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词法】

          第二节 不协音律

   从宋朝开始，就有人批评苏轼词不协音律。如彭乘《墨客挥犀》云：“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李清照《词论》云：“……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意思是，苏东坡才学很高，作小小的歌词，真像从大海中用贝壳舀水那样轻松，所以词做得很好，但缺点是往往不协音律，多不入腔，不能歌唱，成为了“句读不葺之诗”，也就是不能入乐的句式长短不齐的诗。
   不协音律具体指什么？词的音律包括词的格律和乐律两个方面。词的格律是关于字数、句数、对仗、平仄、押韵等方面的格式和规律。乐律主要指宫调，由七声十二律构成。七声即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其中任何一声都可以构成一种调式。以宫声为主的调式称为宫，以其他各声为主的调式称为调，合称宫调。乐音的音高标准称为律，分六律、六吕，两者合称为律吕，七声配十二律可得十二宫，七十二调，总共八十四宫调。唐代及北宋习惯上用燕乐二十八调，这与用四弦定声是有关的。
   而李清照所指的音律似乎更严格。他在批评苏轼词不协音律后，紧接着说明音律云：“盖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即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所谓五音，指唇、齿、喉、舌、鼻所发之音；五声，指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六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她所说的音律也包括了词的格律和乐律两个方面。可见所谓不协音律是指与词的格律和乐律两方面不谐和。
   宋词的乐律早已失传，我们现在无法从乐律方面来衡量苏词是否不协，只能从格律方面来一探究竟。有人对《东坡乐府》校笺的344首词以《广韵》为依据对苏词平仄和押韵进行了研究。发现平仄不协的词有12首，占苏词总数3.5%。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前后片各7句5平韵，但“忘”字出平犯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片5句3平韵，2仄韵，后片6句4仄韵，2平韵，“醒”为平声青部。苏词用韵较宽，通押较多，共102次，占押韵总次数14.9%。不仅涉及同类通押，还涉及阴平与入声通押，甚至阴平阳平与入声通押。如寒山，元仙部通押35次；豪包，萧肴部通押7次；京青，庚生部通押8次。
   在句法上，苏词还有不拘守原有词律的特点。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话举例云：“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调则当‘点’字断句，意则当是‘花’字断句。”
   为什么苏词会出现不协音律的情况呢？难道苏轼不懂音律吗？当然不是。从上面对苏词格律分析可见，不合格律的词只占少数。而且，许多证据证明多数苏词也是能入乐歌唱的。如苏轼作《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与鲜于子骏书》）。太常博士沈遵作《醉翁操》，知琴者以为绝伦，但有其声而无词。欧阳修曾为之作词，可惜“与琴声不合”。后来苏轼为《醉翁操》重新填词，音韵谐婉。郑文焯说：“读此词，髯苏之深于律可知”（《东坡乐府笺》卷二《醉翁操》）。苏轼在定州任知府时，宴席间有人唱《戚氏》调，“调美而词不曲”。苏轼为之重新填词，“使歌妓再歌之，随其声填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而已”（吴曾《能改斋漫录》）。苏轼不但能倚声填词，还能改词就律。他在《哨遍》题序中说，陶渊明赋《归去来辞》，“有其词而无声”，他就把陶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苏轼还曾“取退之词（指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稍加隐括，以就声律”。苏轼既懂音律，为什么他的词又“间有不入腔处”呢？因为苏轼历来主张文贵自然，不愿以声律害意。正如陆游所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历代诗余》）或如晁补之所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
   苏轼有些词不协音律，表明当乐曲音律的严格要求与歌词文意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权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而不愿意受音律的严格束缚。这在普遍以词隶从于乐的北宋词坛，实属遗世独立的超前意识，有着矫枉救弊的重要意义。正如王灼所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但是，苏轼不愿恪守乐曲音律的严格约束，虽有高扬词的文学属性，使词向诗回归的积极意义，毕竟也存在对词之音乐属性重视不够的缺憾，客观上为词脱离音乐成为独立的抒情文学样式起了某种催化作用，也确实因音律问题而使他对词风、词体的伟大革新而蒙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