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刊》刊《我想妈妈了》事

王一川

近观《诗刊》刊《我想妈妈了》一诗，骂声一片，何也？夫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三百篇是也。此诗以白话叙事，摹写父慰女之景，乃众人皆可表之常情也。若以此登庙堂之刊，则未窥诗道精微——诗之体性，贵在以有限寓无限，以有形传无形。今观此作，若流水账簿，仅录日常琐屑，国中之士孰不能为？试问《诗刊》编辑，何独谈骁能刊发，余者不能？如是，刊发准绳何在？

《诗》三百篇，风雅颂各得其所，屈子《离骚》香草美人，陶潜《归去》悠然物外，情真而意远，辞约而旨丰。皆以意象造境，使读者得“言外之意，象外之趣”。反观此诗，直叙“我想妈妈了”、“我没有哭”等白话，虽具现代之诚，然终失诗歌凝练之旨。犹庖丁解牛而弃肯綮，匠人斫轮而忘规矩，徒见刀斧之迹，未见艺术升华。

昔者国朝设《诗刊》，本欲彰风雅之道，弘盛世之音。今观此刊，雕琢浮词，铺陈陈言，竟成二三子弄月吟风之戏场，效东施捧心之态，作秋虫唧唧之声。丑态百出。刊中多见无病之呻，罕闻黄钟大吕。观《我想妈妈了》之选，几无“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之旨。虽云诗坛当如百花园，既需牡丹显国色，亦容幽兰吐清芬。然观《诗刊》近年之选，多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叹。以公帑养此虚文，岂非耗国帑以营无用，糜廪粟而饲寒蝉？所谓“骡马优劣，牵出遛之即知”，若此，真才自当脱颖，何劳官刊遮掩？

为今之世，诗歌创作宜守“三要”：一曰情真，如陶潜“采菊东篱下，幽然见南山”，于平淡见真味；二曰象新，忌陈词滥调，陌生化表达；三曰境深，使读者得“再创造”空间。《诗刊》有此等长青之选不？

夫文脉传承，当知诗道精微非在刊册多寡。李杜文章未藉官刊传世，苏黄词赋不凭体制流芳。今有《半月谈》、《求是》诸刊主理意识形态，何妨释《诗刊》于市场洪流？使真金经火炼，良驹历途验，则诗道复兴或可期矣。若必欲存之，当重定章程：一曰立品，诗须有格；二曰尚意，文贵含章；三曰求精，宁缺毋滥。如斯，方不负“诗刊”之名，可续风雅之脉。

如此则文风丕振，诗教可兴，一至于斯，何可叹哉？何得骂哉？

定稿于2025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