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诗词诗人史料研究 (24)] 刘禹锡学医的史迹（3） [诗论]
凌云清风 发布时间: 2025/3/15 8: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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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诗词诗人史料研究 (24)] 刘禹锡学医的史迹（3） 凌 云 清 风 三 医理体验和认知 刘禹锡不但积极地从事医学的实践活动，更重要地是能从这些实践活动中体验和认知出一些重要的医学观点，这些观点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他在《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中说：“常思世人居平不读一方，病则委千金于庸夫之手，至于甚殆，而曰不幸，岂真不幸邪？甚者，或乘少壮之气，笑人言医，以为非急，昌言曰：‘饴口饱腹，药如我何！’所承之气，有时而既，于祷神佞佛，遂甘心焉。”大意是，常想世界上有些人平时不学一点方药，病来了就花巨资交于庸医之手，病的非常严重了，就说自己不幸，难到是真的不幸吗？更有甚者，乘自己年青气壮，笑别人谈医术，认为这不是什么急事，还宣称：“吃饱喝好就行，方药对我没有什么作用！”由于有这种认识，那怕生病了，情愿求神拜佛，也不去求医问药。刘禹锡进而提出：“万物不可无法，谓生不由养致，其诬乎！”“率以弭病于将然为先，而攻治为后”的养生防病思想。在这里，他从医学领域，对天命论，无所作为论进行了批判。 《述病》述说自己一次生病的经历：他与仆人同因暑热而患病，一开始，他的病状轻而仆人的症状重，但因为自己不注意调理，“口不能忘味，心不能无思”，所以反倒迟迟不能痊愈；仆人则“虽饮食有念，无滑甘之思”，且不以病患为意，结果竟早于自己康复。于是，他悟出：患者的不同体质，对待疾病的不同态度，服药和调理的不同方法，都可能影响治疗效果，导致疗程长短的改变。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和“个体化辩证”的理念，也从哲学层面论述了利与钝的矛盾转化关系。 《鉴药》中，刘禹锡又自述了一次生病服药的经历：有一次，他因平日“食精良弗知其旨”，久而导致“血气交沴（血气不和畅），炀燃焚如。”医生诊断后，给他服配制的药丸，告诫他，此药有毒，不可多服，“过当则伤和”。他服后见效，几乎己经康复。但由于听信他人之言，为了巩固疗效，延时并多服用了该药丸，结果，病情加重，不得不再求医治疗。由此他领悟到：“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踬（跌到，此指不顺），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节制与宣泄），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意思是，用有毒的药治病，用解毒的药安神，两者不可改易，否则就会出现问题。如果因循守旧以应对不同的病况和药物，不明白养身需节制与宣泄的道理，就会成为损害人健康的弊端。这种反对“循往以御变”的变化思想与“过当则伤和”的适度思想，正是中医治病的传统原则，蕴涵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刘禹锡研究药方多年，深谙药理之道，他在《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言君臣必以时，言宣补必以性，言砭灸必本其输荣，言祓禳必因其风俗。剂和之宣，炮剔之良，暴炙有阴阳之候，煎烹有少多之取，挠劳以制驶，露置以养洁，味有所走，薰有所归，存诸纤悉，易则生患。”大意是：讲配药的主次必须考虑时令，讲散泄和滋补作用必须考虑药性，讲针灸必须根据人体经脉气血运行的构造及原理；讲祈祷消除灾病必须考虑当地的风俗习惯。而药剂的配合要恰当，选择与炮制药物要精良；曝晒与烤炙药物要掌握温度火候；煎煮药物要注意材料与水量的多少；搅拌药物是为了控制药性不使挥发；露置药物是为了保持药物的纯洁。药物各有所走，药性各有所归；这一切都在于仔细详备，疏忽大意就会出现问题。刘禹锡在这里阐明了根据药物的性质和规律来配合、炮制药物的方法，是其“万物不可以无法”，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思想反映。 刘禹锡非常重视精神作用对人的健康的影响，这与他“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思想是密切联系的。《天论》云：“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者。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他认为人是动物中“为智最大”者，“乘气而生”，不能听天由命，也不能无所作为，而要发挥“治万物”的能动作用。因此他“以为君子受乾阳健行之气，不可以息”（《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将刘禹锡与柳宗元寿命长短的原因作一对比分析。刘禹锡与柳宗元是挚友，刘禹锡比柳宗元大一岁，但刘禹锡活到了71岁，柳宗元只活到47岁，相差24岁。他们青壮年时期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一同进士中第，一同参与“永贞革新”，一同贬远州司马（刘在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柳在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十年后，一同回京城长安，又一同再贬远州刺史（刘在连州，今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县；柳在柳州，今湖南省柳州市）。那么为什么柳宗元会早夭呢？我分析，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因政治迫害，被贬到南方僻州，精神压抑，生活、水土都不习惯。柳宗元生长在北方，少年时短期随父在南方待过。而刘禹锡生在南方，少年时期也一直在南方，所以比柳宗元要适应南方生活。 第二，亲人的相继逝世，对柳宗元心理的打击很大。柳宗元27岁时，原配夫人杨氏就亡故了。30岁时，其姐去世。到达永州贬所后不久，其母卢氏病故，他为自己拖累了家人而非常悲伤。相隔4年，其十岁的女儿亦不幸亡故。可想而知，这接二连三的精神摧残，人何以堪！其间刘禹锡在41岁时，其妻薛氏在朗州亡故，48岁时其母卢氏在连州亡故，只是没有柳宗元的亲人死得早，死得多。 第三，柳宗元比刘禹锡写作要勤奋。就拿他们当司马那十年来说，柳宗元写了400多篇诗文，大多是文章；刘禹锡只写了近200篇诗文，而且大部分是诗歌。柳宗元长时间坐着读书写作，对身体自然有不良影响。 第四，刘禹锡学医起步较早，学得也比较精通。柳宗元是到永州后，因病才被迫学习医药的，而且学得也不太精。有一次生病，竟然被药商用老芋头充当茯苓而骗了。他当时非常气愤，曾在《辨伏神文并序》中痛陈此事。 影响一个人的寿命长短，有许多的因素，纵观上述原因，精神上的因素应是主要的。这从刘禹锡与柳宗元诗歌所反映的不同情感和心境也可以表现出来。刘禹锡坚毅、豪放的性格表现在文字上，自有一股铮铮之气：“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二首》）“明日长桥上，倾城看斩蛟。”（《壮士行》），以至白居易以“诗豪”称之，而盛赞其森然诗锋。柳宗元虽然也时有“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笼鹰词》）的激愤之句，但其诗作的基调还是比较悲凉的。如：“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仿佛有一股孤寂、寒冷之气向我们袭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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