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研究经历
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读研究生、博士生，使得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磕磕跘跘。我1982年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就分配到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先是教了九年的公共课《大学语文》，这也影响了我对学问的深入研究，没有研究方向，也没有良师益友的提醒。九年后开始教唐宋文学，算是教学与研究一致了。当然，我在教大学语文时，就自己摸索着搞学术研究，一直以来的学术研究都是磕磕跘跘的。现在把自己的学术摸索经历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一、孟浩然研究是我学术研究的入门
在安师大写毕业论文时，我选择了研究唐代张九龄的《感遇诗》，是受到中文系老师的启发。老师要我们不要选择重要作家来研究，而要选择二三流的作家研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时间的关系，对张九龄的诗歌在大学没有研究透。到了安庆师院后，我又捡起这个课题继续研究，不知道怎样深入下去，只是增加了一些细碎的内容，把论文写成两三万字的篇幅。这就是没有良师益友的切磋与指导的后果，这篇论文始终没有写成，当然也就没有发表。在沮丧之余，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张九龄研究，我接触到唐代另一大诗人孟浩然，在翻阅孟浩然材料时，我翻看了当代学者陈贻焮、傅璇琮先生的有关论文，一边学习他们的写法，一边也发现他们文中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尤其在孟浩然进入长安的时间上可以做文章。于是又找资料，写出了《孟浩然入京事迹考》。因为有问题要讨论，这篇文章写得很快。写好后，我把文章寄给安师大我的老师祖保泉先生看，先生觉得谈出了一个问题，又把此文推荐给安师大学报主编陈裕德先生，陈先生也认为可以，很快就在安师大学报上发表出来了。我知道这篇文章的发表与祖保泉、陈裕德先生的推荐有很大关系，看出他们对学生有多么关爱！我如果说在学术研究上有一点成绩，与老师的关爱是密不可分的。后来，在学报工作的风文学同学告诉我，没有两位老师的推荐，一个刚毕业两年的本科生，想要在安师大学报发表文章几乎是不可能的。文章发表后，我初生牛犊胆大，又把刊有此文的学报寄给了陈贻焮、傅璇琮先生，真是异想天开！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两位前辈居然都给我回了信，信的内容一样，都说现在学术兴趣转移了，不参加讨论了；你尽管大胆的写出自己的观点吧。表现出两位前辈学者的虚怀与宽容，令我激动不已！我觉得，我们向前辈学者学习的，首先是这种虚怀与宽容，正是由于他们的虚怀与宽容，才造成了那段时间的宽松学术环境。事情还不止于此。一年后我无意中发现，在《1984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上“初唐文学研究”的文章中提到了我的这篇文章，作者是葛晓音。我知道葛晓音是陈贻焮的高足，文章在孟浩然研究部分首先说：“在这一年的孟浩然研究中，孙维城的《孟浩然入京事迹考》值得注意。”接着用一页纸的篇幅介绍了我的文章内容。我估计，这一评价是陈贻焮先生做出的，或者是陈先生启发葛先生做出的。我感动得不得了，前辈学者是这样提携后学的。我当时是一个本科毕业才两年的毛头小伙，居然与先生商榷，先生不以为忤，还尽量提携，令我终生难忘！当然，这篇文章也是有所长的，一直到今天，学术界都没有忘记我这篇文章，在讲到孟浩然入京事迹时，都会提到我这篇文章，俨然成为孟浩然入京事迹的一种观点。
这是我学术研究的入门之作，此后到1995年之前，我还写了几篇文章，如《〈谈龙〉小议》、《对〈大学语文选讲·采薇篇〉的几点意见》。这两篇同样是与别人商榷，前一篇与同样是大学者的周振甫商榷，后者是与华东师大一位老先生程俊英先生的商榷。由于没有研究方向，我就只能与别人商榷，表现自己初生牛犊的莽撞。我很快就体会到这种商榷的毫无意义，写出来供和我当年一样的年轻学人参考。这里主要问题是要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才不会浪费时间；第二，不应有意的与学术界尤其是大学者商榷。这些大学者时间宝贵，他们的功力不是表现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如陈贻焮先生较早对孟浩然进行全面的研究，为学术界对孟浩然的研究打下基础。认识到此后，我再没有商榷之作，这也许有些矫枉过正。
二、况周颐研究使我打下了学术研究的基础
1985年兴起助教进修班热，我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助教进修班。这是一个研究词学的进修班，我到华师大进修一年，算是找到了研究方向——词学，但是仍然没有具体的楔入点。助教班结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回母校出差，顺便到中文系原主任祖保泉先生家玩，与先生谈起词学，先生郑重地向我提出，可以研究清末词人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他说：“《蕙风词话》学术界很重视，但是都是引用况氏的词话条目，还没有人对《蕙风词话》进行系统研究。你现在开始研究，十年后，你就是这方面的小专家。”先生喜欢用小专家、小皇帝、小元帅这样的称谓，今天回想起来，先生的语气神态还历历在目，而先生已经故去几年了，愿他在天国安康！我在先生的追悼会上写了一首悼诗，特意提到先生嘱咐我研究况周颐：
我弔先生入道山，苍天无语路回环。
文心已逐长江远，德业恒留大地间。
屡及蕙风相嘱咐，常言治学挫弥殷。
卅年教诲师恩重，绛帐迟回目泪潸。
先生是我的恩师，是我的学术引路人，尤其他嘱咐我研究况周颐，表现出他的学术素养与学术眼光，以及以学术为天下人的学术的高尚情怀！ 我按照先生的指示，埋头在《蕙风词话》的研究中，历时七八年，写出并出版了《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小册子。近年来况周颐研究成为热门，而即使在现在，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还是停留在况氏生平及作品的考证上，我已经先行一步了；而对于况氏词话的词学内容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只有我的这本小册子，我可以告慰先生了。
我对于况周颐《蕙风词话》的研究，从生平考证到年谱撰写再到词话美学意义的揭示，对自己是一个学术上较全面的学习与磨练，经过这番磨练，我感到自己终于打下了学术研究基础。这本小册子从今天看，生平年谱的考证只有一处没考出来。对于词话在古代文论与古代美学的方方面面，我当时是一边学习，一边吸收，如重拙大、词心、意境等都是如此，今天来看也没有大的错误。我当时每写一部分都寄给祖先生看了，有先生把关，我心里也放心。这部书稿浸透了先生的心血！我虽然没有读研究生，实际上是先生的第五个编外研究生。我自己这样看，许多同事也有这个看法。
三、王国维《人间词话》研究使我的研究上了一个台阶
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研究使我在学术研究的古代文论研究、作者生平考证、年谱撰写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训练，打下了研究的基础。但是，写出的文章基本在安师院学报上发表，只有《况周颐简谱》在安师大学报上发了(还是祖保泉先生推荐的)，在论文发表的杂志级别上不高，没有国家级及国家级重点杂志，从范围看，也没有冲出安徽，这可说是我学术研究的瓶颈。我在接着的王国维研究中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研究使我的研究上了一个台阶。
我在《蕙风词话》研究时已经注意到其人理论的学术框架，在《人间词话》研究中，我同样注意到这个问题。我觉得王氏境界说的贡献在于划分了境界的层次，从而建构了境界说的理论体系。在托名樊志厚撰写的王氏《人间词甲稿序》中，他说：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
这儿，王氏以能观的理念以及观我、观物的不同维度划分了境界的三个层次：“观物者，境多于意”的“以境胜”层次，“观我者，意余于境”的“以意胜”层次与“意与境浑”层次。以此为框架，我写了《传统文化与王国维境界说体系》一文，按照省教育厅下发的杂志等级目录，寄给了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这在省教育厅下发的杂志级别目录中属国家级，按照我省的评职称规定，评副教授要一篇国家级论文。1993年6月评职称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就是在评审过程中，我收到《文史知识》当年的第5期，我的《传统文化与王国维境界说体系》一文赫然在目，而且是放在重点栏目中发表的。但是1993年的评审已经来不及了，只有等来年吧！文末的责任编辑是厚艳芬。我后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了厚艳芬，一个不到30岁的女孩子。她编发了我的文章，我的第一篇国家级论文，她是我的伯乐！我后来发了许多篇国家级、国家重点级论文，但是这类论文的第一篇是一个小女孩发现的，谢谢厚艳芬！愿她幸福！
以后很快，我在《文艺研究》这一国家级重点杂志上发了另一篇有关《人间词话》的论文：《对王国维“隔”与“不隔”的美学认识》，发表在《文艺研究》1993年第6期。这是我的第一篇重量级的文章，《文艺研究》是国内文学及艺术的重要杂志。在这篇文章中，我阐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隔”与“不隔”都指的是一种境界，而不隔正是一种无我之境；二“不隔”是人与自然的无碍无隔，王国维用“意境两忘，物我一体”，“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反反复复加以说明，指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的心灵与宇宙高度浑一而互化的境界。“物我一体”指物与我的统一，“意境两忘”指主客的互容互化。周邦彦《苏幕遮》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风荷举”，王国维赞为“能得荷之神理”，是为“不隔”。此句写出雨后初阳逐渐晒干荷上宿雨，又清又圆的荷叶由于水珠渐渐消失而渐渐在风中举起。动态地，细腻如发地表现了荷的神韵，见出观物之深，状物之神。作者心中没有存了一个以荷表现人的精神品貌的想法，没有比兴寄托，比德象征，不同于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以荷赞屈原、周敦颐《爱莲说》以莲比君子；只是全身心地沉入到宇宙大化中去，才能够自由地表现荷花中有我，我中有荷花的大自然与我相融相浑，莫辨彼此的神境，表现人类与大自然共有的生命本体。这才是“不隔”之境。第三，“隔”是自然景物的意象化。王国维认为，隔有缺点，但仍然是艺术。“隔’作为中国艺术的独特审美形态，作为自然景物的意象化表现．应该加以肯定。王国维肯定了严羽的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就是对“隔”的肯定。其次，王国维对主观意识过于强烈、从而冷落、疏远了自然的“隔”，做了有分寸的批评，复次，王国维对于语言上的雾障造成的“隔”予以全盘否定。《对王国维“隔”与“不隔”的美学认识》一文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尤其指“不隔”是人与自然的无碍无隔得到不少肯定。我看到两本对《人间词话》近百年评论摘编的书，作者是周锡山和刘锋杰，都引用了我这篇文章的有关论述。我后来对王国维与刘熙载的继承关系的论述，从而论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继承的是传统思想的文章：《〈艺概〉对〈人间词话〉的直接启迪——王国维美学思想的传统文化精神》，同样发表在《文艺研究》1996年第3期上，就不赘述了。
我对王国维《人间词话》前后研究了10年，期间一些文章发在国家级或国家重点级杂志上，比起前一时期可说上了一个台阶，没有这一步，就还是打基础而不是升级。这一个台阶可说是我学术研究走出了瓶颈，走向了广阔的空间，走向了学术研究的成熟。
四、宋韵的研究使我从纯理论走向了宋词研究
以上的研究，除孟浩然研究外，可说都是文学理论研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了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尤其宋代美学中对“韵”的追求的论述，想起10年前在华师大进修时注意到时人对张先词的“韵”的评价,写过一篇有关张先词有韵味的文章，其实，当时我对张先词的韵味一说没有深入的了解。叶朗在书中几乎全文引录了宋人范温谈“韵”的文章。我结合以前在华师大进修时，翻遍一本唐圭璋先生笺注的《宋词三百首笺注》，只有张先词的引文中有两个人：晁补之与李之仪用“韵”来评价张先词，一下豁然明白了。第一，范温指出“韵”的定义是余味不尽，是最准确的定义。黄庭坚、范温等人用韵来评价古代的绘画，就是因为绘画最能体现余味不尽。黄庭坚、范温、晁补之、李之仪等人都是苏轼的门下士，这可以看作是苏门一致的美学要求。第二，宋代文学门类中，文是记录圣人的言论的，属于最高的文学门类，诗也要言志，是次于文的文体，只有词是小道，宋人称为谑浪游戏，欧阳修记载钱惟演说：“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宋词的这种“厕所文学”的地位反而使它保留了抒发情感的权利，在道貌岸然的宋代文学中保留了一块言情的土壤，而言情恰恰是文学的基本特质，需要有余不尽。这就是宋人在词中强调韵味的原因。第三，张先曾经鼓动苏轼写词，是苏轼的前辈。张先与柳永同时，都是词人，柳永的词，宋人觉得品味太低（其实柳永也有一些写得很雅的词，苏轼称为“不减唐人高处”），他们更提倡张先的词，这就是晁补之、李之仪在文中提倡张先的原因。于是我陆续写出了《宋韵的人文精神及其在宋词中的体现》，发表在《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论宋玉〈高唐〉〈神女〉赋对柳永登临词及宋词的影响》，发表在《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论张先“以小令作法写慢词”》，发表在《安庆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兼论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发表在《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凄美之韵：秦观词“以身世之感入艳情”》，发表在《东方丛刊》2001年第1辑；《宋代咏物词与赋比兴》，发表在《文学评论丛刊》第2卷第2期（1999年）上。并以这些文章为基础，写出了《宋韵——宋词人文精神与审美形态探论》一书，这是一本以“韵”为核心的唐宋词史，陈伯海先生在书的序言中说：“全书紧扣‘韵’的建构来展开其方方面面的论述，纵贯晚唐五代以迄两宋数百年间词的变化历程，于是宋词便成了‘宋韵’的鲜明体现，而一部唐宋词史也就显形为“韵”的衍生史。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创意之所在。”这一研究使我从文艺理论研究走回了文学文本研究。
在任职教师的最后10年，我觉得自己在学问的道路上还有古文标注与点校没有尝试，在学校号召研究乡土文学的指引下，我申报了教育部古籍整理项目《桐城派马其昶文集点校》，后来又参加了清史大型项目《桐城派名家文集点校》中马其昶与贺涛文集点校的工作。
总结这一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我作过点校、考证、年谱及古代文论和文本研究，算是比较全面的了。从研究的过程看，也还差强人意，从孟浩然研究的学术入门，到况周颐《蕙风词话》研究的打下基础，再到王国维《人间词话》研究的上一个台阶，再到宋韵研究的从理论到文本，最后搞了点校这一基本学术训练。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基本没有走弯路。缺点是每一步都花了七八年到十年的时间(除孟浩然研究)，算是比较缓慢的，其原因当然是没有读研究生，全凭自己摸索，磕磕跘跘地一路走来。其中实际还少不了一些人的帮助，否则连这样的成果也难已取得，最重要的是祖保泉先生的帮助，所以有人说我是祖先生的编外研究生。感谢祖先生！愿他在天之灵安好！
谨以此文献给安徽师范大学中文78级入学40周年纪念。
孙维城 2018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