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词法】

                                                              第三节  豪 放 词 风

    古人对苏轼词的豪放词风，早有评论。[宋]胡寅《向乡林酒边集后序》云：“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皂隶，指旧时衙门里的差役。皂，黑色，差役常穿黑色衣服，古代称为贱役，地位很低。與和台是古代奴隶社会中两个低的等级的名称，后来泛指奴仆及地位低下的人。胡寅此说极力推崇苏轼的豪放词风，贬低花间词人和柳永的婉约词风。[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东坡词雄姿逸气”。“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清]陈廷焯《云韶集》亦云：“东坡词摆脱羁缚，独往独来，虽有一二与调不合处，而飞扬跋扈自足推倒一时豪杰”“东坡出，而纵横排宕，扫尽纤浮。”他们指出了苏轼豪放词风的一些特征。
   建国前30年，由于政治原因和思想潮流，突出豪放词风而贬低婉约词风是研究评价的主流，苏轼的主导词风是豪放几乎是一致观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豪放说虽然还保持了相当大的惯性，但独尊局面被打破，开始出现多样化的说法。已有研究者提到苏轼除了豪放词外，还有许多婉约词。对苏轼词风也陆续提出了超旷，清雄，韶秀，精警，清淡，风趣等多种说法。谢桃坊在2016年10月第1版的《宋词概论》中说到这个问题时，认为中国传统美学把风格按照美感的基本形式分为两大类型，一类为壮美，包括雄浑、劲健、豪放、疏野、冲淡、旷达；一类为秀美，包括纤秾、绮丽、缜密、清奇、宛曲、飘逸。宋词豪放与婉约之分即基于这两大类风格。从两大类风格出发，可以把握和分析某位作家或某些风格类似的作家们的主要艺术倾向。当然这决不能因此而无视或否定作家个人的风格。至于关于东坡词是豪放还是旷达等问题之争，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仅是属于概念的纠缠，表现一种艺术趣味的偏好。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苏轼词的主要词风，就是豪放与婉约两大类，本篇先学习豪放词风这一类。
   什么谓之豪放？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说：“豪就是气魄雄伟，放就是解放，不守常规；……有辞句方面的放，有内容方面的放，更有声律方面的放”。豪放，在词义上一般认为是气魄大而无所拘束的意思。豪放词往往创作视野较为广阔，境界宏大，气势豪迈，气象恢弘，笔力刚健，不拘成规。豪放风格从广义来说也可包括清旷，飘逸、雄健、疏放、简淡、明丽等多种相近的风格。
   按照上述标准，苏轼的豪放词大约近百首，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十余首。它首先表现在那些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直接或间接反映爱国主义思想的词作中。如《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阳关曲》（受降城下紫髯郎）、《浣溪沙》（怪见眉间一点黄）、《南乡子》（旌旗满江湖）等。苏轼在这方面的开拓，实为后来岳飞、张元干、叶梦得、陆游、张孝祥、韩元吉等爱国词人导夫先路，至辛弃疾而达其峰。表达忠君思想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满庭芳》（归去来兮）、《千秋岁》（岛边天外）等也可归于这一类。
   其次，表现在那些达观看待人生的得与失，从失意中寻求自我解脱的词作中。苏轼一生多次被贬谪，甚至因“乌台诗案”被捕，差点断送性命，他都能坦然处之，在老庄和佛家的超然中寻求精神寄托，旷达超脱地面对人生风雨坎坷。如“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便欲乘风，翩然归去，何用骑鹏翼”的《念奴娇》（凭高眺远）、“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
   苏轼豪放词的出现意味着词坛的异军突起，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指出向上一路，表现社会和自然中那些崇高的、伟大的、积极的东西，在词中出现了忠君报国为已任的士人，建功立业的英雄，对月高歌的诗人，挽弓射天狼的边臣，醉卧溪桥的达者，一蓑风雨任平生的逐客等形象，一新天下耳目。它从花间派狭小的表现空间走出来，将现实的社会生活内容引入词体，扩大了题材，开拓了词境，给词体带来了新的生机。而且苏轼践行豪放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风格，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多种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
   豪放词风在实践中也存在着嗜于用典，追求散化，议论过多，音律不精，失之率直，韵味不浓等缺点。这是我们现在学写豪放词应该尽量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