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追梦是童年
一
我时常在与人闲谈时曾多有感叹，我们70年代出生的人是最幸福的一代。远离战乱，躲过灾荒。一路上从入学，到就业，到参与社会竞争，都相对公正有序。只要努力肯干，大多数人都能在社会上有块立足之地。如果脑袋瓜子稍有灵光一点的，再有个一技之长，还可能小有一番成就。虽然经历了很多艰难，但却在无序的内卷狂潮到来之前，大多数人都已退出竞争，回归平静了。
我们出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儿时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却充满了天真和快乐。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甚至没有电视。更没有五花八门的电子游戏。我们的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折着纸飞机、抟着小泥人；我们的运动，是跳绳、踢毽子、跳方格和抓石子；我们的游戏，是简单而又充满创意的捉迷藏和丢手帕。最大的娱乐就是在晚饭后跟着其他孩子们一起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看一场露天电影，这样的机会虽然很少，但很多影片都在那时被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唱戏是大人们最爱的节目，一般都是在春节后的农闲时，有的村庄就会这家凑点米，那家凑点钱，在晒谷场上或平整的干稻田上搭起戏台，请来临时拼起的戏班演上几天几夜。小孩子们跟着去也就是趁着热闹玩耍，还能在现场央求着大人买点瓜籽、糖果和甘蔗之类的零食。虽然衣着朴素，食物单调，但我们却拥有最纯真的童趣和最无忧的童年。
我们的童年，基本上都是自然成长的，大人没有时间也没有习惯来管教。大多数人都有兄弟姐妹，少有娇生惯养，从小就学会相互帮衬，亲情浓厚。那时每个院子里，晒谷场上，小朋友都是成群结队的。邻里关系也很和睦，不会连自家对门的邻居也不认识，更不会时刻警惕小心提防。那时随随便便就可以到邻居家串门蹭饭，借个柴米油盐，帮忙托管小孩，更是家常便饭的事。
那时的孩童，即便上学了也有很多尽情玩耍的机会。每天早晨上学前协助着家长做点家务，下午放学后一回到家放下书包就去干活。放牛、放鹅，或者找野菜、割牛草等，在干着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时还能边干边玩。那时还没实行双休，一周上六天学。一般上午先是半小时早读加两节课，还有二十分钟自习。下午三节课，老师很少有拖堂，放学也早。只是偶尔会有几位背书或作业不合格的同学被老师留下。没有各种各样的补课班、兴趣班，家长也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管教，老师都是认真讲课，熬夜批改作业的。老师的家访不需要家长填表签字，拍照留证，给个别同学补课也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对于做公益都是在做秀的现在来说，那个时代的人很真诚很善良。学习英雄模范的行为也是纯粹的。想到这里，不禁令人感叹，在底色鲜红，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的那些年代，很多记忆都还能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那时的乡村，大家都很穷，但都很开心。每个人的脸上都漾着笑容，是那么的真实，没有一点的装出来的感觉。那时没有牛奶喝，也很少吃到糖果等二次加工的垃圾食品，但我们吃过的都是纯天然的食物，喝着最干净的水，呼吸着纯洁的空气，生活在蔚蓝的天空下... ...正如现在有很多同龄人的顿悟所言：我们拼其一生所追寻的目标，其实就是我们70后的童年。
二
那时的乡村，不像现在的“十里蓬蒿人不逢”，到处都能见到人，干活时一群人，开会时一堂人，大路上来来往往的是一批又一批的人。人们的穿着基本上差不多，色彩单一，若有穿着稍觉时尚一点的，那一定是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下放青年”了。
生产队里有忙不完的活。在那个集体大生产的时代，我们的老百姓们凭着自己的双手，挺起脊梁，无私奉献，与大自然不断争斗，修建了无数个塘田坝库，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和农业上的基础建设，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夯实了基础。每天出工干活前，生产队长会站在生产队中间地势最高处，把哨子吹得响响的，然后转着圈儿，分别从不同的方向面对各个小村庄大声呼喊着当天的分工和任务。那场景就是现在人们常调侃的“通讯靠吼”。如遇上风大点的天气，不顺风的村庄还要由生产队长跑过去通知。生产队的会计带上记工账本和社员们一起上工，只能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才给参加劳动的社员记上工分。
铲埂贴泥，犁耙耘耕。挠秧割稻，锄地灌水。春种秋收，晓出暮归。田地闲时，生产队便会组织社员一起挖塘泥肥田，拆老屋整地，打土坯建新房。挖塘泥时大家会一起用渔网和渔罩先把池塘里的鱼捉净，水抽干。每家都能分到一些。这些劳作除了必须用上耕牛之外，都是凭着人力完成的。所到之处都是人声，所逢之地，都是热闹的场面。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修塘筑坝的场景，工地上人头攒动，挑的挑，挖的挖，没有任何一件辅助的机械装备。忙而无怨，乱而有序，看的热血沸腾。最震撼的还是老家俗语称作的“打挝呼”，就是在工地上打夯。把石磙竖立起来，用四根抬杆两两交叉起来绑成井字形作抓手，四周有好多人围起来抓住抬杆，大家一起喊着号子，同时发力，将石磙抬起，然后重重放下，就这样无数次重复着。一起一落，将坝基一层又一层夯得结结实实的。那穿透云霄同声喊出的号子声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哎嗨呦嗬！
哎嗨咦哟嗬！
小挝打起来嗨，
小挝升高嗬哟！
哎嗨咿哟嗬……”
三
与很多小朋友一样，小时候都喜欢在外婆家里玩，外公当时是公社主任，工作忙，很少在家。由于外公的工作关系，家里有很多稀罕的物品，例如画片、书本和一些器物之类，都是一般人家里没有的。我喜欢去接触这些，所以便更爱去那里玩了。或许就是从那时起，便开始对红色藏品产生了兴趣，特别是文革的。
外婆家在邻近的生产队，属胡郢大队，叫农林生产队。生产队有一个叫半个店的村庄属于胡郢大队的，紧连着东边的是李大庄生产队，却属于草庙大队的。所以，这个村庄比较大，与我年龄相仿的玩伴也很多。
先前在我家屋后不到500米处的青年坝水库在大坝冲毁重筑之前的水位还比较低，去外婆家的路还可以沿一条最近的田埂路通行。穿过一片田地，过一个村庄就到了。现在看起来不算远，但在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再加上杂草丛生的路况也不好，对于一个还没达到学龄的小孩童来说，走起来也是觉得很远的。
那时舅舅还在当兵，外婆与二姨在生产队上工，三姨和小姨还在上小学。家里只留下年近八旬且眼晴还不怎么好用的太奶奶守在家里，她常扶着一根弯头拐杖坐在门口的一只竹椅上，穿一身黑色，冬天还戴着一定黑芯绒无沿帽，不时地扬起手中的拐杖，嘴里吆喝着，驱赶着到门前乱拉屎的鸡群。据说早些年，太奶奶家里有款木制织布机，日夜织布养家。有一次土匪来抢布匹，太奶奶不肯，在与土匪争执中被打伤了一只眼晴，从此便留下了后遗症。所以，我到外婆家里也是基本没人管束的，想干什么都很随意。除了找几个般长般大的邻家小孩玩耍一会，便可寻己所好，翻箱倒柜的事更是没少干。
四
记得有一次在外公家隔壁的大姥爷家里玩，那日的天气阴沉沉的，大姥爷从外面回来站在西厢厨房外面的院廊上，大姥姥用葫芦瓢从厨房的水缸里舀来井水递给大姥爷！大姥爷一边喝一边说：“毛主席逝世了！”
我那时还不知道毛主席是谁，只看到每家的堂屋正中的香案上都张贴着一张很大的画像，面带微笑，眼睛注视着前方，听人说过，这就是毛主席。回到家里时，就把这个听到的消息就告诉了奶奶。奶奶一听说毛主席逝世了，一下子伤心起来，流着眼泪哭了，我跟着她从门楼走到厨房，一边走一边不理解奶奶为什么哭。只记得奶奶当时边走边哭着说是毛主席带领我们穷人翻身的，是我们的大救星等等一些我不大明白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到处都能看到戴着黑袖章人。毛主席的追悼会那天，我跟着大人们来到公社后面的一大块空地上。就是现在的祝墩乡政府大楼后面。也与大家一样，左臂上戴着黑袖章，胸前配戴着毛主席像章和一朵小白花。毛主席的画像到处都是，有人还把自家的门板整个拆下来贴上毛主席画像。现场可谓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坐在那里。那时的年龄太小，好多的记忆都是只剩下画面却没留下声音，就像最早出现的无声电影。不是没有，只是记不清了。
五
我的老家原在孙岗镇苍坊村邬大冲，据说早些年也有些田地，比较富足。太公年轻的时候便迁到我们现在居住不远的的地方，娶了附近的刘姓姑娘，生一女四男，老大是姑奶奶，嫁在胡郢村武家。爷爷排行第二，也是家里的长子。太公嗜赌，败光了家里的财产，也变卖了所有的家当，他也没有活到不惑之年就去逝了。后因家里太穷，没办法生活，无奈之下，太奶奶只好把最小的儿子送到椿树镇桃园村陆砖井的汤家做儿子。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爷爷奶奶与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上下，爸爸妈妈也很年轻，四位长辈都是属虎的。爷爷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不怎么说话，也不会说话。一天到晚摸摸这里，碰碰那里。看他整天忙个不停，却发现不了他到底忙出了什么。做事慢悠悠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爷爷挑水的样子，已定格成一幅画面，储藏在记忆的碎片中。我家对面两三百米处的田边有一口土井，我们的小庄子当时只有三户人家十几口人的吃水都在那里，偶尔也会见到对面村庄的人也来这里挑水。两三百米的路程来回两三趟，他要走上一个多小时。生产队没事的时候就砍点柴，打点草鞋，搓点绳。
爷爷年轻的时候正逢上百万雄师过大江，江北很多青壮农民都被征去支援前线。爷爷也被征去成了一名担架队队员。当时奶奶不放心，临行前就托咐本村一起同去的平时与爷爷相处较好的徐运舒照看一下爷爷。那一次也幸亏这位徐爷爷的一路帮助，不然，爷爷真的会在那个战火纷乱中走丢了。
爷爷和奶奶为了感谢这位徐爷爷，在第二年父亲出世时，就认他做了义父，也随他姓，叫徐明桂。直到父亲成人后才改回后来的邬姓族名。
徐爷爷因有点文化，从那时起便一路升迁，后来还担任了孙岗区的区委书记。而爷爷，被派到先生店某小乡当乡长，在去上任的路上经过陈安店时，却被一个放牛的给拦了回来。
爷爷也是一个实诚人，以前家里没人抽烟，平时在外喝喜酒收来的回礼烟都放在家里。只要碰到有熟人经过门口，就会喊到家里喝点水，把烟找出来递上一支，有时人家赶路走远了也要喊住追上去。
奶奶的娘家也是苍坊村的。奶奶是位大好人，在地方人缘特别好，年轻的时候跟外婆亲如姐妹，在当时有限的社交条件下，俩家结成儿女亲也是顺理成章的了。还在附近认了三个干女儿，一个干儿子。奶奶是我们大家族的当家人，二爷和四爷的婚事都是她一手促成操办的。家里所有的人都是听她的，晚一辈的都尊称她为大大。
在我们小的时候，奶奶就没有出门挣工分，没事的时候就坐到一台老纺车前就纺起纱来，一把把白色的纱线就象一个个大萝卜堆在桌子上。我们兄妹三个都是她一手带大的。相对其他人家的孩子来说，我们兄妹三人在很小的时候是没有受过多少委屈的，家务全由奶奶做了，我们几乎没做过。
父亲是位赤脚医生，整天见不到人。虽是赤脚医生，也不干农活。整天穿着干干净净的，与我们的接触也比较少。妈妈很勤劳，干活也很麻利。很小的时候，因外公很少在家，她又是长女，十三岁就跟着大人一起挣工分干活了。白天出门挣工分，晚上坐在灯前不是纳鞋底就是织毛衣，没看到她曾有闲过。妈妈年轻时脾气不像现在这么好，我们都怕她，兄妹三人都没少挨过她的打骂。
六
我们居住的庄子很小，只有两户半，大人小孩一共十四个人。所有的房子都是土坯墙，茅草顶，座北朝南。那时没有红砖瓦砾，更没有硬化的地面。到处都是泥土，房内房外每天都要打扫。若久无雨水，房外的地面一经风吹就会尘土飞扬。一旦下雨了，地面就成了烂泥，穿着布鞋根本没法行走。天气暖和时就光着脚出门。天气冷了，只能穿上胶鞋，有的无帮，有的高帮，一般人家都不可能人人拥有一双，只能轮换着穿出去，一般无事的就不会出门。还有没胶鞋穿的，就把小木凳绑在脚上，或者撑起一对木棒支起高桡踩上去，这样都能远离地面，走在上面就不会沾上泥巴。
小村庄的东边一排的四间草房没有院子，东边三间住着小爷爷一家五口人，从门外就能看到堂屋里面的简陋陈设，堂屋正面的墙上一排正好贴满五幅大开画像，从左到右依序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还记得有人看到这些画像说过一句：“马恩列斯毛，胡子渐渐少”。画像下面是一条长形香案，中间一个陶制香炉，两边分别对称摆放着两只用深色玻璃药瓶江几根棉线穿过瓶盖做成的油灯和两只烛台。香案下面摆着一张简约八仙桌，两边靠山墙分别方一条长凳。连着小爷爷家房西侧有一间住着一个五保户，是小奶奶的哥哥，无依无靠，小奶奶嫁过来后，他也跟着外乡搬迁进来。
他们的西侧，隔着一条两丈有余的巷子便是我家，有一个院子，院子东边是院墙，没有房子。有一次外婆家里来人做客，饭后我要留他们吃了晚饭再走，便把门楼的大门从外面反锁上，舅舅就是从这个院墙翻出去的。紧挨着门楼的西边是厨房。院子西边的厢房，厢房靠北处有一口地窖，有一人多高，平时用米缸放在上面，怕有人一不小心掉进去，用来储藏红薯之类的食物。米糠左侧朝北的墙上开一拱顶门豁，没有装门。这里与正房西面的一间连接，有一个很大的陡坡。估计是西厢是后来添加上的，以致西侧的房子光线很暗，虽开了一扇西窗，也不显亮，不得不从屋顶傍开了一块玻璃亮瓦。这两间住着爷爷奶奶，还有没出嫁的姑姑。两张床都是用土坯砌成，上面有杂木和竹子排起来铺平，放上柔软的稻草，再铺上一层老土布做床单。
正房的中间是堂屋，堂屋上面正中先前也是一张香案，后来换成香火柜，漆上红漆，有柜有抽屉，四周密封，可做储物柜与菜柜用。这件一直还在用，仍在坚持着同样的义务。稥火柜上正中有一个深褐色的圆形塑胶物上面的周边有几个圆形空心得圆柱，围绕着中心一个稍高一点的空心圆柱。听说是汽车发动机上的一个配件，换下来后就当作香炉用。把焚起的香分开插在圆柱子上。这香炉外婆家也有一个，都是舅舅带回来的。香炉两边的煤油灯比小爷爷家里的要高档些，有玻璃罩。两边是两只高高的红色烛台。这些台灯与香烛同时点燃起来只有在大年三十吃年饭和大年初一早晨开门之前。正月十五早上也会点起，其他的时候就是摆设，不会再用。平时只是偶尔点燃几根香，可清新空气。东面放着一只小型铁皮桶装着茶叶。西面放了两只热水瓶，后来换成一台最早的家电——收音机。堂屋的正上方贴着一大整版的毛主席画像，由于比较大，画面的最上方与墙面的最高处挨在一起。都说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画像上的毛主席，毛主席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你。我也尝试去看了多次，果然是这样。
我家的屋后是一块竹园，竹子长势很好，青翠挺拔，连成一片翠碧，把整座院落环抱在怀里。竹园后的西侧是一口小池塘，很小，但听大人们都称其为壕沟，也不知由来。但这里除一边依着竹园，就没有任何障碍物，在旁边放一块长形毛石，清洗衣服还是很方便的。
屋前没几步远便是一片稻田，门口田边东一棵杏村，紧挨着杏树西侧是一棵梨树。杏树的花开起来好看，但吃起来有点酸，而梨子吃起来就比较甜了。那时没有零食吃，家里有果树，也算是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了。在梨子有点甜味时候，我便开始先低处垂下的树枝上摘下几颗青嫩的，一天吃几个，吃完了低处，便逐渐向高处攀爬上树，没两月，等到树上的梨子真正成熟的时候，却几乎都被我一个人吃光了。由于很小就爬树攀枝，我的臂力一直很好，上学时，有很多块头很大的同学跟我扳起手腕来都不是对手。
紧挨着梨树的旁边就是一口洋沟，椭圆形，长约两三丈，宽丈余，里面放满不流动的水，平时将扫地的垃圾都往里面抛，是用来培育骚泥用的。那时每个村庄都会挖出一个或多个这样的洋沟，等到底下的泥土变得又黑又软时，再将里面的水抽干。把泥土挖出来挑到田里当肥料用。骚泥很深，能没过大人的膝盖。里面藏着很多泥鳅。
洋沟的西南侧种着一棵花树和糖榴树。这花每次在春夏之间开放，就像一只挂在村部旁边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浅粉色，七八厘米长，中间有一根黄色柱形的五六厘米长。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种花的真正名字是什么。不是喇叭花，也不是长在藤蔓上，而是直接在树枝间绽放。整棵树就一两米扇，由几根枝干组成。枝杆很细，都是一齐向上生长着的。
我一直把糖榴当作梨的缩小版，圆圆的，深褐色，指甲盖般大小，每颗都有一根细长的柄，有三五个细柄连成一组，结在枝丫上。一摘就是一组好几颗，吃起来肉如细沙，味有点涩。
与洋沟相隔一米之处的西面便是一棵老柳树，树杆粗短，分枝繁盛，把旁边的大粪窖遮挡了大半，从当时称呼的名字上看，大粪窖的存在可能跟洋沟是有同一功能的。但这里的水是流动的，又比较深，故很清澈。四周有几棵大树。比那口洋沟大三四倍，平时在这里洗洗手脚，让鹅喝点水，后来还散放着几只鸭子。
记得有次带着只有两三岁妹妹在院子玩泥巴，不知道什么时候妹妹跑到大粪窖边上洗手滑进水里。幸亏那天有小爷爷在家，不然妹妹就真的没救了。
大粪窖南侧是一个长形的茭瓜（茭白）荡，不到一米宽，种着几株茭瓜。后来也没种了，成了一条小水渠。南边的小竹园，是小爷爷家的，这里的夏天竹疏风凉，三面稻田，一面有溪水细流，年龄稍大些，便经常在暑假期间，搬来一高一低的两小板凳，坐在竹园里乘着阴凉，看看小花书，写写作业涂点鸦。那种感觉还真的有几分隐逸高士的悠然。
七
乡村的白天是热闹的，大人们都在田地里忙，小孩子们也结群成队的一起玩。一到晚上就显得冷清了许多。那时除了大队部有的通了电，其他的村庄都没有通上电，只能点上煤油灯才能照明。由于当时资源缺乏，购买煤油还要凭着煤油票，一般一户人家一年十二张票，一票一市斤。大家都很节省，若是在冬天里平时没事时都不会点灯熬油的，一家人就早早上床睡觉了。有时家里来了串门的，大家都会坐到堂屋，围在一盏灯前与客人闲谈着。也就是从这里，我更多的了解到当时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人情世故，还有一些家长里短。
只有在夏天才会摸着黑在外摇着扇儿乘凉。也会捉些萤火虫装在透明的玻璃瓶里取光。纳凉的人一起隔着一段距离交谈着，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还有的在走动着... ... 只从说话声里还能分清是谁，谁也看不清别人。而此时，我们几个孩子也早早洗个干净，吃了晚饭，躺在竹制的凉床上，有时也缠着奶奶说说满天的繁星。若白天玩耍太累，很快就睡着了。由奶奶摇着扇子看护着。
春夏之间的田间地埂路上不时会有提着马灯或打着手电筒来回走动的人，都是在田边钓黄鳝和捉虾子的。与虫鸣蛙鼓，交响着乡村春夏夜华美的乐章。那时种庄稼很少施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冬天的水田都有余水，焖烂的田泥，不仅很有肥料养份，也很适合黄鳝、泥鳅和小河虾的生存。很多人从地边挖来蚯蚓用线穿好系在一尺来长的小钓竿上，傍晚时分开距离插在田边，到了晚上就来巡察收钓。往往一个晚上都会抓到很多。第二天一部分留着家里吃，一部分拿到集市上去卖。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也尝试去钓过，只是技术不好，抓不到。钓鱼也是。所以，我在这方面，几乎是没有杀生的前科。
有月亮的夏夜，乘凉时就更热闹了，有时会用小手指着月牙，奶奶却不让，说用手指了月亮，月亮会在你睡着时割伤你的耳朵。小时候总是这么轻易的信以为真了。
乡村的月亮皓月如昼，若能碰上一群孩子，就会一起玩着游戏。如丢手绢、抓小羊。至今还记得当时玩耍“卖花狗”游戏时的一首童谣：
好大月亮好卖狗，
卖到铜钱打烧酒。
走一步，喝一口，
问你王大奶奶可要小花狗？
... ....
八
门前不远的马路是一条主路，从祝墩公社通往龙穴山，老家处在江淮分水岭上，岭高坡长，坑坑洼洼，铺上一点石子和泥土混杂在一起，一到下雨天就不能行车了。当然，那时也没有什么车，连自行车也几乎没看到过。我们草庙大队有一辆手扶拖拉机，拖拉机手是奶奶的干儿子，姓董，与我们同一个生产队，拖拉机经常发动不起来，需要点着小火把，有好多身强力壮的人轮翻上阵摇动，才有机会冒起黑烟突突突地响起来了。
公社里有一台带着方向盘的拖拉机，比较高大，拖拉机的头部前方是红色的，与当时印在一元人民币上的拖拉机同款，开拖拉机的师傅名叫王友报，经常戴的一顶白色的钢盔，开着拖拉机从门前的路上经过。于是，当地人也因此编了一句顺口溜：“王友报，戴铁帽。拖拉机，轰轰叫。轧（音压）的瘸腿断胳膊。”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句玩笑话，竟然也一语成谶。后来，王师傅在一次开着拖拉下一长坡时，由于路面颠簸，从拖拉机上摔了下来，被轮子碾轧身亡。
后来，我们公社有了一辆跃进汽车，司机是刚从军队退伍回来的大舅。大舅是在北京当了几年汽车兵退伍的，车技很好，也很喜欢我。还开车带着我第一次去六安县城。当然，那时也没想到，十几年后，我第一次来浙江时也是乘着大舅开着的运粮车到杭州武林门，再转大巴到黄岩的。
大舅带我去时的六安，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了。他带我去了一位堂姨家里，我从小就很顽皮，到了陌生的地方也不怕，还到处乱跑。趁他们说话没注意时，便从堂姨家溜了出来。那时不认识字，也不识门牌号。一排房子好多家的门口都是一个模样，每户都有台阶。我已搞不清哪家是堂姨家了，便在一户的台阶上坐下不动，等待着他们出来寻找。很快，表哥出来喊我吃时饭，在台阶上找到了我。舅舅开始有点担心我这样到处乱跑会走丢，办事时就先把我锁到驾驶室里，再也不敢让我出来了。
九
我在孩童的时候不仅顽皮，脾气也挺倔犟，亲戚邻居们都叫我“二犟子”。时隔这么多年，老家的亲戚还有很多仍然还在这么称呼我。小孩子有这个绰号，大人们一般都不会有喜欢。可以看出，我在很小的时是不大招人喜欢的。我不像哥哥那么听话，大人们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稍大一些，父母给他选什么职业，他都不会说出半个不字。给他订婚，他同意，让他退婚，他也照做。我却不一样，我要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任你怎么劝说都没用，有一种敢想敢为却又不愿被人左右的小孩。一旦听烦了唠叨，就给你翻个脚底板，一溜不见，就不理你们了。好在我那时虽然很小，但还没做出让别人上门找麻烦的事。犟也有犟的好处。记得很小时就有一次还因为性格倔犟才躲过了一劫。
每年过年前的腊月，家家户户都要打豆腐蒸年糕。蒸年糕就是将糯米兑在大米中泡上一段时间后磨成碎面，抟成一个个直径约十厘米大小的圆形放到蒸笼里蒸熟，冷却后再放进水缸里泡养起来，然后在过年时候与面条煮在一起招待客人。我们这里把这种年糕称作年粑粑。年粑粑好不好吃，主要是看糯米掺入的份量。糯米含量大，吃起来更软，口感也更好。当时有一句俗话还记得：“过年，过年，粑粑上前。板凳坐坐，瓜籽嗑嗑（方言音库）。
江淮地区的冬天比较寒冷，那时条件差，在冬天里洗澡比较困难。特别是小孩子，更担心会受凉感冒。蒸年糕那天，厨房里热气腾腾，很暖和。大人们一般都会选择在这天让孩子们于灶前取暖洗澡。那晚，妈妈和奶奶将木制的澡盆放在燃着柴火的灶门口，装上热水，要我去洗澡。说起也是奇怪，那晚我偏偏执拗不干，磨蹭着不愿去洗，任凭奶奶哄，妈妈发脾气也不济事。正在争执不开之间，忽然一声闷响，一块一尺见方的土坯从一丈多高的山墙顶上的大梁边落下，正砸在澡盆上，水溅一地。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那时还没上小学的我若被这一大块头的硬物猛砸一下，估计也是差不多没命的了。
孩童时候的我，不仅脾气倔犟，胆量也很大。若受了一点委屈，不管是夜晚的外面怎么黑暗，都敢溜出去躲在外面，让大人们一阵好找。尽管这样胆大，一旦在外面听到疯老奶奶来了就吓的直往家里跑。
在我的印象中，是有这位疯老奶奶的，但自己却没有真正见过，只是听说有这个人，经常在外讨水要饭，夜不归家，浑身脏兮兮的，披头散发，面目狰狞可怕。
幼小的我似乎天生就对这种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一听到她的到来，就条件反应的学会自我保护了。
“远方怕水，近处怕鬼”。丘陵地区的地势高低不平，杂木丛生，进入有些地方很容易产生许多压抑感。大人们闲聊时的谈资很多会引到这方面。老家的哪些地方出现过什么离奇诡异的事情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听了不禁让人毛骨悚然。让本该胆大的我心里忽多忽少有了一点畏惧。每次一个人在天气阴的暗黄昏或晚上，经过这些地方时，都会有些害怕，特别是在荒郊的野外。心里越怕，就越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于是就捏紧双拳，怒目站在那里，似乎是要通过自己的威严吓退这些看不见的灵异。然后一边保持警惕，一边慢慢走开，还不时停下观察。直到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才放松一点。后来上学有红领巾了，在遇到这些情形时，我就把红领巾取出来握在手中挥动起来，听大人说，这些灵异都怕红色。不管与否，有了红领巾在手，自己的胆子也确实壮了许多。
有件事说出来或许大家都不会怎么相信，我在五六岁时就亲眼见过一次灵异。
那是一年的正月，爸妈与自远道前来拜年的客人在堂屋聊天打扑克，妈妈嫌我在一边扰乱，便哄着我先去房间睡觉。
以前的床是架子床，床上四周有立起的架子，正面的上方与两边都有大面积的镂雕着彩工艺，床沿下面也用木板封成格子。上床的位置有一张两尺多宽的与床同一长度的踏板。整个床用荸荠漆漆成红色，蚊帐挂在架内。我那时还小，平时都是跟爸妈睡在一起的，房间在堂屋东面，床的西面抵在墙上，东边的床头有一块空地。我就睡在东面床头没有挨着墙的那面。
那晚的房间里没有点灯，隔壁堂屋的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线，从开着的房门照进室内，有点昏暗，但也能看得清整个房间。刚躺下不久，还没多少睡意，忽然听到床头有人呼吸的声音，声音有点微弱，比一般的呼吸声大点，还带着一点急促。我把头翻起来抬眼看去，只见床头的蚊帐外立着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子的身影，还来回慢慢的晃动着，口中有节奏地发出喘息声与身影同步。那时还不知道怎么害怕，但也嫌烦。就喊妈妈过来想把他赶走。
妈妈过来后，身影便不见了。妈妈为了安抚好我，还用手在床头划了几下。等妈妈走了后，那个身影又出现了。我便一头钻进被窝，不就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没两天，我们上面的村庄陈家有个孩子便因喝了几盅红酒醉死了。这孩子跟我差不多大，个子长点，平时我们常在一起玩耍。现在说到这些时，还是有点头皮发麻，毛根发坚。这事，你不信也得信，反正我是看的真真切切的。
十
记得当时的老家称男孩为“小嗣”，女孩为“小丫头”。现在已几乎听不到对男孩的这种称呼了。我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听说在我之后还有一个弟弟，出世没几天就夭折了，所以，我吃母乳的时间比一般孩子都长。
妹妹出生时，我已经有点记事了。那是一个正月的开始，是我在外婆家里过春节时听说的。也是跟着外婆家的客人一起回去给妹妹过三天的，家乡的风俗叫“洗三”，就是在这一天，由外婆开始给新生儿洗澡的。
那时的女人做月子主要就是吃鸡蛋和鸡肉，亲戚朋友过来“吃喜蛋”时都会提上一些鸡蛋或者再带上一两老母鸡。煮熟后的鸡蛋被染成红色作为回礼送给每户前来贺喜的人，通常是6个。那段时间，奶奶常把炖好的鸡肉拆得干净，将剩下整块的鸡脊梁骨洗干净也染上红色给我当玩具玩。
小的时候几乎没有玩具。什么瓶子，烟标，甚至连小石子拿来都能玩。我最喜欢的是一只透明石磙状的玻璃瓶子。后来不知丢在哪儿了，这种形状的瓶子在其他地方也从没见过，故时常想起。
后来稍大一点，我也能自己做些玩具，如叠纸船，折纸飞机。做汲水筒等，做汲水筒就是用一竹竿，取一节处截下，一尺不到，在竹节处一端侧面正中钻孔，然后取一根筷子，在一头裹上布头从竹管后面插入。浸入水中，往回慢慢抽筷子，这样，竹管里就注满水，然后拿起来向着稍远处，用力将筷子由后推进，便将竹管内的水射得好远。其实就是注射器的原理。
我家的房后就是一片竹园，用竹子做玩具是最方便的，再取一节数寸长的竹竿，在竿上同一平行处分别取两个孔，然后将一根带着竹青的篾条弯起分别放进两个孔中，由于靠近出口的地方的方孔取的稍长点，可以让篾条有来回弹动的空间，然后将小石子从竹管一端放入，回拉篾条，猛一松手，石子便借用篾条的回弹力量投出竹竿，打得好远。
再大一点就胆子大了，也敢自制弓箭和火枪。用细竹竿弯成弓状，两头系上细麻绳。再取几寸竹子一头用柴刀斜削成两边尖尖的，一头插在干麻秸上。这种是有危险性的，我们只往天上射出，嗖的一声，直上云霄。
做火枪也不难，那时枪支管理不严，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那么多子弹壳。大的小的都有，听说有的是民兵练靶子时留下的。我唯一的舅舅和两位堂舅都是当兵的，可能他们也能带回一点作纪念品。
用一块木头锯成手枪状，从子弹壳后面的圆心点锥出一个小孔，一端插入一根钢管做枪管。用铁丝固定在木头上，后面用一块木头做枪栓，枪栓与子弹壳的接触点钉上一枚图钉，然后用橡皮条将枪栓紧紧固定在枪柄上，用硬钢丝做扳机。当听到有货郎挑在村口摇着拔浪鼓时，便从家里拿出鸡菌皮，鸡毛或者牙膏皮来换点火纸炮，一张纸上，纵横整齐的分布着小钮扣大小的火药包，货郎挑夫按兑换物品的价值剪下几粒，放在子弹壳后面，使劲拉开枪栓，抠动扳机，啪的一声，枪管里还冒出一股青烟。
十一
贪玩是孩童的天性。但也有自己的兴趣。我在童年的最大兴趣就是画画。奶奶生前常说，我家的堂屋的大门是多年前从南五十铺一户爱画画的人家买来的。这副大门装到我家了，就把这家的门风也给带来了，所以，才会有我这个爱画画的。
那时没有纸笔，便发现到堂屋的大门上除了上面大半截贴着春联，下面有很部大部分都是空的，可以用来当作黑板作画。这高度正适合我那幼小的个子。没有粉笔，便又发现土坯墙外都是被一层稍白一点的黄泥抹平的。干燥后的墙面有些局部会有点脱落，便从斑驳翘起处抠下一块，在大门下画了起来。当时没有可临摹的画稿，一般都画些平常所见。记得当时最爱画门口的几株白杨树，搭着喜鹊窝，画上几只飞来飞去的喜鹊。画完了用废纸或碎布头擦了干净，再画些简笔的人和能见到过的物象，如天上的日月星星和云彩，地上的猪、狗和牛羊等等。
小时候也爱模仿，每看一部电影都会把里面的角色情节模仿给大人们看。记得有一年春节的一个晚上，我在外婆家前面的房间里，以床作舞台，表演了很多节目给外婆一家人看。逗得大家笑声不断。谁让我表演节目，谁就给我一份礼物。大舅们（方言舅妈）还赏给一枝非常精致的钢笔。
兴致来了，便尽情玩耍起来，玩出汗了，就一件又一件地脱下衣服。舞着一根比自己长一点的细棒在床上不停地翻滚跌爬，模仿着孙悟空的动作演绎着三打白骨精。那晚是我的专场，在还没有看春晚的年代上演了一个人舞台的春晚。
二姨那时还没出嫁，她带着睡在一张床上，可能是由于当晚太累，或是因出汗太多，脱衣受凉的原因，居然在熟睡中呕吐了一阵，把床头的被子和枕头吐得一塌糊涂。那夜，没少被二姨唠叼。
十二
别看我那时的年纪还小，干起事来却是毫不含糊的，当然是不能像大人那样下得田地。替家里放放鹅，牵牵牛还是可以的。干这些事的同时也是为了有个正当的理由能从家里跑出去自由玩耍而不会被大人责骂，小孩子们抢着干事一般都是为了一时兴致去一边玩耍一边干点杂事，而不是纯粹的为了干事而去干事。
六安是大白鹅之乡，每家每户都会在春天养上几只，待到秋天就宰杀腌制晒干，过年时拿来招待客人。腌腊鹅是那时家乡的一道主要的美食。我还是比较喜欢鹅的，一身洁白，顶着一团橙色的肉冠，声音宏亮，迈着方步。展开翅膀就像一只白天鹅。一只大公鹅昂起头来比我那时的个子还高。见到人就会拍打着翅膀追着你跑。一旦被追上了就会被它一顿猛啄。每次接近它们之前都得先准备好棍子才会相安无事。那情景不禁让现在的我联想到现在的丛林世界。就像一个国家只要手里握着有一定威慑性的利器，就可以免遭欺凌。这些好斗的鹅在这些棍棒面前，一般都是乖乖听话，连一个孩童也不敢挑衅。这些简单的道理，竟然连很多政治家都搞不明白，想想都觉好笑。现在的乌克兰倘若在当初没有听信忽悠，销毁那么多尖端武器，也不致于落到此种境地。
大白鹅小的时候一身都是柔黄，毛绒绒的，只有嘴巴和脚瓜却都是一般深浅的橘红色，每次喂食的时侯，我都会把它们从让它们休息的箩筐里轻轻地一个个捧出来放到一圈小笼子里。把切的细碎的专门种起来喂鹅的青菜混杂上一些米粉。放在瓷盆上，让它的自己来吃。再将稍小一点的瓷碗里的水换上干净的给它们解渴。待到它们的脖子吃粗了，蹲在一边休息时，便又将它们一个个轻轻地捧回箩筐里休息。
小黄鹅渐渐长大，羽毛变白后，便可以散放到外面吃点鲜嫩的青草了和野菜了。每天的早晨和太阳偏西后的黄昏前，我将鹅放出鹅棚，赶着它们去寻找有青草的地方先吃个饱，再赶到水塘里让它们喝水洗澡。直到看见它们的脖子都吃得鼓鼓的，才会心满意足。有时候遇到几只调皮的鹅，游在水塘中，任你向水中用石子打着水漂，就是无动于衷的浮在水面上，拒不上岸。每逢这样，看看天色近晚，无奈之下也只好喊来大人帮忙了。
在很小的时候我是敢骑牛的，一般由稍大一点放牛人把我先抱到牛背上，后来也学着他们的样子从俯下的牛头攀到两只牛角之尖的脑门上站稳双脚，顺着牛的脖子向牛的两前腿上面的肩部斜趴过去，然后说声“送”，老水牛就会抬起头来，骑牛的人便可先从牛的前脊顺势爬上牛背。水牛的背在宽大的肚腹上。比较宽敞，吃草的牛行动缓慢，坐在上面还是比较平稳的。再把牛僵绳牵住，一手拿着一根一米左在的细竹竿，这神气的样儿不像吹笛的牧童，却象一个骑着大象的英雄。
有一次去同个生产队的干姑姑家里。那天她家在为干姑姑的婆婆搁方子。我们家乡以前一般在家里的老人上了一定年纪时，儿女们就会请来木匠，为他们搁方子，也就是做棺材。小的时候见很多人家都有，一般都是漆上黑色土漆后放在家里的一个角落，等到人死了就拿出来入殓下葬。有的人家的棺材制好了都要放上好多年还派不上用场，但必须提前准备好。做棺材的时候，亲戚朋友们都会前来贺喜。
同庄的王老头是五保户，五十多岁，乡邻们见他经常在人家有事的时候都会与大家一样随礼，他无儿无女，一个人独居的家里也没什么事情可操办，送出去的礼金收不回来，觉得这样太亏待了他，就劝他搁口方子，好把送出的礼金作点回收。他看自己的年龄大了，想想自己一个人平时也不做事，盘算着这样做也是很划算，便请了位木匠师傅，做了一口棺材，估计那回收到的礼金也够一口棺材的费用了，或有盈余。没隔多年，他把原先做好的棺材卖了，又买了一口新的，大家又为他喝了一场喜酒。
那天在干姑姑家吃了饭之后，我跟干姑姑的大儿子一起出来放牛。那时，我家的对面还没有人家建房，有一块很大的晒谷场，人称大稻场，靠东上方有一个粮仓。收谷子的时候。大稻场把还没晒干入仓的稻谷用人力谷闸拉聚成堆，然后用装着石灰底上有镂空着标识的盒子往整理好的稻谷堆四周印上几处标记，以防被人偷盗。现在不是收粮季节，大稻场周边也长了很多青草，拴着好几头牛。表哥牵起一条牛，先把我抱上牛背，然后自己蹬上牛头，一连喊了好几声"送"，这牛就是不理他，一直无动于衷。表哥开始向牛脖子拍打。这牛看起来牙口不大，但身体较壮。被表哥这一折腾也怒了起来。开始蹦跳了起来。把表哥掀下牛头，他俩一个牵绳执鞭，一个用牛角对抗，上演了一场精彩的人牛大战。
我开始有点害怕了，牛背上没有一点抓手。被牛这么一蹦一跳的颠簸，没几下就把我摔到地上，掉在牛脖子下面。幸好那时手中拿了根小竹棍，躺在牛头下面的地上的我使劲地向牛脖子下方挥打。牛似乎被这一阵猛打给整懵了。一下子停住不动了。趁牛还在犹豫间，我一咕噜滚到外面，这才逃出危险区。不然，稍不留神就会被牛蹄踩到，那才是很可怕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骑上牛背了。长大了也没骑过。每次放牛时都是牵着绳子，站在一旁，有时也做只苍蝇拍将老牛身上的牛蝇赶走或拍死。牛是通人性的，它在很累的时候也会流出眼泪，看的让人心酸。我放过一头牛只有一个角。大家都叫它大牯牛。大牯牛个头大，很强壮。性子很烈，一只角也是在与其它牛打架的时候折断的。分田到户时，这头牛被我们的小庄和上面陈家庄一起抓阉抓到。开始帮七户人家耕田耙地。一干就是好多年。记得上初中时，大牯牛老了，干不动活了。后来听说被卖了，着实让我难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十三
岭上人家，所及之处，既无平原也无高山。站在村庄后的高坡上向东望去，便能见到距家约四千米外有一座小山，叫龙穴山。海拔只有两百多米，虽然不算大，但对于从来没有见过高山的小孩子来说，龙穴山一定是神秘的，藏着神话传说的。远运看去，龙穴山一片碧蓝，像一个大草堆。龙穴山在没有开发挖石之前，确也是一个眼可触及的风景，特别是雨后，山中吞吐着云雾，笼罩着若隐若现的山峦，又增添了几分传奇。
若在天气晴朗时，从家门口向南看去，便能隐隐看到天地界缘边有一排绵延不断的山脉。那些山脉具体是在哪，叫什么山名，直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那里就是童年的天边，是眼中最遥远的地方。童年的梦没有丰满的羽毛，是飞翔不了的，到不了龙穴山的那一边的。也是永远到不了南天下的那些山脉的。玩遍了泥巴土玩，耍遍了田头地埂。跨跃眼前这些看似遥远的山脉篱栏的梦想也日愈强烈起来。
快乐的时光是最短暂的，学龄前的我们，没有托儿所，幼儿园。我们在上小学之前没有接触过拼音字母，甚至连数字1也不知道怎么写。那时候的文盲很多。有一次，有两位宣传人员提着颜料桶用大漆刷在外婆家门口的墙上用粗宋体写了几个比我还大几倍的白色标字，还用红色勾出立体的侧面。刚写好时，外公的一个堂哥，我们也叫他大姥爷。他在经过门口时，对旁边的人说，“这几个字我认识，不信我念给你们看。”大家都知道大姥爷是一位弹棉花的师傅，不识字，都笑着望着他，只见他指着墙上的字一点一字拉长声音读了起来来："农业学大寨”，然后指着后面的句号诙谐一笑：“筛箩”。引得大家一阵笑声。大姥爷或许对这五个字是认识的。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情高涨年代，这几个字的标语到处可见，即使没读过书也能认出来是不觉惊讶的。从这时起，我对文字也开始有了兴趣，也开始向往起上学读书了。
一个晴朗的9月1日上午，爸爸要我去上学，那时候开始报名上学的孩子年龄都很大，十四五岁才上一年级的也很多，入学的要求也很简单，只要能从一数到一百就可以了。我在当时能在那么小就上了小学，主要还是因为我已经能数出这些数字了。我在报名老师面前很大胆的一口气从一数完一百数字时，满屋子里挤满了笑脸，好像在观看一个比他们小很多的小学弟在表演着节目似的。那天的心情特别好，特别自信。从别人的眼神里我已赢得了他们的喝彩。
小爷爷的女儿，我叫她小姑姥，比我大四岁，她也是在那天开始上学读书的。她带着我和同一生产队的几个小孩子们一起去报名。我穿上一身洗的干净的衣服，把凉鞋也擦的干净。跟在孩群中向草庙小学跑去。快到学校门口时，见父亲蹲在路边一片小丛林旁的水池边的石条上刷着一双鞋。他把我喊住，让我报名时用邬俊成这个名字。这名字中的俊字不是按照我们邬氏族谱上的字辈排行取的。按族谱规定，我是登字辈。可是我的妈妈虽是李姓，但字辈也是登字。所以，我们兄妹三人的在取名时都是避开此字，没有按照字辈的要求。
从那天起，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学名，从大人嘴边的“小成子”变成了老师与同学们口中的“邬俊成”，也正式结束了我的放养式的幼儿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