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传统诗词鲜活旺盛长久的生命力是当代每个诗词组织及诗词研究与诗词创作者必须潜心探索的课题。这些年诗词界围绕传统诗词发展方向的讨论与探索的声音不绝于耳，诸如“守正创新”，“新旧韵并行”，“通俗化大众化现代化”等等。这些努力都是卓有成效、极其有益的，但综合起来看依然显得不够全面系统。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就当代诗词的发展方向谈一些个人的肤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坚持诗歌艺术的民族性
诗歌艺术的民族性是指不同民族的诗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有特性，它取决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语言文字特征、风土人情习惯等因素。纵观全人类，没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艺术不具有地方性、民族性，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现象。比如西方的十四行诗，这种诗体原称“商籁体”。闻一多曾经在《谈商籁体》一文中说：“商籁体读到了，印象不大深，恐怕这初次的尝试还不能算成功。”原来这种诗体结构严谨，形式整齐，音律优美，抒情性强，有押韵规则，音译“抑扬格”。我们读到的仅仅是用汉语翻译过来的文字，恐怕早已失去了诗的原汁原味美，就像中国的唐宋格律诗词翻译成英语一样，外国人能读出格律的特色和感觉吗？任何民族，任何语言，其诗歌既有其民族的特点与规范，同时又有着人类共同的特性。就传统诗词而言，民族性是其命脉所在，韵律美、意境美、形式美、以及篇幅短小精悍、内容含蓄隽永是其显著特性。诗与音乐舞蹈同源并且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前，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就决定了诗歌必然有其音律与节奏，并且这种音律节奏必然与人的身心有着一种天然的和谐感、适悦感，必然具有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表达特点等天然特性。不然怎么称为诗歌？又何来拉丁诗、英文诗、法文诗？何来《国风》《楚辞》《汉乐府》及唐宋近律？何必从体裁上来分散文小说戏剧诗歌？诗歌艺术绝对不会像我们今天某些人所说的写诗就是敲“回车键”那样简单荒唐，如果诗歌显得如此毫无规范、毫无音律、毫无节奏感，何不干脆写散文？
民族性不是在诗歌艺术方面倡导民族狭隘主义，坚持民族性并不意味排斥外来的艺术文明成果和人类普遍价值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诗词创作当然应该向古代学，向世界学，在继承中发展，在融合中提高，这是一切艺术的发展规律。文明可以融合，艺术可以借鉴，但我们学习借鉴外来文化艺术乃至宗教哲学，最终都会被中国化的，就像佛教传入被中国化一样。无论中外，经典效应是永远存在的。一部《诗经》及《古诗十九首》传诵两千余年了，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这些充满灵光的艺术经典并没有什么宏大叙事，其中“半是劳人思妇率真言情之事。”（袁枚《随园诗话》）它们篇幅短小精炼，内容深入浅出，节奏低回往复，音韵和谐自然。仅就《国风》而言，题材那么丰富平常，语言那么生动优美，感情那么缠绵真挚，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和感染力，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就因为它是民族的、艺术的、超时空的，所以令人常读常新。抛弃本民族的特性，东施效颦，移花接木，生搬硬套，管他什么现代的也好，后现代的也罢，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特性和习惯，就无法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自然也就没有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与空间，结果注定是会失败的。
二、坚持语言内容的现代性典雅性深广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文学艺术何尝不是如此？继承不是泥古，不是厚古薄今，更不是复古。我们师古主要是学习继承弘扬古典美，重在学古人的“技”，而不是学古人的“意”。具体运用到写作就是技巧要熟，立意要新，遣词要雅，感情要真。要结合时代，面向未来，要向前看，不要总是向后看。不要总是觉得今不如昔，一味跪拜在古人的脚下。如果这样，写出的作品即使放进唐宋名家里面可以以假乱真，也会被古人的光辉所淹没，就永远也走不出古人的光环与天地。没有自我，没有时代感，没有代表性，没有现实中人思想感情的共鸣，无论作品怎样高古，也不会有生命力，最终是无法传世的。
当然，是今非古和厚古薄今一样具有片面性。那种认为“旧体诗词是穿着古装跳舞”的论调同样令人不可接受。这种只注重体裁形式而不注重实质的观点，不仅是对传统诗词创作抱有一种偏见，也是对整个文学艺术形式与内容问题的一种片面性认识。不是说形式（装）不重要，但穿什么“装”应该是一个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永远是思想内容和“跳舞”的技巧。就像老歌所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一样，只要艺术之“心”的跳动始终与时代的脉搏和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相一致，只要艺术之“心”充满人性的光辉和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只要艺术技巧娴熟自如、高妙绝伦，无论哪一种体裁都可以产生不朽之作。相反，在平庸的作者手里，无论哪一种体裁都会存在弊病，岂独旧体诗词？
就艺术本身而言，诗就是诗，诗必须用诗家语来表情达意。现代名词口语入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口语不能流于油腔滑调，不能粗制滥造不加提炼。打油顺口溜虽然来得容易，却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诗词，终究登不了大雅之堂。仅是现代化大众化是不够的，诗的语言必须具有诗意性、典雅性，必须体现音韵美、意境美、形式美。胡适所倡导的“作诗如说话”（《白话文学史》）的观点不仅不宜用来指导作诗，即便是用于作文也难免有些片面。诗可以明白如话，但作诗却不能等同于说话。“革命时代”文学先驱们提出一些激进的口号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把它奉为指导诗歌创作的金科玉律就未免显得简单盲目。 胡适自己的《尝试集》足以说明他的这一主张是不成功的。毕竟书面语与口头语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何况诗歌既要精炼又要有意境，语言情思必须经过高度提炼并且借助意象方可成为诗。作为诗人，心中不仅要有丰富的想象力，笔下还要有足够的表现力，既能想得到，也能写得到，这样才能以鲜活生动典雅的语言文字表达真挚的情感和思想。无论怎样创新变化，诗词创作还是要力求传统与现实结合，主观与客观结合，形式与实质结合，典雅与通俗结合。创新固然重要，求工稳、求深厚、求广大更为重要，这是当代诗词作品的短板。诗人应该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用大情怀、大视野、大思考来写时代的诗、民族的诗、人类的诗、深广的诗。
诗词创作应该提倡大众化，但诗人却无法普及、无法大众化。诗是艺术，是阳春白雪，是美学、哲学、宗教、艺术学的结晶，是文艺桂冠上的璀璨明珠。从纯文学角度说，诗词艺术从来就是精神贵族的产品。如果诗人能够普及，恐怕诗词这门艺术就不成其为艺术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或以人人能诗，则中国已无诗矣。” 所以在诗词大众化的问题上，我们不应片面化、功利化，不能因利益而一味追求规模数量。要致力于净化当代诗坛风气，注重各种诗词刊物、诗词网站、诗词组织及社团圈子的质量和品位，尤其要防止当今因工具化功利化带来的格律诗词的滥俗化，决不能让这种流弊弥漫污染败坏诗坛。
传统诗词创作无疑要紧密联系时代，肩负社会责任，服务人民大众，但这并不等于媚俗，更不能借时代性和社会功能性将诗词工具化、功利化。艺术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一方面源于“艺术自律”，另一方面源于“社会的本质”。诗歌当然也不例外。因此，诗词创作不应丧失“艺术自律”而沦为空洞的枯燥的赤裸裸的跟风口号和工具。以《诗经·大雅》为例，虽然不乏歌功颂德一类的作品，但那是古圣先贤为了借礼乐文化恭塑人们所渴望的理想君王和理想社会，绝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阿世媚俗、大吹大擂、曲加粉饰。诗人应该把保持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和诗人应有的风骨作为基本原则，用独立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撑起诗词艺术的尊严。朱光潜在论述陶渊明时说：“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虽然这个高度与境界不是每个诗人都能够达到的，但作为诗人，我们应该把它作为艺术人生的最大原则和永恒的追求目标。
三、坚持诗词创作与理论研究并行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则是空洞的说辞。理论与实践对于任何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对于传统诗词来说，理论研究更应该走在前面，并且应该具有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诗词理论研究还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将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结合起来，将诗学与艺术学、哲学、宗教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无陈腐之味的诗词理论话语体系，而不是一代又一代的老生常谈陈词滥调。那种看似论诗、实则掉书袋以显示学问渊博的学究式论诗方法、早就应该注入新的血液和新的方法。中国古代诗论虽多，却多为诗话。这些诗话有利有弊，用朱光潜的话说：“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此言可谓的论。如果我们长期囿于古人的话语体系和方法，用一套并不系统而且缺少科学精神带有局限性的理论来指导当代诗词创作，那么我们的认知水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也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一定的局限性。长此以往，就无法突破艺术“瓶颈”，诗之长河就流淌不出清澈的活水。所以当代诗词理论研究必须全面建立科学的精神和系统的方法，把研究评论的方向由向古转而向今，将目光更多的聚焦于当代诗词创作现状与成果，摈弃门户之见和功利思想，大力评介当代诗词精品，紧密联系现代生活方式和数据化科技，从而提高当代优秀诗词作品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读者群，逐步得到社会文化群体的广泛认可和推崇，以求大开风气，形成氛围。
总之，传统诗词的复兴与发展任重而道远。只有坚持诗歌的民族性，坚持语言内容的现代性、典雅性、深广性，坚持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不忘本来，面向未来，诗词艺术才能走向无限广阔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