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刚上初中。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声。村口的公共食堂刚刚解散，家家户户重新起灶，可灶膛里能烧的，不过一把野菜、几粒糙米。那年头，能读上初中的人不多——我是自己苦读应试，凭成绩考上的。录取通知书攥在手里的分量，和今天的孩子考上大学没什么两样。

可考上了，还得读得起。

我要住校，每天的口粮，是父兄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每天半斤米，每餐一二两，用油纸层层裹紧，妥帖塞进我的布书包。

另外还有一竹筒龙糠粉。

那是稻壳磨成的粗糠，在铁锅里炒得焦黄，再碾成细粉，一筒足有一斤，要管我一个礼拜。父亲反复叮嘱："不到饿得实在撑不住，千万不要动它。"

龙糠粉入喉刺痒，却是那年月救命的东西。村里家境稍好的人家，能托关系买到掺了米皮的细糠，炒出来带着淡淡米香，下咽尚且顺畅。我们家穷，买不起好的，只能挑最便宜的纯稻壳糠，半点米皮都掺不起。母亲守在灶台前翻炒，浓烟熏得双眼通红，焦糊与谷物的气息满屋飘荡，我蹲在灶边，悄悄咽下一次次口水。

炒干碾细的糠粉装进竹筒，成了我身上最珍贵的物件，日日随我往返学堂。每餐一二两米根本填不饱肚子，往往上午第三节课过半，腹中便空空作响，如同擂鼓。我总会趁老师不留意，悄悄摸出竹筒，指尖捏一小撮糠粉含在口中，靠唾液慢慢软化，一点点咽下。粗糠磨得喉咙阵阵发痒，独独那股焦香，能给饥肠辘辘的我一丝踏实。

有一幕往事，时隔六十余年，依旧历历在目。

那是一节语文课，授课的是我的大表哥。他既是我的先生，也是我的亲人。那日课文是陆定一的《老山界》，他在前头诵读，我们齐声跟读，稚嫩的读书声填满整间教室：

"我们决定要爬一座三十里高的瑶山，土名叫越城岭，古名叫老山界……"

大表哥转身面向黑板，粉笔落在木板上，"笃笃笃"的声响清晰规整，一笔一划写得端正。

趁此间隙，我的手偷偷探进抽屉，拧开竹筒盖子，两指捏起一撮龙糠粉飞快送入口中。

糠粉干涩粗粝，瞬间卡紧喉咙。我不敢吞咽，亦不敢吐出，只能紧闭双唇，任由唾液缓缓浸润粉末，满口都是厚重的焦糊糠香。

大表哥写完板书回身，目光扫过满堂学子，稳稳落在我的身上。

我心头猛地一沉——被他看见了。

他没有当众戳破我的窘迫，只是微微眯起双眼，唇角几不可察地动了动，随即放下粉笔，拍去手上灰尘，语调平和地发问："谁来说说，红军翻越老山界，遭遇了哪些艰难，又是如何咬牙克服的？"

话音落下，他的视线直直望向我。

"你来讲一讲。"

我慌忙站起身，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聚拢过来。课文方才齐读完毕，行路难、吃饭难、睡觉难、处境难——红军靠着必胜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一一克服。这些话就在我嘴边，滚瓜烂熟。

可口中堵着粗糠，一旦开口便会尽数洒落；用力下咽会发出突兀声响；吐在桌面更是无处遮掩。

我只能僵立原地，双唇紧抿，满面通红，如同泥塑一般动弹不得。

教室里静得吓人，唯有窗外竹叶被风吹动，沙沙轻响。

大表哥静静望着我，沉默片刻，轻轻一声叹息，抬手示意："坐下吧。"

整堂课余下的时光，我再也不敢触碰那只竹筒。

下课铃响，同窗尽数散去。大表哥悄悄走到我身边，从怀里摸出半块尚有余温的红薯，塞进我手里，只低声说了一句："读书再苦，也要顾好身子。"

后来我才知晓，那半块红薯，是他日复一日从自己的口粮里省下来的。

六十余载岁月匆匆而过，山珍海味早已尝遍，可心底最难忘的滋味，依旧是那一筒龙糠粉，是半块带着体温的红薯，是含在口中不敢下咽的粗糠，还有黑板上"笃笃笃"不停的粉笔声。

不忘1961年，凭一己苦读考上初中，饿着肚子仍背着行囊奔赴学堂的清晨；不忘父兄们从牙缝里省出口粮时布满厚茧的手掌；不忘母亲炒糠时被烟火熏红的双眼；更难忘大表哥立于讲台诵读《老山界》，以沉默包容少年窘迫，又以半块红薯托住一个饥饿孩子的尊严。

那段岁月苦吗？苦。累吗？累。饥饿袭来时，前胸紧贴后背，煎熬万分。

可只要能安稳坐在教室，听先生诵读文字，与同窗一同读书，心底便满是安稳与盼头。红军翻越老山界，凭的是不屈的意志；贫瘠年月里，我凭着苦读考入学堂、坚守书桌，依靠的亦是同一份执念——熬过眼下的苦，坚持读下去，前路总有曙光。

口中难咽的粗糠，与长征路上将士们咽下的万般艰辛，本质上并无不同。

人这一生，行路万里，尝尽百味，总有几种滋味刻入骨髓。并非滋味绝佳，只因里面藏着父兄的疼爱、母亲的辛劳、师长的善意、时代的印记，留给当年那个少年最珍贵的信条：

**纵忍饥挨饿，亦要读书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