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的老渡口，已经废弃快十年了。水泥柱子静静地站在浑浊的水里，石阶缝里长出了倔强的野草。偶尔有附近的老人，提着马扎，在这里静静地坐上一个下午，看江鸥飞来飞去，看轮船拖着长长的水痕驶向天际。而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等一个人。

他叫周伯，是我父亲那辈的老党员，也是这渡口最后一任摆渡人。他虽退休多年，却依旧精神矍铄。我这次来，是为了给《支部生活》的专栏找一些即将消失的“红色记忆”。

“记者同志，你来早了。”周伯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江水般的温厚。他递给我一瓶水，在我身边的石阶坐下，目光投向江心，仿佛那里仍有一条木船，正破浪而来。

“那时候，没有桥。”周伯的故事从一句叹息开始。“两岸十几个村子，人、货、牲口，娶亲的、看病的、上学的，都得靠我们这两条木船。鸡叫第一声就得起来，星星出来全了才能收工。冬天，手冻在橹把上，撕下一层皮；夏天，毒日头能把人晒脱形。”

“那……觉得苦吗？”我问。

“苦？”周伯笑了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那时候的人，皮实。脑子里想的，是东村张家的媳妇要生了，夜里也得有人候着；是西村李家的学生娃赶考，千万不能误了点。船是公家的船，人是组织上的人，这江上的路，就是咱的阵地，得守住。”

他用了“阵地”这个词。没有硝烟，却有风浪；没有枪炮，却有一份沉甸甸的托付。我想起父亲常说的，他们那代人的信仰，是“做事情，就要有做事的样子”。

“最险的一次，是七九年的大汛。”周伯的声音低沉下来，“江水一夜涨了三四米，像一头咆哮的黄兽。上头来了命令，必须把对岸一批紧急防汛物资运过来。风大浪急，船像片树叶，一浪过来，江水就没过了半条船。副手是个小年轻，脸都白了，说‘周伯，太悬了，等小点再走吧’。”

“您怎么决定的？”

“我说，”周伯转过头，眼里有光，“咱们是党员。‘党员’两个字，平时是秤砣，压着你踏踏实实；要命的时候，它就是胆！”

那一次，他们搏了四个多小时，把物资抢运了回来。船靠岸时，人都快散了架。但周伯记得，对岸的乡亲们举着马灯，在暴雨里站成两排，没有欢呼，只有一片寂静的注视。那目光里的东西，让他觉得，值了。

“后来，桥修通了，汽车呜地一下就跑过去了，谁也不再需要这慢悠悠的渡船了。”周伯拍了拍身下的石阶，语气里有自豪，也有淡淡的落寞。“下岗那天，我们把两条船擦得干干净净，交给了国家。就像送走老战友。”

我翻开采访本，却发现记录寥寥。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从这位老人口中讲出，竟如这江水平静流淌的表面，所有的激流与暗礁，都沉淀在了深处。

夕阳西下，给渡口的一切都镀上了金边。我们准备离开时，一个骑单车的少年停在路边，好奇地朝这边张望。他可能从未见过真正的木船，更无法想象，这里曾是一个世界的枢纽。

周伯却眼睛一亮，他走过去，和气地问：“学生仔，知道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吗？”

少年茫然地摇摇头。

“这里是渡口。”周伯一字一句地说，像在传授一句重要的口令，“渡人过江，也渡‘责任’和‘信任’过江。”

少年似懂非懂，点点头，骑车走了。

回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周伯最后那句话。时代的大江，不舍昼夜。宏伟的跨江大桥取代了摇晃的木船，飞驰的高铁超越了颠簸的轮渡。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效率。

可有些东西，或许不该被如此轻易地“渡”过去。

那是风雨如晦时，掌舵者“我先上”的胆气；是长年累月中，对平凡岗位“守得住”的钝力；是面对群众期盼时，那句无声却重于千钧的“有我在”。

那是一种比钢铁更坚固的“渡”，渡的是初心，是使命，是即便工具与战场早已天翻地覆，那份“做事情，就要有做事的样子”的魂。

我合上几乎空白的采访本。或许，这次寻访最珍贵的收获，并非一段可供书写的历史，而是一个渡口。夕阳铺洒江面时，老人的侧影嵌在余晖里，他望向江心的眼神凝着沉沉的波光，那眼神在说：桥，能渡人；但有些东西，需要用心去“渡”。车子开上那座雄伟的跨江大桥，江风吹得很大。我突然明白，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应该有个“渡口”。它不是让我们走得更快的工具，而是提醒我们为什么出发，又要肩负什么，然后继续向前。