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词法】

          第七节  以 文 为 词

   苏轼不但“以诗为词”，而且“以文为词”，这与宋文的繁盛和“以文为诗”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宋代继承唐代韩柳古文革新运动的成果，开创了宋代新古文运动，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大量创作散文的实践，把宋代散文创作推向了高度繁荣的时期。在这样一个以文举世的时代，苏轼的古文理论及创作实践自然会影响到他的词的创作。宋代诗歌以说理议论见长，“以文为诗”已成诗坛风气，苏轼亦从字法、句法、章法上对诗进行全面改造，将宋诗“以文为诗”发展到新阶段。清人赵翼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瓯北诗话·苏东坡诗》）。苏轼自然将“以文为诗”的创作经验引入词体革新中，从形式到内容上完成了词体向“以文为词”的改造。
   苏轼是“以文为词”的开创者。《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从清彻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自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宋]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
   以文为词，指运用古文句法、章法、用语习惯进行词文学创作的一种文体表现手法。具体表现形式是议论说理笔调，散文句式，常用虚字和典故等。
   苏轼之前的词坛，词中议论较少，有也仅三言两语，篇幅较短。苏轼词大约三分之一涉及议论，而且议论篇幅增多。有的议论融贯全篇，如长调《哨遍》（为米折腰），其令词亦有通篇或大部分议论者，如《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渔家傲》（些小白须何用染）、《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多数夹叙夹议，议论与叙事、抒情结合。如《沁园春》（孤馆灯青）、《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满江红》（天岂无情）。
   当议论位于词首时，多开篇明义，点明全篇旨意，为全词定下情感基调。如“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当议论位于词中间时，则往往为夹叙夹议，承上启下，连贯词意。如“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八声甘州》）。当议论在词尾处，则结处点题，画龙点睛。如“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
   苏轼词议论中常有不少句子深含哲理。他把宋诗的“理趣”特色引进词里，不但以情致胜，而且以理趣胜。夏承焘《东坡乐府笺序》谓以理入词为苏轼首创。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西江月》）；“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
   苏轼词中的散文句式，首先表现在采用直陈其事的赋体，将古文辞赋中之句法移植入词。如“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哨遍》）。隐括陶渊明赋《归去来》，其独字领句就是一种典型的文赋句法。其次表现在词中运用议论说理或对话，基本不见意象组合句，还在句末或句中用“也”“甚”“何”“未”等表判断、疑问或陈述的虚词。如“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底。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著心里。你唤做、展却眉头，便是达者，也则恐未”（《无愁可解》）。第三，有些句式基本没有诗词句式的节奏和韵律感，是散文句式入词的特殊形式。如“九十日春都过了”（《临江仙》）；“道即浑是错，不道如何即是。这里元无我与你，甚唤做、物情之外？若须待醉了，方开解时，问无酒、怎生醉”（《无愁可解》）。散文句式打破词体语言之常格，给词体注入了新的血液，这是其积极意义，但是词句之散文化，难免损害词之美感特征，这是在运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词中常用虚字和典故，也是以文为词的表现形式，我们另篇学习。
   苏轼作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北宋文坛领袖，“以诗为词”“以文为词”是他把诗文革新精神带到词坛的大胆实践，即去浮华，重内容，倡导关注现实，抒写真情实感，扩大词的境界，同时也大胆改革词体，在词中像写散文那样，引经据典，谈古道今，纵横议论，不受束缚，开辟了宋词表现手法和写作领域新天地。
   苏轼，“以诗为词”“以文为词”遵循了吸取其他文体的艺术特点以求新变的文学演进规律，体现了文学体例间的渗透融合。他对词的传统“破体”，并没有离开词体自身的特性，是在“尊体”的前提下变革词体，使词体在保留词之本质特征的前提下从诗文中吸纳新因素以发展自身，并未将词变为诗文。但是也存在超过“临界点”的负面影响，如词中议论过多，用典使用过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词的形象性、抒情性、音乐性，削弱了词的艺术魅力。
   辛弃疾及辛派词人将苏轼的“以文为词”发展到极致，更突出地将散文笔法与精神融注于词中，主要表现在词中议论与用典的沿袭上，其中尤以大量爱国壮志词为著。同时超过“临界点”的负面因素也有所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