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高考录取中的一段往事
我叫孙维城，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但是父亲已经于1964年以历史反革命身份回老家贵池唐田公社监督劳动。母亲也有历史问题，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此时又身患鼻咽癌多年，1978年已经要人照顾，平时都是我下班照顾她。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政策有所松动，爸爸在唐田公社请三个月长假回安庆照顾妈妈，我可以腾出晚上时间复习迎考。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孙维士，此时在311地质队当工人，驻地安庆潜山县，不幸的是，他也身患严重的肾炎住院治疗，很快转为尿毒症，后来在1985年去世。这就是我当时的家庭情况。我自己在安庆市手工业局所属集体单位五金电器厂当车工，离城十里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一个糟糕的状况，我找不到老婆，一直到1976年才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我，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刘先旺。我们于1976年结婚，第二年有了一个孩子。她的工作单位在安庆市望江县凉泉公社卫生院，此时带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在凉泉卫生院生活。
我自己的学习情况是这样：初中进了速成班，两年毕业，考进安庆市最好的，全国都有名的高中安庆一中，1965年高中毕业考大学，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狠抓阶级成分。我这样的家庭理所当然被摒弃，所以尽管我当时理科考了平均81分，按成绩全国所有大学都能录取，还是名落孙山。后来到小学当代课老师，进集体单位当工人。我们厂有一个优点，老三届初高中生多，他们复习迎考，1978年把我也挟裹进去了。我犹犹豫豫，将信将疑的也复习起来。到报名时，我遇到一个难题，按当时的政策，我年龄大了4个月。当时的政策也奇怪，老三届（指68届，67届和66届）不管年龄大小，哪怕40岁也不管。我比老三届的66届还高一届，必须按年龄1947年九月以后出生的才合格。我是1947年5月出生，大了4个月。报名时我只好填了1948年5月，他们也不管，我就顺利地通过这一关。但是我自己有点忐忑不安，就到厂政工科长那儿讲了这个情况，他很爽快地答应帮忙，第二天就给手工业局写了一个我出生于1948年的证明材料。 在厂里当车工，车床必须转起来，一点剩余时间也没有，晚上回家必须服侍妈妈，天天搞到九点钟，才能坐下来复习。天又热，我总是打一盆凉水，一手拿芭蕉扇，一手拿笔，赤膊上阵。又没有教科书，我已经高中毕业13年了，自己也没想到还有机会上学，所有当年的教科书都送到废品站去了。厂里一个66届的高中生好心借书给我看，他自己也要复习，所以都是规定时间要还。正因为没有更多时间复习，我选择了考文科。记得我复习地理拿的是初中两册地理书，所以考试时地理成绩最差，是77分。考试顺利过关。过了一段时间，成绩下来了，我考了437.25分，其中数学是100分，是安庆地区的第一名。我亲耳听到当时安庆有线广播电台播出了这个分数，是安庆地区文理在内的第一名，但是没有播我的姓名，接着公布理科第一名，是一名在校生，分数比我低（当时一般理科比文科分数高），却播出了姓名。大概还是受文革思想的残余影响，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是不值得，甚至是不应该宣扬的。当时的市招办主任是我们一中的老教导主任王康先生，他稍后说，我是安徽省文科第二名。这个成绩在当时安庆轰动了，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尤其是老一中的学生都喊我文魁。市手工业局也很兴奋，整个大安庆包括八县的第一名出在手工业局，为他们长了脸。
但是我所在的工厂高兴不起来，这次达线的考生中，我们厂有四个，都要带薪上大学，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厂里派人外调我们，四个人中另一个叫朱式庆的也是家庭出身不好，厂里派人到我老家唐田和他父亲的劳改单位去外调。外调回来后，召集我们四人开会。召集人是厂革委会副主任彭xx，一个不知怎么上来的女青年，不过恕我直言，此人一张粗糙的大圆脸，看不出一点女性的妩媚。会上彭主任分别谈了我们四人的表现，记得她说我与反革命的父亲没有划清界限，还下乡去看望父亲，对朱式庆也有不好的评价。最后，她拿出一张纸，宣读了对我们四人各自的鉴定。鉴定按照文革中外调的惯例，写了一句“目前尚未发现有重大政治问题”。那两个家庭没什么问题的考生不做声，我和朱式庆跳了起来，强烈反对。我说：“没有发现，那就是还可能有了？”彭主任说：“那谁也不敢保证，你说怎么写？”我只好教育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彭主任，“这种格式是阶级斗争时，对有问题人的说法，我们是高考，怎么这么讲呢？不要我们上学吗？”她再问：“你说怎么写？”我说：“不好写就不写，把这句去掉。”最后彭主任终于勉强同意去掉这一句。会议不欢而散。
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厂里派政工干事曹建军去市手工业局去找局里招生办，拿到我的高考履历表，当着局里经办人员的面，把我的出生年月改回了1947年5月。这就是不要我考取呀！局里经办人员很着急，说：“年龄是多大我们不管，但是履历表是不能涂改的，涂改就作废了，这个全市第一名就无法考上了！”曹建军不管，丢下局里着急的经办人员，扬长而去。
据局里经办人事后向我讲，事情的发展是这样：他们很着急，因为下午就要把表交到市招办，于是他们决定找我要户口本，审查并重写我的年龄。当时只有厂里有电话，他们往厂里打电话，结果那天起大风，把电话线吹断了，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他们决定到我家来核实户口本，从我的履历表上找到我家地址，两个工作人员到我家来了。可怜我那头上还顶着反革命帽子的老父亲吓得不轻，他又认定这些人是来害我的，高低不肯拿出户口本，说我把户口本带到厂里去了。经办人员又好笑，又无奈，再次决定到派出所去翻我家的档案。派出所一个年轻女同志接待了他们，听说我是安庆市第一名，非常热情地在大量的家庭档案中翻找我家的档案，终于找到了，翻出了我的年龄：1947年5月16日，并写了证明材料。事情在几个素不相识的善良人手上得到完满的解决。事后局里工作人员还不忘告诉我，这个女同志姓康，是市里一把手康兆郁书记的女儿。他们还告诉我，局领导说，如果这次高校不录取我，他们就把我调到局里当秘书。
接着是漫长而着急的等待录取时间，我天天按时到厂里上班。消息不断地传来。市招办负责人，我们原安庆一中老教导主任王康先生叫人告诉我，省里长途电话说：那个安徽省文科第二名被复旦大学要了。我这才知道，我是省文科第二名，同时对这样的好事降临到我身上，有点不相信。果然接着又有消息转来，对我的年龄问题，有人写了检举信，复旦招生人员决定不要我了。最后还是王康主任告诉我，我被安徽师大录取了，他并说:也是很好的学校。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我已经在安师大上学了，一次在路上见到王康先生，他告诉我，检举我年龄问题的人是我高中同班同学!真是人心叵测呀！这样，我不敢相信地进了安师大中文系，开始的一学期我怎么都适应不了，晚上睡觉总是梦到自己还在厂里上班。
后来，我大学毕业，分到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教师。多少年后，我已经是中文系主任了，一次在安师大中文系老师孙文光先生家，他夫人王老师告诉我，当年安师大录取我时也有争议。她当时是招生人员，有人说我年龄大了，她说：文科年龄大一点没关系。
我就这样以31岁的高龄进了大学，毕业分到安庆师院时，已经35岁了。此后的时间，我一路在赶，1997年，我50岁，终于赶上了，评上了教授，当上了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此后并以我为带头人，评上了古典文学的硕士点，当上了硕士生导师。在安庆师院工作了30年，发表了80余篇论文，出版了9本书，同时也成为了国内古代词学领域的比较知名的学者。这一切的得来，甘苦寸心知!同时也感谢我的亲爱的母校，给我提供了这样的舞台。
感谢黄书元、应光耀等同学筹备出版这样一本书，让我有机会把当年的郁积一吐而快！吐出来就算了，我对于当年有意或无意构陷我的那些人，并不恨，他们这样做，也许是那个时代的畸变。在这儿，我表示原谅他们，宽恕他们! 对于我那位写检举信的同学，我实际能够找出他是谁，或者说：我心里也有数，但我多年来也从没有去调查。一切让它过去吧，就像烟消，就像云散。我感谢当年帮过我的那些人，是你们的善良和正直，给了一个无助的人以出路。我相信善有善报！
4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其间景事如幻如烟，如昨梦前尘，梦醒后剩下的就是对同学的感情，就是对母校的感恩、依恋和热爱！
孙维城2018年2月11日
修改于201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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