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着诗家语，名高品亦低

引言

自《诗经》成集以来，经过先秦、汉魏、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以迄今天，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是以诗经、楚辞、汉魏古诗、唐诗、宋词、元曲等为标志的。

五四运动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也为现代旧体诗词复兴之嚆矢。

1920年初，以徐志摩、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试图在传统的旧体诗、按谱所填的词中，注入新的情感与思想，成为现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先驱。

1930年的抒情诗运动与1937-1945年代的战时抒情诗运动，许多旧式文人，通过传统的诗词作品，表达个人的生死别离、国家的救亡图存。

1949年后，现代新诗运动风起云涌，旧体诗词的复兴进入不敢亮相的儿女扭捏状态。

1956年下半年，中国作家协会创办《诗刊》杂志。1957年1月25日，《诗刊》创刊号以《旧体诗词十八首》为总标题，发表毛泽东十八首诗词。国人第一次知道，古代的诗词，今人也可以写，而且写得还不赖。现代旧体诗词的复兴，勃然蔚起，直至今日。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今天，作为文学一门的诗词（曲赋）楹联创作队伍，保守地估算，也已经须以千万计；创作的作品则如恒沙数。这当然显示出诗词（曲赋）楹联文化在当代的广泛影响力。

但是，由此出现的“诗思潮”也是惊涛拍岸的——

首先是“新旧对垒、互相攻讦”：写新诗的看不起写旧诗词的，认为不合时宜；写旧诗词的看不起写新诗的，认为没有文化。殊不知，新诗、旧诗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呈现方式，是汉语言在二十世纪后一体两面的现实存在；它们正确的相处方式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不是势不两立、互为仇雠。

其次是“科层协会，官长为范”：千百万从事诗词（曲赋）楹联创作的人，依据各自的因缘际会，绝大多数都从属于所谓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的协会、学会，个案中还出现了村级协会；这对推动、促进诗词（曲赋）楹联文化的复兴与创作当然是好事。但毋庸置疑的是，因为地域因素形成的天然条块分割，各类各级协会、学会成立之初，就鲜明地打上了诗词（曲赋）楹联“行政区划”的区域与行政两大色彩；而担任各类各级协会、学会会长、主席者，多半从各类各级行政单位退下来的人担任，长久以往，在协会、学会圈层内外，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与形成了“官长为范”的痼疾：创作方向上、上刊评比上、交流评论上，往往以官长方向为方向、以官长水准为水准。尤其是以当时某个重大社会事件、重大节庆、传统节日以及各地各级配合政府重大社会、经济活动命题创作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好作品当然有；但绝大多数的作品，叙写的基调，往往如公众场合信誓旦旦的宣示，选用的作品，往往以是否具备“正能量”为标准。

第三是“千人一腔、万众一词” ：诗词（曲赋）楹联，因其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美）、无形的图画（情境美）、立体的音乐（形式美），往往基于作者个人对外在世界的独特观感，借助“三美”形式创作出来的，因此，必须要有独特的真感情、优美的真语言、完备的真形式。否则，写出来的东西一无自我、二无真情、三无风雅、四五讽喻，全都是口号标语、熟语套话，与孔子树立的“兴观群怨”诗教传统大相径庭，与王安石提出的“诗家语”之说格格不入……

曾几何时，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诗词星河，淌过楚辞的瑰丽、汉魏的风骨、唐诗的磅礴、宋词的精致、元曲的酣畅，成为中华大地上千古不灭的文心与诗魂。

然而，观照当下旧体诗词创作的浩荡潮流，虽言复兴，其纷繁表象之下，却潜藏着深重的危机。创作的“恒沙数”作品，并未必然堆积出一座新的艺术高峰，反而在喧嚣中凸显了诗魂的漂泊与诗心的蒙尘。其症结，恰在于诗教传统的集体遗忘与“诗家语”的普遍失落，这是笔者以“不着诗家语，名高品亦低”看待当下局面的初衷所在。

一、症结探微：诗魂沉疴与语言痼疾

当下诗词界的困境，其症结深刻而多重，非止于表面纷争。

其一，精神贫血与“兴观群怨”的退场。中国传统诗教的核心，在于“兴观群怨”。它要求诗歌能感发意志、观察世情、沟通群体、抒发忧愤。反观当下大量创作，此精神已严重退场。作品或沉溺于琐碎的个人情趣，或无病呻吟；更大量的是在“命题作文”模式下，沦为应景应制的宣传工具。当诗歌失去对个体生命真诚的凝视、对社会现实深刻的关怀、对历史进程独立的批判，便抽离了其最珍贵的灵魂，徒留华丽或直白的空壳。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真诚，而当创作被功利与浮名驱使，真诚便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其二，“诗家语”的失真与审美惰性。北宋王安石首提“诗家语”概念，意指诗歌那区别于日常口语和散文逻辑的、高度凝练、富于意象和韵律美感的独特语言体系。它是营造“语言美、情境美、形式美”的基石。然而，当下创作普遍存在“诗家语”的严重失真。大量作品语言干瘪，意象陈腐，套话连篇，近乎“老干体”的滥觞。它们或如分行的口号，或如格律正确的说明书，唯独缺乏语言的淬炼与意境的营造。这种“失真”，暴露的是创作者艺术感受力的迟钝与语言驾驭力的贫弱，是面对丰厚古典传统时的集体审美惰性。

其三，机制僵化与价值导向的偏移。“科层协会，官长为范”的生态，加剧了上述症结。各级诗词协会本应是切磋艺事、提振风雅的平台，却在行政化色彩浸染下，一定程度异化为新的“权力场”与“名利场”。当“官长方向”成为“创作方向”，“官长水准”被视为“评判水准”，艺术的独立性与批评的严肃性便无从谈起。这种机制助长了跟风创作与歌功颂德的风气，使得“千人一腔、万众一词”成为常态，进一步扼杀了艺术的个性与创造力，使“兴观群怨”中的“怨”——那份珍贵的批判精神——几乎无处容身。

二、机制溯源：传统断层与时代症候

问题的形成，非一日之寒，其机制错综复杂。

教育体系的断裂。现代教育体系重理轻文、重实用轻修养的倾向，导致传统国学素养，尤其是古典诗词的创作规范与审美范式，在国民教育中严重缺失。多数爱好者仅凭热情入门，缺乏系统训练，对声韵、对仗、意象、比兴等“诗家语”基本功掌握不足，对“温柔敦厚”又“不失讽喻”的诗教精神理解肤浅。

时代语境的变迁。五四运动虽为旧体诗词注入新思，但其倡导的白话文主流，客观上使文言创作语境逐渐远去。生活在现代汉语环境中的作者，要熟练运用一套相对陌生的语言系统进行艺术表达，本身就面临巨大挑战。加之信息爆炸时代，快餐文化盛行，沉潜涵泳的创作心态与精雕细琢的“苦吟”精神难以维系。

评价机制的异化。协会组织的繁荣，若缺乏健康、专业的内部批评与学术引领，便容易滋生圈子文化与人情评论。以“正能量”为单一尺度的简单化评判，取代了基于艺术本体、思想深度的多元评价，导致作品思想扁平化，艺术表现同质化。追求“上刊”、“获奖”的功利驱动，远超过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

三、破局之道：重铸诗教与回归诗心

面对沉疴，非无良药。关键在于正本清源，知行合一。

首先，须重倡诗教，涵养诗心。必须在社会层面，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与创作群体中，重新强调“兴观群怨”的诗学传统。鼓励诗人将笔触深入时代洪流与个体生命的深处，书写真感受、真性情、真思考。诗歌可以歌颂，亦可以批判；可以宏大，亦可以幽微。核心在于回归诗的“言志”与“缘情”本质，恢复其与广阔人生和深邃心灵的连接。各类媒体与刊物应担起责任，推出更多有风骨、有见识、有真情的佳作，树立标杆。

其次，须锤炼“诗家语”，提升艺术功力。创作者需怀有对语言的敬畏之心。要潜心向古典经典学习，涵咏体味，掌握诗词格律的基本规范。更要懂得“遗形取神”，不是机械模仿古人词汇，而是领悟其意象营造、意境开拓、语言凝练的法门。鼓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锤炼精神，摒弃陈词滥调，追求“意新语工”。批评界应敢于对虚假、空洞的“伪诗家语”发声，引导创作风向。

再次，须优化生态，树立学术权威。各级协会组织应着力去行政化，强化学术主导。领导职务应由德才兼备、具备深厚学养和艺术成就的专家担任，而非视作安置闲职的所在。建立健全以作品艺术质量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开展真诚健康的文学批评，打破“官长为范”的痼疾。同时，利用网络平台，促进新旧诗体的交流互鉴，实践“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想，共同丰富汉语言的表达疆域。

结语

诗词的繁荣，绝非协会林立、作品海量的表面热闹，而在于是否有扛鼎时代的杰作，是否有烛照人心的诗魂。唯有当千万创作者自觉接续千古文脉，以内心的真诚驱散浮名的迷雾，以语言的淬火锻造艺术的精金，中国这片“诗的国度”，方能在新世纪的文化星空中，再次找到属于自己那璀璨而不朽的坐标。否则，一切的喧嚣，终将不过是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一抹浮光，随风而逝，无痕无迹。

但愿，笔者的“不着诗家语，名高品亦低”这句判词，只是一句无妄之词；即便如此，仍愿以此与同道中人共勉！

     乙巳中秋前二日 于退盦  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