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与家风 “诗教”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曾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所言诗教原指《诗经》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教育作用。古圣先贤不仅重视诗歌的教育作用，并且把《诗经》列在“五经”之首。明朝大清官海瑞在《注唐诗鼓吹序》中写道：“古先王成就人才，由今考之，大抵六经并行，《诗》教为首。” 可见诗教在传统教育中的崇高地位及重要性。 “家风”又叫“门风”。是家庭成员所体现出来的教养水平、精神风貌、道德品质，是一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风气、风尚、以及行为规范。 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国度，其诗教更是源远流长。自《诗经》以降，诗歌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艺术魅力发挥着文明教化、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坚持寓教于乐，寓教于诗。中国诗歌一直秉持“文以载道”的宗旨，承载着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儒家思想和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中国古代教育是通过家庭为单位的私塾来完成的，诗教对形成忠孝传家、耕读传家、清白传家、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归纳起来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通过诗教培养孝悌家风 百善孝为先。《论语·学而》篇说:“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曾明确要求儿子孔鲤学诗，告诫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还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由此可见孔子的家庭教育是从诗歌开始的。 《诗经》里面不乏歌颂"孝“”的诗篇。例如歌颂母亲圣善及劳苦的《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又如《小宛》通过对父母的深切怀念，告诫兄弟务必以“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心继承家风，小心免祸。《蓼莪》则表达了痛惜父母辛辛苦苦养育之恩，却不能终养父母报恩德于万一的无限悲思与深情。这些著名诗篇蕴含的核心意义就是一个“孝”，诗中所体现出来的是满满的人伦情和孝道心，所发挥的诗教作用远不止诗歌本身所表达的意义。 “悌”是《诗经》中的又一重要诗教内容。《棠棣》是诗歌史上最先歌唱兄弟友爱，并蕴含理趣的名篇。这首诗说明了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表达了对家庭血缘亲情、仁爱精神、兄慈弟恭以及天伦之乐的崇尚，对中国家庭文化、道德观念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中“棠棣之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宜尔家室”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人传。“棠棣”也因此成了兄弟的代名词，可见诗教对家庭伦理血缘亲情影响之深。 二、通过诗教弘扬爱国家风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国人大多都知道陆游这首著名的《示儿》诗。陆游生在国蒙外侮、南宋偏安之际，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著名的爱国诗人仍然把未能实现国家统一的心愿以诗的形式当作遗嘱，沉痛的诗句震撼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心灵。家国情怀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更是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特有情怀。从屈原的《楚辞》到唐诗宋词直至清季，其中无数爱国诗篇有口能诵。宋元以后，因为饱受外族侵略，爱国主义和崇尚民族气节成为诗教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还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论是于谦的“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还是史可法的“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千百年来，这些爱国诗篇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诗教的重要内容，教育儿女精忠报国光宗耀祖成为天下有志父母的最大心愿。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爱国诗教起到了更为突出的作用。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警语，丘逢甲“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之《春愁》，秋瑾“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之热血诗篇，曾经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应时而起、赴汤蹈火、前仆后继，救亡图存，力挽狂澜。这些伟大的壮举是与中华民族诗教所形成的爱国家风分不开的。当然，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爱国诗教与家风不是延续历史仇恨，不是宣扬民族极端主义和狭隘思想，而是教育中华儿女要不断传承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一脉相承的伟大国魂，永保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通过诗教保持清白家风 “清白家风不染尘，冰霜气骨玉精神。”这是南宋诗人张道洽《梅花》诗中的句子。诗人借赞美梅花的高洁风姿，旨在教育人们永葆清白传家的优良家风。中华民族自古就十分崇尚清正廉洁的风骨与操守。无论文人士子，还是普通百姓，做人最讲“廉耻”。“礼义廉耻”一直被视为“国之四维”。“清白”二字向来被视为修身齐家、立身处世的高尚情操、无上荣誉、家庭门面。从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到于谦的“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类似的诗教始终是清白家风、清廉世风的催化剂。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三年为刺史二首》写道：“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诗人为官如此，治家也如此。我们从他的《赠内》诗完全可以感受领略其家风：“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黔娄固穷士，妻贤忘其贫。冀缺一农夫，妻敬俨如宾。陶潜不营生，翟氏自爨薪。梁鸿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至此千载后，传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间，不能忘其身。所须者衣食，不过饱与温。蔬食足充饥，何必膏粱珍。 缯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即使今天阅读这首诗，依然觉得意味无穷，感人至深，堪称家风家教清白传家之典范。 回顾历史，历朝历代，此类强调清白为人清白传家的诗词与诗教事例不胜枚举。“诗书为世业，清白是家传。”（宋·张伯寿《临江仙》），“清如渭川水，白如太白山。邈尔清白人，遥在山水间。至清不可淆，至白不可涅。传子复传孙，一心如一辙。山同今古色，水同今古流。清白苟不变，山水同悠悠。”（明·边贡《清白传家卷为刘安之题》）“儒门家风廉，忠诚正气传。”（清·郑板桥）等。细细品味这些诗句，无不让人觉得有一种清风扑面之感，阅读风诵这些名篇佳句不仅是一种美的享受，更是一种精神洗礼，使人的灵魂每每从中得到熏陶而不断升华。 四、通过诗教传承勤俭家风 “勤俭”自古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持家美德和传家宝。历史上励勤诫惰、倡俭忌奢的家教故事数不胜数，从曹操的《内诫令》到近代的《曾国藩家书》，从《颜氏家训》到《朱子治家格言》，历代先贤均把“勤俭”奉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备美德。追溯前代，歌咏勤俭的诗作更是比比皆是。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一直被人们奉为座右铭。诗圣杜甫同样重视勤俭家风。他的《宗武生日》诗写道：“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宋朝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不仅写过“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这样的《劝学诗》，还曾作过七言绝句安慰勉励自己的女儿朱兑。事因朱兑因招待父亲的饭菜过于简单而心怀愧意，朱熹看出了女儿的尴尬和心思，便在饭后作诗予以慰勉：“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朱熹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人，一顿便饭竟然成为家教的契机与素材，细细琢磨此事此诗，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和感染力。这里特别还要举一位不为人们熟知的清末陕西岚皋籍进士谢馨的诗教例子。谢馨曾供职于翰林院，辛亥革命前做过云南定远、蒙自知县，著有《海月楼诗文杂抄》。这位平时过着“奇温棉布被，甘美菜花羹。”的地方官员，在《辰常舟中》一诗这样诫勉家人：“呼妾理刀尺，为儿裁衣裳。儿齿年年长，儿身日日强。裁衣莫裁短，剪袖莫剪长。衣短不掩胫，袖长还弃将。我家一尺布，农家一日粮。虽有升斗禄，亦当念疲甿。俭啬自可宝，岂异天降康。感此常叹息，激歌摧衷肠。”我们今天读这首诗依然觉得平实感人。有这样的诗教，家风能不简朴纯正仁厚吗？五代时期的章仔钧说:“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曰让与忍。”可谓一语道破家风家教之真谛。好的家风的形成，一定离不开传统诗教。 在诗教长河中，除了以上典型事例，还有西汉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戒子孙诗》，这些都是用诗歌进行家教的成功范例。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也善于寓家教于诗歌，他的《命子》一诗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此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最后以“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表达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陆游是历代名人中用诗歌教育儿子最多的人，其一生写下的教子诗不下百首。除了前面列举的爱国诗篇《示儿》之外，他还写过很多教子诗。流传较广的如《示儿礼》：“燕居侍立出扶行，见汝成童我眼明，但使乡闾称善士，布衣未必愧公聊。”以及“闻义贵与徙，见贤思与齐。食尝甘脱粟，起不待鸡鸣。萧索园官菜，酸寒太学齑。时时语儿子，未用厌锄犁。”一类的教子诗。这些诗教与家风，是中华民族诗教、家教史上的一颗颗璀璨明珠，永远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传递着化育家风世风的无穷能量。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我们今天挖掘探讨这些优良的诗教家风故事，不是复古，不是倒退，而是为了弘扬伟大的中华文化，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永远留住中华根、民族魂。

竹外疏疏影，临风展素妆。 谁家一声笛，吹落雪花香。

幽栖山谷寂无闻，不向名园炫不群。 纵没蒿莱人未识，自持天性葆芳芬。

寂寂萧斋久不歌，百年光景暗蹉跎。 惯听人说迷离梦，梦里无分鹿马多。

物眠冬日暖，光镀遍山金。 苍昊清无底，一汪澄到心。

天降璇花辞旧年，数声梅笛过溪山。欲识东君先看柳，好风还。 解冻诗情流笔下，蕴香春蕾绽湖边。踏雪歌成新岁语，共平安。

毛泽东作为旷世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本无心以为诗人，但源于他的天纵之才和对诗词艺术的修养与热爱，马背之上，案牍之余，常常以诗言志，其中不乏绝唱。伟人之声，鸣必惊人。于是诗以人传，人以诗传，遂使天下风诵不绝。其情其势，自是空前绝后。大凡中国人，只要粗知文墨，没有几个不知道毛泽东诗词的，很多人对其中的名篇佳作更是能够倒背如流。作为一名诗词爱好者，近年来经过对毛泽东诗词的回味咀嚼和思考，形成了一些零碎的、肤浅的认识，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 一、英雄主义是毛泽东诗词的显著特征。 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因为中国历史悠久，朝代更迭频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渴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作为美好的愿望，总是把这种理想和希望寄托在英雄人物圣明君主身上。人们总是热情地歌颂英雄，发自内心地崇拜英雄，而那些每以天下为己任的杰出人物，总能乘时而起，高举救国救民的旗帜去改天换地。一个迫切需要，一个有能力满足需要，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无论聪明愚钝贫富贵贱都具有的情结——“英雄情结”。毛泽东作为革命家诗人，尤其具有这种“情结”。毛泽东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在《沁园春·雪》这首词中体现得最为强烈。这首词上下阕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为过渡，以时空为线索，写景与议论相结合，大气磅礴，大开大合，有如江河奔流，荡气回肠。诗人极尽铺叙之笔，历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且用“略输”“稍逊”“只识”等修饰词藐评前人，字字句句无不表现出雄视万古的英雄气概和领袖襟抱，最后烘托出词的主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谓将英雄主义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欣赏这首词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绕不开的，那就是不同的人对历史观有着不同的认知。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与诗词中所表达出来的情怀本质上虽然无法割裂，但具体感受和理解起来是有所不同的。众所知周，反映在毛泽东思想中的政治主张、革命口号、文章语录和革命实践一贯是“群众史观”或者说“平民史观”，而诗词中体现出来的则是浓厚的“英雄主义情怀”，折射的是一种“英雄史观”。无论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长沙》）“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七古·残句》），还是“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浪淘沙·北戴河》）“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七律·冬云》）等诗句，无一不凝聚着英雄主义情怀。在这一点上，也许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与看法。当然，我们是在讨论诗词艺术，而不是论讨政治话题。从艺术角度来说，每个读者都可以保留自己的兴趣与爱好，有的读者可能更乐于从艺术作品中去感受欣赏平民思想和人文情怀。我们在研究探讨毛泽东诗词的时候，在这一方面应该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 二、浪漫主义是毛泽东诗词的主要风格。 毛泽东是“扬李抑杜”的，喜欢李白李贺，不喜欢杜甫白居易。他的诗词中有时整句化用或直接引用李贺的诗，巧妙的赋予新的意义。例如“一唱雄鸡天下白”（《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天若有情天亦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从这些诗中我们完全可以发现毛泽东对李贺的喜爱程度。毛泽东的浪漫主义风格尤其体现在他的词中。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尽管有不少专业人士对这首词持有不同的观点，但笔者认为，正是这首词最能说明毛泽东诗词的浪漫主义风格。这首词的突出特点是不受韵律束缚，虚实结合，想象奇幻，大胆夸张，天上人间，纵横驰骋。虽然词的上下阕不属同一韵部（据说胡适为此还专门请教过著名学者语言学家赵元任，问按湖南方言上下阕是否押韵，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过这并不妨碍这首词的意境内容以及人们对词的理解。毛泽东何尝不知词的上下阕不同韵，他在自注中专门就此做过说明：“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可见他是为了表情达意有意转韵的，是又一“曲中缚不住者”！ 毛泽东的词从总体上看，风格偏于豪放，同时也不废婉约。豪放是现实基础上的豪放，婉约是浪漫之中的婉约。前者人们大多都很熟悉，如《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贺新郎·读史》《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后者如早年写给杨开慧的两首词。 《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两首词皆是诗家语，词雅而深致，既情真意切，又哀而不伤，通篇白描，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谁说英雄无儿女之情？真个是“无情未必真豪杰。” 三、现实主义是毛泽东诗词的核心本质。 毛泽东虽然“扬李抑杜”，不喜欢杜甫“光搞现实主义”“哭哭啼啼”，认为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但实际上毛泽东在艺术创作上是最重视“现实”，最切合“政治”的。其浪漫主义手法本就是为了更好更艺术的表现现实意义和思想情怀，更好的起到为现实服务的作用。艺术虽然具有独立性，艺术创作虽然源于艺术自觉。但这种独立与自觉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同的文艺观对艺术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往往从属于政治，甚至可以说是政治的一种附属品，艺术的存在是为为政治服务的。毛泽东作为“二为”方针的倡导者，其诗词在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鲜明，有时诗词就是毛泽东手中非常有力得心应手的一种文艺斗争工具。不仅自己的诗词具有这种效果，即使对鲁迅《自嘲》诗的解释，也会带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将其化为革命的精神与力量。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指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了晚年，诗词可以说已经成为毛泽东从事革命斗争最方便最灵活最直接的思想武器。我们从他与郭沫若的诗词唱和中可以深切体会到这一特点。诗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如《七律·读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词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 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因为他是革命家，他的诗词当然会为其革命服务。因为他是政治家，他的诗词当然会为其政治服务。毛泽东在长征中的诗词、尤其他晚年时期的诗词，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典型、更具战斗性、指导性、方向性，对中国当代以及今后的诗词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保持传统诗词鲜活旺盛长久的生命力是当代每个诗词组织及诗词研究与诗词创作者必须潜心探索的课题。这些年诗词界围绕传统诗词发展方向的讨论与探索的声音不绝于耳，诸如“守正创新”，“新旧韵并行”，“通俗化大众化现代化”等等。这些努力都是卓有成效、极其有益的，但综合起来看依然显得不够全面系统。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就当代诗词的发展方向谈一些个人的肤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坚持诗歌艺术的民族性 诗歌艺术的民族性是指不同民族的诗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有特性，它取决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语言文字特征、风土人情习惯等因素。纵观全人类，没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艺术不具有地方性、民族性，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现象。比如西方的十四行诗，这种诗体原称“商籁体”。闻一多曾经在《谈商籁体》一文中说：“商籁体读到了，印象不大深，恐怕这初次的尝试还不能算成功。”原来这种诗体结构严谨，形式整齐，音律优美，抒情性强，有押韵规则，音译“抑扬格”。我们读到的仅仅是用汉语翻译过来的文字，恐怕早已失去了诗的原汁原味美，就像中国的唐宋格律诗词翻译成英语一样，外国人能读出格律的特色和感觉吗？任何民族，任何语言，其诗歌既有其民族的特点与规范，同时又有着人类共同的特性。就传统诗词而言，民族性是其命脉所在，韵律美、意境美、形式美、以及篇幅短小精悍、内容含蓄隽永是其显著特性。诗与音乐舞蹈同源并且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前，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就决定了诗歌必然有其音律与节奏，并且这种音律节奏必然与人的身心有着一种天然的和谐感、适悦感，必然具有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表达特点等天然特性。不然怎么称为诗歌？又何来拉丁诗、英文诗、法文诗？何来《国风》《楚辞》《汉乐府》及唐宋近律？何必从体裁上来分散文小说戏剧诗歌？诗歌艺术绝对不会像我们今天某些人所说的写诗就是敲“回车键”那样简单荒唐，如果诗歌显得如此毫无规范、毫无音律、毫无节奏感，何不干脆写散文？ 民族性不是在诗歌艺术方面倡导民族狭隘主义，坚持民族性并不意味排斥外来的艺术文明成果和人类普遍价值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诗词创作当然应该向古代学，向世界学，在继承中发展，在融合中提高，这是一切艺术的发展规律。文明可以融合，艺术可以借鉴，但我们学习借鉴外来文化艺术乃至宗教哲学，最终都会被中国化的，就像佛教传入被中国化一样。无论中外，经典效应是永远存在的。一部《诗经》及《古诗十九首》传诵两千余年了，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这些充满灵光的艺术经典并没有什么宏大叙事，其中“半是劳人思妇率真言情之事。”（袁枚《随园诗话》）它们篇幅短小精炼，内容深入浅出，节奏低回往复，音韵和谐自然。仅就《国风》而言，题材那么丰富平常，语言那么生动优美，感情那么缠绵真挚，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和感染力，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就因为它是民族的、艺术的、超时空的，所以令人常读常新。抛弃本民族的特性，东施效颦，移花接木，生搬硬套，管他什么现代的也好，后现代的也罢，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特性和习惯，就无法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自然也就没有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与空间，结果注定是会失败的。 二、坚持语言内容的现代性典雅性深广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文学艺术何尝不是如此？继承不是泥古，不是厚古薄今，更不是复古。我们师古主要是学习继承弘扬古典美，重在学古人的“技”，而不是学古人的“意”。具体运用到写作就是技巧要熟，立意要新，遣词要雅，感情要真。要结合时代，面向未来，要向前看，不要总是向后看。不要总是觉得今不如昔，一味跪拜在古人的脚下。如果这样，写出的作品即使放进唐宋名家里面可以以假乱真，也会被古人的光辉所淹没，就永远也走不出古人的光环与天地。没有自我，没有时代感，没有代表性，没有现实中人思想感情的共鸣，无论作品怎样高古，也不会有生命力，最终是无法传世的。 当然，是今非古和厚古薄今一样具有片面性。那种认为“旧体诗词是穿着古装跳舞”的论调同样令人不可接受。这种只注重体裁形式而不注重实质的观点，不仅是对传统诗词创作抱有一种偏见，也是对整个文学艺术形式与内容问题的一种片面性认识。不是说形式（装）不重要，但穿什么“装”应该是一个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永远是思想内容和“跳舞”的技巧。就像老歌所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一样，只要艺术之“心”的跳动始终与时代的脉搏和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相一致，只要艺术之“心”充满人性的光辉和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只要艺术技巧娴熟自如、高妙绝伦，无论哪一种体裁都可以产生不朽之作。相反，在平庸的作者手里，无论哪一种体裁都会存在弊病，岂独旧体诗词？ 就艺术本身而言，诗就是诗，诗必须用诗家语来表情达意。现代名词口语入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口语不能流于油腔滑调，不能粗制滥造不加提炼。打油顺口溜虽然来得容易，却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诗词，终究登不了大雅之堂。仅是现代化大众化是不够的，诗的语言必须具有诗意性、典雅性，必须体现音韵美、意境美、形式美。胡适所倡导的“作诗如说话”（《白话文学史》）的观点不仅不宜用来指导作诗，即便是用于作文也难免有些片面。诗可以明白如话，但作诗却不能等同于说话。“革命时代”文学先驱们提出一些激进的口号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把它奉为指导诗歌创作的金科玉律就未免显得简单盲目。 胡适自己的《尝试集》足以说明他的这一主张是不成功的。毕竟书面语与口头语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何况诗歌既要精炼又要有意境，语言情思必须经过高度提炼并且借助意象方可成为诗。作为诗人，心中不仅要有丰富的想象力，笔下还要有足够的表现力，既能想得到，也能写得到，这样才能以鲜活生动典雅的语言文字表达真挚的情感和思想。无论怎样创新变化，诗词创作还是要力求传统与现实结合，主观与客观结合，形式与实质结合，典雅与通俗结合。创新固然重要，求工稳、求深厚、求广大更为重要，这是当代诗词作品的短板。诗人应该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用大情怀、大视野、大思考来写时代的诗、民族的诗、人类的诗、深广的诗。 诗词创作应该提倡大众化，但诗人却无法普及、无法大众化。诗是艺术，是阳春白雪，是美学、哲学、宗教、艺术学的结晶，是文艺桂冠上的璀璨明珠。从纯文学角度说，诗词艺术从来就是精神贵族的产品。如果诗人能够普及，恐怕诗词这门艺术就不成其为艺术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或以人人能诗，则中国已无诗矣。” 所以在诗词大众化的问题上，我们不应片面化、功利化，不能因利益而一味追求规模数量。要致力于净化当代诗坛风气，注重各种诗词刊物、诗词网站、诗词组织及社团圈子的质量和品位，尤其要防止当今因工具化功利化带来的格律诗词的滥俗化，决不能让这种流弊弥漫污染败坏诗坛。 传统诗词创作无疑要紧密联系时代，肩负社会责任，服务人民大众，但这并不等于媚俗，更不能借时代性和社会功能性将诗词工具化、功利化。艺术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一方面源于“艺术自律”，另一方面源于“社会的本质”。诗歌当然也不例外。因此，诗词创作不应丧失“艺术自律”而沦为空洞的枯燥的赤裸裸的跟风口号和工具。以《诗经·大雅》为例，虽然不乏歌功颂德一类的作品，但那是古圣先贤为了借礼乐文化恭塑人们所渴望的理想君王和理想社会，绝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阿世媚俗、大吹大擂、曲加粉饰。诗人应该把保持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和诗人应有的风骨作为基本原则，用独立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撑起诗词艺术的尊严。朱光潜在论述陶渊明时说：“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虽然这个高度与境界不是每个诗人都能够达到的，但作为诗人，我们应该把它作为艺术人生的最大原则和永恒的追求目标。 三、坚持诗词创作与理论研究并行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则是空洞的说辞。理论与实践对于任何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对于传统诗词来说，理论研究更应该走在前面，并且应该具有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诗词理论研究还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将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结合起来，将诗学与艺术学、哲学、宗教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无陈腐之味的诗词理论话语体系，而不是一代又一代的老生常谈陈词滥调。那种看似论诗、实则掉书袋以显示学问渊博的学究式论诗方法、早就应该注入新的血液和新的方法。中国古代诗论虽多，却多为诗话。这些诗话有利有弊，用朱光潜的话说：“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此言可谓的论。如果我们长期囿于古人的话语体系和方法，用一套并不系统而且缺少科学精神带有局限性的理论来指导当代诗词创作，那么我们的认知水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也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一定的局限性。长此以往，就无法突破艺术“瓶颈”，诗之长河就流淌不出清澈的活水。所以当代诗词理论研究必须全面建立科学的精神和系统的方法，把研究评论的方向由向古转而向今，将目光更多的聚焦于当代诗词创作现状与成果，摈弃门户之见和功利思想，大力评介当代诗词精品，紧密联系现代生活方式和数据化科技，从而提高当代优秀诗词作品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读者群，逐步得到社会文化群体的广泛认可和推崇，以求大开风气，形成氛围。 总之，传统诗词的复兴与发展任重而道远。只有坚持诗歌的民族性，坚持语言内容的现代性、典雅性、深广性，坚持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不忘本来，面向未来，诗词艺术才能走向无限广阔的新天地。

遥看城外烟村白，水岸依稀一抹霞。 试作郊行不辞远，好乘春雪赏梅花。

夜阑风雨叩芸窗，晓看园中湿海棠。 娇艳不胜春露冷，日高幽榭晒红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