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诗词诗人史料研究(15)] 孟浩然到武陵之探析(2) 凌 云 清 风 二 孟浩然在武陵的两篇诗作问题 孟浩然全集中有两篇写武陵的五言律诗,即《宿武陵即事》和《武陵泛舟》,内容如下: 宿武陵即事 川暗夕阳尽,孤舟泊岸初。 岭猿相叫啸,潭影似空虚。 就枕灭明烛,扣船闻夜渔。 鸡鸣问何处?人物是秦余。 注:“武陵”,一作“武阳” ;诗题一作“宿武阳川”,又作“宿武阳即事”。 武陵泛舟 武陵川路狭,前棹入花林。 莫测幽源里,仙家信几深。 水回青嶂合,云度绿溪阴。 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 从孟浩然《南还舟中寄袁太祝》诗中内容推测,这两首诗很可能是孟浩然从岭北迴棹至武陵访袁太祝时所作。第一首诗,由于有“武陵”,一作“武阳”的版本,关于诗作的地址又有争议。 刘文刚在《孟浩然年谱》一书中考证,武阳,指眉州彭山县。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眉州》:“彭山县,本汉武阳县也”。由襄阳往广汉,武阳乃必经之地,且有川流。而孟浩然是否至广汉,在蜀中游览过哪些地方,何时还襄阳,却不可考。关于“人物是秦余”,他考证:常璩《华阳国志》载:“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至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据此,“人物是秦余”,即谓武阳人是秦军杀戮之余的后裔。所以,他认为诗题作“宿武阳川”是正确的。 浙江省武义县也向来以唐·孟浩然的《宿武阳川》诗为荣。《武义县志》还将诗中的“人物”改为“风物”。其《武义历代诗词选》还注释:“诗人于开元十七年(729)作吴越之游,从家乡出发,取道洛阳,循汴水而下,经润州、杭州、金华、武义,再去天台、永嘉。过武义宿武阳川,武阳川又名武义江”。 于是,第一首诗出现了三个写作地点:湖南武陵县、眉州彭山县、浙江武义县。不过,大多数孟浩然研究者,还是认为此诗写作地点为湖南武陵县。如最新出版的柯宝成编著的《孟浩然全集〔汇编汇校汇注汇评〕》(崇文书局,2013年3月第1版),认为该诗写作地点为湖南常德县(唐时称武陵)。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张传锡选注的《历代常德诗词选注》也认为:“此诗是孟浩然于开元十四年(726),从岭南返棹访袁太祝,初至武陵时作”。常德市还将此诗刊载于“常德诗墙”之上。 笔者认为,证明第一首诗的写作地点为湖南武陵县有三个相关的信息链。 第一,《宿武陵即事》这首诗有《南还舟中寄袁太祝》、《送袁太祝尉豫章》这两首诗为佐证,事情的来龙出脉较清晰,不象刘文刚的“眉州武阳说”仅为孤证,没有前因后果的证实。 第二,《宿武陵即事》与《武陵泛舟》两首诗可以互证。前诗写初到武陵时的黄昏至黎明之景,后诗写白天游览武陵川时所见之景。时间、地点、景物比较吻合,很可能是同一时段和地域的作品。两首诗都写到“川”、“岭(嶂)”、“船(棹)”、“潭(溪)”“猿啸”和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景物“花林”、“幽源”、“鸡鸣”、“秦余”。而且《武陵泛舟》诗题,并没有一作《武阳泛舟》的版本。
第三,“鸡鸣问何处?人物是秦余。”两句诗是最重要的证据。刘文刚只解释了“秦余”的来历,即谓武阳人是秦军杀戮之余的后裔。浙江武义县志,干脆毫无根据地把“人物”改为“风物”。他们都忽略了第一句“鸡鸣问何处?”,以及与第二句“人物是秦余”的问答关联。“鸡鸣”与“秦余”在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都有出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与孟浩然同时期的唐朝诗人写桃花源常将“鸡鸣”与“秦余”的意思相联系。如唐·包融《武陵桃源送人》:“武陵川径入幽遐,中有鸡犬秦人家”;唐·李白《桃源二首》:“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驱鸡犬入桃花”;唐·王维《桃源行》:“居人未改秦衣服”、“日出云中鸡犬喧”。孟浩然的“鸡鸣问何处?”,与下一句“人物是秦余”的回答对应起来,显然是用的《桃花源记》的典故,说明已到了桃花源的故乡武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