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诗潮到汉俳创作：娄德平的浪漫主义溯源

文/何山

在当代汉俳本土化发展的多元创作谱系中，娄德平以累计三万余首的创作体量与雄奇奔放的艺术风格，确立了其不可替代的代表性地位。与主流汉俳创作普遍承袭日式“物哀”审美传统、偏向雅致空灵的路径不同，其作品始终裹挟着原生性的旷野生命力与宏阔的精神张力，在近三十年的汉俳民族化探索进程中构建了独树一帜的创作范式。基于对其已公开出版的五千余首汉俳文本的系统性研读，可以发现其创作的精神内核与浪漫主义表达体系，与19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的农村群众诗歌存在跨越半个世纪的深层文化渊源。这种跨代际的艺术关联并非零散的风格偶合，而是覆盖创作逻辑、精神指向与生产形态的整体性同构，构成了当代汉俳研究领域极具特殊性的典型样本，也为学界梳理当代汉语短诗对特殊年代民间文艺遗产的承接路径，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观察维度。

二者的同源性首先直观体现于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体系性同构。两类创作均突破了中国古典诗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传统审美规约，以超验性的想象逻辑打破现实物理边界，构建了独有的表意体系：大跃进时期的农村群众诗歌以“玉米秆儿穿九天，粗粗壮壮顶上天”“一脚踢倒山尖尖”的叙事，将日常农事物象升华为凌驾于自然秩序之上的宏阔载体，完全脱胎于集体劳动场景下原生的民间创造力，未经过文人创作体系的修饰过滤；娄德平汉俳中“扯起银河放风筝”“一堆篝火煮黄昏”“借片云来擦把汗”等文本，同样以无拘无束的想象力打通天地与日常的边界，将银河、暮色、流云等远在人类活动范畴之外的宇宙物象，转化为可被主体随意调度的生活化审美对象，这种原生、粗粝且极具冲击力的夸张逻辑，与半个世纪前的群众诗歌创作形成了清晰的脉络承接，完整保留了民间文艺最本真的浪漫质感。

更深层的精神共鸣，来源于二者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绝对高扬。大跃进时期的群众诗歌以“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直白呐喊，彻底消解了传统旧体诗中“天人合一”的内敛叙事逻辑，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置于自然规律之上，完全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创作中常见的个体渺小感叙事，确立了集体劳动语境下“人定胜天”的精神主体性；娄德平汉俳中“我要把太阳喊出来”“双肩扛起万重山”等表达，同样延续了这一精神脉络，彻底跳出了传统汉俳依附的日式“物哀”审美框架，未沉溺于残花、落叶、薄暮等幽微意象的感伤书写，反而将集体劳动淬炼出的蓬勃生命力完全注入仅十七字的极短短制中，为原本偏向轻浅的汉俳体裁赋予了承载厚重精神重量的艺术可能性。

这种跨代际的艺术关联并非偶然的风格巧合，而是特定时代精神在创作者个体身上的深度投射。娄德平青年时期完整亲历了大跃进的社会文化语境，亲眼见证了田间地头群众性赛诗活动的普及场景，墙报上随处可见的农民即兴创作构成了其最早的文艺启蒙记忆；其后作为东北煤矿工人的长期从业经历，让其在数百米深的井下集体劳动场景中，持续接触到工友间口耳相传的即兴歌谣与劳动顺口溜，这种完全扎根于生产实践的民间文艺浸润，为其后续的汉俳创作埋下了原生浪漫主义的精神种子。二者的同构性还体现于创作生产形态的高度契合：大跃进时期的群众诗歌运动以“全民参与、日产百篇”的高产特征打破了传统文人创作的慢节奏规约，大量无专业创作背景的普通劳动者在集体情绪的感召下爆发出惊人的创作爆发力；娄德平自2016年启动汉俳创作以来累计产出作品超三万首，创作高峰期单日成诗可达百首，大量作品均生成于行走途中、会客间隙等碎片化场景，几乎不存在传统文人“两句三年得”的苦吟痕迹，这种喷涌式的创作状态，与半个世纪前的群众性诗歌运动形成了清晰的跨时空呼应。

需要明确的是，娄德平的汉俳创作并非对大跃进时期农民诗歌的简单复刻。其以数十年参与东西方艺术交流的阅历与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完成了对原生群众浪漫主义的艺术提纯：既规避了部分大跃进诗歌脱离现实的空泛叙事缺陷，又将长期沉淀的底层劳动经验、东方禅思与跨文化视野自然融入十七字的汉俳体制中，最终将特定年代的集体浪漫冲动，升华为兼具个人辨识度与文化厚度的成熟艺术风格，实现了对这一特殊时代民间文艺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也为汉俳的民族化探索开辟了一条完全区别于传统雅致路径的、扎根于民间生命力的全新方向，填补了汉俳发展谱系中面向劳动群体、承接民间文艺脉络的重要学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