行》等作品117首。毛泽东还喜欢阅读诗话之类的著作，如《历代诗话》《全唐诗话》《随园诗话》等，都有很多的批注，对于了解古人创作的思想理论有很大的帮助。这些无疑为毛主席的传统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功底，所以便可以在在创作中得心应手，也可以更好的学习、继承和弘扬前人创作的风格。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在历代文人墨客的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后世对于其思想内容、艺术结构、影响作用的诸多研究中，随着历史洪流的发展与演进，也是层出不穷的。而在这一众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中，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学者朱熹所著的《诗集传》，则是其中颇有成就，又熠熠生辉的明珠。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引起所咏之词也。”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赋”，就是平铺直叙，铺陈和排比，相当于现在的排比修辞方法。“比”，就是比喻，相当于现在的比喻修辞方法。“兴”，就是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相当于现在的象征修辞方法。兴就是以情寓于象中，此象乃是意象也。

我国传统的诗歌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艺术创作的共同规律和思维特征；即有夸张的艺术特色，比如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白发三千丈”，“疑是银河落九天”等，都是夸张的成分，也是中国诗歌的传统特点。要体现这些特征、特色、特点，都离不开诗歌艺术的创作手法，也都是形象思维的表达方式。毛泽东主席在致陈毅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之后，紧接着就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毛泽东是诗词大家，自然擅长运用兴法来增强作品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比如，《七律·长征》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就是运用“赋”，“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就是“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就是“兴”的方式，熟练地运用传统的创作技巧，生动地体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

再如毛泽东主席的《蝶恋花 · 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开始是赋的运用，即以铺陈写出原由。“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则是“比”，又称为形象思维。“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就是“兴”，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其中的“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都是形象思维中的句子，根据神话传说，塑造出嫦娥、吴刚这样的意象，而为主题服务。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后，毛泽东主席欣然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毛主席是为消灭血吸虫而助威，就是运用诗词的“兴”，来感染人，鼓舞人，以提高战胜灾害的信心。

二、毛泽东诗词的英雄观

毛泽东是一位学识厚重的革命领袖，又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是古代经典书籍造就了领袖的博大襟怀。也在气质上，成为胸有诗书气自华的革命家。无论在格局、视野、胸襟、气度等方面，都显得非常的大气和豪迈。所以，毛主席站得高，望得远，作品往往是不同凡响，具有伟人和领袖的胸怀和胆略。读诗如读人，从诗词创作里，就可以读到一位雄才大略、卓尔不凡的领袖的伟大气度。在一生的革命历程中，深谙中华优秀文化，无论在书法、诗词上，可谓独树一格。如从小就立下雄心大志。如第一次要离开家乡，到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求学。只因父亲不放心，临行前，他写了一首《呈父亲》的诗，以作告别。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从诗中就可以读到当年毛泽东的少年壮志，非凡的志向，以及不同凡响的境界，他不愿意将人生禁锢于一个地方，天下之大，何处黄土不埋人？可见这种思想格局，又是何等的超凡脱俗！没多久，又写了一首《蛙》的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做声。

这首又是多么的大气！特别是末两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可谓霸气而自信！这种理想，既是青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也是英雄情怀的绝妙写照。

毛泽东的作品，往往是政治观、大局观、审美观上的结合。据说在重庆谈判期间，主席的《沁园春·雪》公开发表后，一时轰动山城，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蒋介石看后十分恼火，聚集诸多“高手”，但都是平庸之作。在这首词里，毛泽东居高临下，藐视一切，不管事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好，连横跨欧亚的成吉思汗，也“只识弯弓射大雕”。词的结尾写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个风流人物，就是新中国的人民大众，就是广大的劳动群众。这不但是文化自信，又是伟人的思想观，世界观的表现。也只有这样的自信，才能写出脍炙人口的作品来。

还有在革命即将胜利之时，那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表现了伟人的目光，引用“霸王”这一典故，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再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伟人的气势和胸襟，也写出了革命家藐视一切的大无畏精神。词中充分运用比喻，夸张，形容等创作手法，堪称传世之作。

三、毛泽东诗词的群众观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是围绕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首先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并且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首发动群众，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文人民服务》一文里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同时，他还认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都是毛泽东群众观念生动的体现。

毛主席的《送瘟神》第二首“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六亿神州”就是描写全国的人民大众。《到韶山》“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里的“遍地英雄”就是写的人民群众，是广大的劳动群众。

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明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毛泽东强调诗“要写重大题材”，“要反映人民生活”和现实斗争，诗的源头活水就在人民的生活和创造之中。他指出：“鲁迅的诗是为中国人民写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认为“格律诗是打不倒的”，因为它“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倒是“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所以，毛泽东在实际生活中，也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符合大众口味的诗歌，如毛泽东写的《杂言诗·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都是用的大众化的口语，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特别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被广泛使用，成为激励军民团结、拥军爱民的做鲜活的语言。

从毛泽东的诗路历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群众化的诗词观，时时刻刻都想着面对群众，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为人民服务的一贯思想。

四、对诗词的创新观

毛泽东对诗词情有独钟，对诗词的局限性，束缚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主席一贯不在青年中提倡。如大家都知道的在给臧克家等人写的信中，就曾指出：诗词“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虽然这样认为，但又对传统优秀文化十分自信。认为“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也就是只有在发展中改革，才更具有生命力。所以毛主席又认为，古典诗词在诗体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确实，我国的古体诗，有着千年的积攒，有着科学和健全的固定格式，又富有拗救、“一三五”不论等的灵活变化，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既体现了汉字的特点，又成为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化特色，是不可缺少的隗宝，已经成为中国人继承的文化基因。所以毛主席肯定的说“一万年也打不到”，是有科学道理的。当然，作为伟人，也是根据时代的发展，也是虽则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所以，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新诗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中写道：“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泽东主席一生中，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文艺观点，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主张“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观点，为人民大众服务是主席的精髓，既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又是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其实，新诗旧诗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单纯从形式上判断新旧。我在2022年“中华诗词学会海峡诗词文化论坛”《试谈当代中华诗词创作的特征及走向》一文（注）中曾经说过：“文学的种类，只有形式的不同，不应有新旧之分。用诗词写新时代的事物，照样可以看作是新诗新内容的表现，是不同文学体裁对新事物的描写。”毛泽东诗词只是采用了旧体诗词的形式，但作品所呈现的内容、思想、感情、语汇则是现代的语境。

如毛泽东写的四言诗《题中国妇女》：“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以及《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等，都是口语化的写作方法，用的大众化的口语，通俗易懂。

所以，毛泽东不但提倡诗歌创新，自己也在不断地做过许多尝试，以利于大众化的阅读，将诗歌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从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在今天振兴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里，迎来了诗词创作的春天。如何取得更好的成绩，毛泽东的诗词观，值得当今的诗人去学习，去借鉴，必会收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