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笔忽疑文气尽，心思郁结困新篇。逍遥枕上听山雨，寂寞堂前识杜鹃。月映寒江星作客，愁生孤馆醉成眠。从今莫问武陵事，小棹轻舟入夕烟。

《庄子》一书中，庄周在那个信奉神明的年代提出了“无神论”的观点，对于认识论和宇宙观、以及伦理思想展开了阐述。庄子在哲学上，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学说，认为“道”是客观真实的存在，把“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在我看来，庄子与老子最重要的相通之处在于“大道至简”，对于世界万物的基本原理，以最简单的语句阐述，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周王朝崇拜的最高神明为" 天" ，认为它是世界的最高主宰，并与宗法制度与祖先崇拜相结合，将周天子称为" 天之元子" ，使" 天" 又成为周天子的祖先，从而提高与巩固了周王的地位与权威。将神权与王权结为一体，增加了政权的神圣性。受到周王朝传递下来的观念影响，至春秋时期，各地诸侯并起，各自为政，政权下移，周天子的统治权名存实亡。其神学理论"以德配天" 已不堪一击，人们很自然地认为社会的变化是周天子失德的体现，宗教神权遂产生了动摇与下移，诸子百家对神学也展开各自阐述，孔子也把其宗教观概括为"敬鬼神而远之"[①]而庄子把“天”赋予了自然的含义，“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②]庄子认为知道大自然的作用，知道人的作用，是最高的知识。知道自然的作用，懂得宇宙万物的形成；知晓人的作为，是用他智慧所通晓的知识哺育、熏陶他智慧所未能通晓的知识，直至自然死亡而不中途夭折，这恐怕就是认识的最高境界了。《庄子大宗师》中所说的“天”实际上是自然，万物的规律，并非具有人格化特点的神明。“天与人一体”、“天下一气耳”等阐述“天人关系的语句贯穿《庄子》全篇，实际上，这也是对鬼神存在的否认，是封建时代神学统治后期，打破思想桎梏，提出无神论思想的重要内容，展开对人自身的思考，对人生的哲学角度观察。从古至今，“永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③] 大地把我的形体托载，并且用生存来劳苦我，用衰老来闲适我，用死亡来安息我。所以，把我的存在看作好事的，也就因此而可以把我的死亡看作是好事。此后千年，苏子瞻继承了庄子相对主义的方法论，于黄州赤壁写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④]变与不变，无论宇宙还是人生，都是相对的。如果从变的角度来看，人生百年，顷刻即逝，即使是向来所追求的天长地久，也不过须臾之间都不曾保持常态；而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宇宙万物固然无穷无尽，其实人生也一样绵延不息。五百多年后莎翁借哈姆雷特之口说出：“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生存即毁灭，毁灭亦生存。我们力求安稳的生存时，我们就必须接受可能在毁灭自己精神上满足的生存的事实。反之，如果当我们做好面对未知生活的准备后，也许就可以迎来自己所坚定的精神上满足的生存。《庄子》并没有对宇宙观展开十分详细的论证，而是在部分篇目论述中有所涉及。“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⑤]庄子对于宇宙的本质至上而下展开了层层描述：第一层是“未始有物”，意思是从来就没有任何物质存在过；第二层是“有物矣，而未始有封”，意思是认为有物，但“未始有封”，也就是说明宇宙是无限大的；第三层是“有封，未始有是非”，意思是宇宙和万物都是有界限的，但从来没有是非，宇宙观影响我们的世界观，进而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观，认为宇宙“未始有是非”，那么宇宙就只是“存在”而已，如此便可返璞归真；最下层认知是“有是非，道亏而爱成”，如果认为宇宙本身有是非，那便是人为地割裂了存在，背离了道，产生了偏爱。“齐物”不是抹煞事物的个性，泯灭是非对错的界限，恰恰是要正视事物的不同。庄子所表达“齐物”的意思就是万物齐一，万物平等的意思，更本质的是指万物所遵循的规律是一致的，也就是“道”相同。万物虽然形式各异，变换万千，但本质和规律是一致的，既然万物齐一，那庄子认为，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和万物融为一体。伦理道德方面，庄子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庄子》中有不少篇幅讲到人与天的关系。庄周继承了孔子“生死由命，富贵在天”[⑥]的宿命论，抛弃了强调人事的思想，同时否定了老子“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⑦]所强调的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点。《庄子·大宗师》中说：“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的道德是自然之道，是与孔子社会伦理道德观相对的一种个体生存的道德观。庄子认为道德是事物和人类的自然本性，它不是外在于人，而是人内在的真性情。庄子所提出的“忘天下于天下，以天下忘天下”，具有遁世色彩的消极观点，也正反映了庄子本人的真性情，在《庄子·逍遥游》第一篇就提到大自然自由的生命，生命自由，万物自由。庄子生活的时代给了他极大风险，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庄子都无法安心的享受物质生活。他从内心里对财富感到鄙夷，宁愿生活贫困，不甘于被名利所束缚。“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⑧]，若没有任何束缚，心灵便可以得到解脱，从而获得灵魂的解脱和自由，这才是庄子所求。大道至简，世间万物的规律在《庄子》中由繁入简。庄子始终从人的问题出发，以是否符合人性作为衡量一切关系的标准，他以“道”观物，反对世俗的知识和道德观，还原它们的本真之美，把人与世界的功利关系转变为审美关系，把人的现实生存世界转变为审美生存境界。[①]《论语·雍世》[②] 《庄子·大宗师》[③] 《庄子·大宗师》[④] 苏轼《赤壁赋》[⑤] 《齐物论》[⑥] 《论语》[⑦] 《道德经》[⑧] 《庄子·秋水》

他是一个政治家，执政期间造福地方人民，为人津津乐道；他是一个文学家，一生创造无数诗词歌赋，为后世所吟咏；他更是一个生活中的艺术家，历经宦海沉浮，却不忘初心。苏轼，一个在中国文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才子，一生创作无数诗词佳句，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豪迈，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款款，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的清新雅致。苏轼跌宕一生，却心神安宁，平淡自然，在我看来，莫过于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罢。 苏东坡可以说是宋代为数不多的文政兼擅的一个人，也正是这出人的才干给了他一段坎坷的人生旅途。他的文采，用林语堂的话说，堪比西方文坛巨匠莎士比亚，以人物论，有好似英国小说家萨柯雷。他在政坛上叱咤风云倒有几分像法国的雨果，而他动人的特点又如英国作家约翰生。光从这点看，便可知苏轼此人令人捉摸不透的个性与人生。 说到苏东坡，就不得不提起王安石。苏东坡有一身浩然之气，王安石变法出现了种种弊端，苏东坡写出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现出他个人的气质与风格，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精神。苏东坡反对变法失败被贬至杭州。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苏东坡的名声是伴着他的贬谪越传越远，越传越大了。他在詹洲的文章，竟不需几月就能传到京师，成为得势者喉中鲠住的鱼骨。于是一贬再贬、越贬越远，便成了苏东坡人生的常态。“你啊，满肚子不合时宜。”侍妾朝云竟是这样聪慧，一语道破苏东坡的宿命。 也许正是苏轼那不合时宜的个性，使得他他远离了尘世的喧嚣，回归与清纯与空灵。他习惯了淡泊，他明白了如何应对困难。苏东坡具备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超凡脱俗，刚正不阿，坦坦荡荡，使他任何环境中处世泰然，宠辱不惊。正所谓“诗人不幸诗家兴”，“乌台诗案”， 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我想，从来没有人外方贬谪的足迹有遍布这么广的，也从来没有人在贬谪期间过得这么安然恬淡的，连政敌都嫉妒了。我觉得除了耳熟能详的儒释道完满融合的原因之外，还有几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第一，是文学的支持，在穷乡僻壤，写作是他的重要内容，有诗、有词、有信件、有墓志铭、有经典注疏，这时，他写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功用目的了，而是完全抒发本心，所以他的成就才更大。当文学回到了写本心的位置，才有了不朽的价值。第二，是众多的朋友，苏东坡有很多交往一生的朋友，每到一个地方，也广交朋友，寻访奇人异士，他对朋友倾心相待，信任有加，好多引为知己。他像一株散发着特殊气质的君子兰，吸引着三教九流的朋友，就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第三，则是情趣广泛，苏东坡仿佛一个精力充沛的老顽童，精神饱满。民间留下不少有关苏东坡的传奇佳话。用当今的话来说，苏东坡是一个十足的“吃货”，他在诗词中，也多次提及美食——“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等，不一而足。 在贬谪期间，俸禄微薄，但这并不能阻止一颗“吃货”的心，他独创的东坡肉，东坡肘子等美味佳肴流传至今，也让后世了解了这个大文豪充满生活情趣的一面。也正是喜爱美食这一点，可以看出苏东坡的生活态度是积极乐观的，是充满热爱的。可以想象得到，在官场混迹一日的苏东坡，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亲自下厨，一碗冒着热气的东坡肉，便能扫清一身的俗尘，给内心一缕温暖。这一碗东坡肉，是他阔达的体现，亦是给予其力量的源泉。 苏东坡一生几经浮沉，接二连三的贬谪打击没有让他感到沉痛不堪，唯独丧妻一事，使得苏东坡回首时沉浸于悲痛。“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到爱妻王弗早逝，感慨万千，远隔千里，无处可以话凄凉，话说得极为沉痛。其实即便坟墓近在身边，隔着生死，也无法话凄凉。这是抹煞了生死界线的痴语、情语，极大程度上表达了苏东坡孤独寂寞、凄凉无助而又急于向人诉说的情感，格外感人。接着，“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又将现实与梦境相并论：阴阳两隔这么多年，你我若相见，你也应该认不出我了，我早已满面风尘，鬓如霜雪。明明她辞别人世已经十年，却要“纵使相逢”，这是一种假设，是深沉、悲痛，而又无奈的，可见情之真切。 在时空交错的季节里，温文如玉般的男子如一粒微小的星辰般存在着，为世界万物记录下灵感闪动的刹那。那惊鸿一瞥早已使人迸发全部的热情与爱意，将所有的苦难转化为光明、微笑，使人爆发出令人咋舌的力量。也正如林清玄说的，在烟中腾云过了，在雨中行走过了，生命的事情一经过了，却是枉然。然而苏轼的一生并不“枉然”，千百年来，苏轼的诗词文章乃至他笑对苍茫的人生态度，对后世文人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苏轼更以其多姿的艺术形象和深刻的人文精神永远占据着中国文学史辉煌的一页。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不同于东坡自己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前者心中已无恨怨，已无荣辱，心自释然，当下就是最好；后者却心中仍有怨恨，仍有荣辱，总想遁世而去，而这世，却是遁不去的。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起起落落，荣辱成败，莫不是一阵风雨一阵晴。面对变幻莫测的人生，弹冠相庆也好，唉声叹气也罢，都不能改变即成的事实，何不轻带蓑衣，随遇而安，我心安处，便是吾乡，那儿“也无风雨也无晴”。

冻云暗淡，对长河如镜，孤星明灭。瑟瑟风中催客梦，万点寒山难越。应念江南，柳条尚软，不似愁时节。陇头人在[1]，鬓边犹落霜雪。还记年少逍遥，夏花春色，醉五陵城阙。听惯瑶台金缕曲[2]，轻看人间离别。苦忆从前，已成碎影，且莫题新阕。九州之下，天涯皆洒明月。[1]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范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2]《金缕曲》：指唐代杜秋娘所唱之《金缕衣》曲。因其中有“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之语，后遂用为爱惜年华之典。

江月照平沙，惊起寒鸦。清秋入夜怎堪嗟。纷乱年来人未老，听遍琵琶。羁旅近天涯，野径横斜。残楼老火煮山茶。行客悠然应只在，万里烟霞。

十年风雨尽归尘，旧梦依稀假作真。何以穷思沽酒客[1]，徒然独似泣歧人[2]。忽如隔世中山醉[3]，犹未逢时北国春。且棹轻舟云上去，沙鸥数点入烟津。[1] 司马相如典[2] 阮籍典[3] 喻忘怀世俗。

无端寒月忆东风，景与时人尽不同。星落纷纷沧海外，怅生渺渺华胥中。雪浮远野千山素，梅卧残岩一点红。拟借琼花成小酿，且留他日共晴空。

如果说把中国古代的这些个文人排一个人气榜，我觉得前三名大概是苏轼，杜甫和李白，但是热搜上的最多的应该是非东坡莫属，他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全才。文学的巨人，艺术的大师，历史上有很多批评杜甫的学者，苏轼其实也不缺少反对者。几乎所有的反对者都会对苏轼取得的巨大成就说上一句名不副实，实则都是很杰出的任务。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相爱相杀，王安石的变法到了那一步已经不是听不进去不同的声音，而是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然后苏轼自请离京，做了杭州通判，然后兜兜转转，密州，徐州，湖州。苏轼没忍住这一肚子不合时宜，上书湖州谢表，被被新党利用，乌台诗案爆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1]”新党欲要置苏轼于死地，最后还是王安石一句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并在弟弟苏辙、好友王诜等人的努力之下苏轼免于一死。接着又兜兜转转，黄州，没去成的汝州，登州，接着还朝。这时候已经是司马光重启为相，王安石新党被打压，苏轼东山再起，可是，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再次爆发了。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以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然后一贬再贬，杭州，颍州，惠州，扬州，定州，儋州，最后身逝常州。我们常常说，苏轼这个人三教和一，而历代文学家似乎都不缺乏以苏轼这种境界为目标的人物，他之前，他是集大成者，他之后，他是无法超越的先贤。南怀瑾先生曾经说过：“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2]”这也是读书人士大夫的最高境界，苏轼或许不是第一流的文学家，不是第一流的书法家，不是第一流的美食家等等，但是他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子。宋人所倡导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兼容。苏轼没有超脱这个时代的限制，他是宋代文学的最好成就，也体现了宋代的文化精神。他屡次被贬，却没有效仿陶葛，隐居山林，坚持着儒家的入世精神，而生活上更多的是庄禅的旷达态度：执着超脱，无往不可。因为儒学始终是他的主导思想，故一生未离仕途，终身贯注着正视现实，关心国计民生的积极入世精神。即使晚年困厄岭外，一身难保，依执着地表示“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3]”。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所以他可以写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可以写的出“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可以写得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正是跳出山外看世界，却又可以做那山中逆旅的一个行人 。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使苏轼在逆境中照样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1]摘自苏轼《自题金山画像》[2] 摘自 南怀瑾《参悟人生》[3]摘自苏轼《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其一》

羡君怒马走章台[1]，吟句常常引玉杯。失意且随云入夜，多情可伴雁归来。行文莫惜生花笔[2]，对策应持倚马才[3]。待到他年金榜日，可堪赠我一枝梅[4]？[1]章台走马：形容风流倜傥。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2]生花笔：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梦笔头生花》：“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3]倚马才：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閒得利。”南朝梁·刘孝标注引《文选集注》卷四十九〈三国名臣序赞注〉引臧荣绪《晋书》云：“袁宏好学，善属文，谢尚以为豫州别驾。桓温命为安西参军。温北讨，须露布文，呼宏使制。宏傍马前，手不辍，俄顷而就。”[4]赠梅：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范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帘前夜雨润苔痕，小径残花正断魂。僧扫闲云堆寺角，松邀野鹤入山门。倦人可有荆王梦[1]，俗客何来北海樽[2]？漫看秋光岚雾里，晨星几点落荒村。[1]荆王梦：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2]北海樽：《张璠汉纪》曰：孔融拜太中大夫，虽居家失势，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士。常若不足，每叹曰：”坐上宾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